也是水湄

张晓风（台湾）

    那条长几就摆在廊上。

    廊在卧室之外，负责数点着有一阵没一阵的晚风。

    那是四月初次燥热起来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坐在廊上，十分不甘心那热，仿佛想生气，只觉得越来越不负责，就那么风风雨雨闹了一阵，东渲西染地抹了几许颜色，就打算草草了事收场了。

    这种闷气，我不知道找谁去发作。

    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不认，我还是不同意。春天不该收场的。可是我又为我的既不能同意又不能不同意而懊丧。

    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似乎每件事都被什么阴谋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了，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并不在那条几上，正如我规规矩矩背好的身份证上长达十几个字的统一编号，背自己的邻里地址和电话，在从小到大的无数表格上填自己的身高、体重、履历、年龄、籍贯和家庭。

    可是，我一直知道，我不在那里头，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空白，在一瞬眼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我是纵身浪中而不属于浪的白。

    也许所有的女人全是这样的，象故事里的七仙女或者田螺精，守住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执一柄扫把日复一日地扫那四十二坪地（算来一年竟可以扫五甲地），象吴刚或薛西佛那样擦抹永远擦不完的灰尘，煮那象“宗教”也象“道统”不得绝祠的三餐。可是，所有的女人仍然有一件羽衣，锁在箱底。她并不要羽化而去，相信自己曾是有羽的，那就够了。

    如此，那夜，我就坐在几上而又不在几上，兀自怔怔地发呆。

    报纸和茶绕着我的膝成半圆形，那报纸因为刚分了类，看来竟象一垛垛的砌砖，我恍惚成了俯身城墙凭高而望的人，柬埔寨在下，越南在下，孟加拉在下，乌干达在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土在下……

    夜忽然凉了，我起身去寻找披肩把自己裹住。

    一钵青藤在廊角执意地绿着，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肯好好看它，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委屈的还是悲壮的。

    我决定还要坐下去。

    是为了跟夜僵持？跟风僵持？抑是跟不明不白就要消失了的暮春僵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要去睡，而且，既不举杯，也不邀月，不跟山对弈，不跟水把臂，只想那样半认真半不认真地坐着，只想感觉到山在，水在，鸟在，林在，就好了，只想让冥漠大化万里江山知道有个我在就好了。

    我就那样坐着，把长椅坐成了小舟。而四层高的公寓下是连云公园，园中有你纠我缠的榕树，榕树正在涨潮，我被举在绿色的柔波上，听绿波绿涛拍舷的声音。

    于是，渐渐地，我坚持自己听到了“流水绕孤村”的潺缓的声音，真的，你不必告诉我那是巷子外面新生南路上的隆隆车声，车子何尝不可以“车如流水”呢？一切的音乐岂不是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首之间庄严吗？于无弦处听古琴，于无水处赏清音，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何况，新生南路的前身原是两条美丽的夹堤，柳枝曾在这里垂烟，杜鹃花曾把它开成一条“丝路”，五彩的丝，而我们房子的地基便掘在当年的稻香里。

    我固执地相信，那古老的水声仍在，而我，是泊船水湄的舟子。

    新生南路，车或南，车或北，轮辙不管是回家，或是出发，深夜行车不论是为名是为利，那也算得是一种足音了。其中某个车子里的某一把青蔬，明天会在某家的餐桌上出现，某个车子里的鸡蛋又会在某个孩子的便当里躺着，某个车中的夜归人明天会写一首诗，让我们流泪，人间的扯牵是如此庸俗而又如此深情，我要好好地听听这种水声。

    如果照古文学学者的意思，“湄”字就是“水草交”的意思，是水跟岸之间的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带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 我有时简直不敢轻易出口。

    今夜，新生南路仍是圳水，今夜，我是泊舟水湄的舟子。

    忽然，我安下心平下气来，春仍在，虽然已是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夜了。正如题诗在壁，壁坏诗消，但其实诗仍在，壁仍在，因为泥仍在，曾经存在过的便不会消失。春天不曾匿迹，它只是更强烈地投身入夏，原来夏竟是更朴实更浑茂的春。正如雨是更细心更舍己的液态的云。

    今夜，系舟水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情意，我可以把车声宠成水声，把公寓爱成山色的。

    就如此，今夜，我将系舟在也是水湄的地方。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疯权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那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

我为白菜狂的日子

莫言

    12岁那年，一个临近春节的早晨，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我去找个篓子来。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透过矇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两棵较大的白菜从墙上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行的拐角处，小时被牛踩了一脚，一直长得不旺。我和母亲格外关照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脸上洋溢着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去集市的路上。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我的手很快冻麻了，篓子跌在地上，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根跌损了。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小心又匆忙地下到沟底将它抱上来放进篓子。我知道闯了大祸，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再打骂我，只用一种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

    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将篓子放在七姥爷的旁边，就让我去上学。我也想走，但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了白菜的价钱，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又用枯柴一样的手指，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厌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惊讶地看着我。母亲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洁白的菜帮。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抱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母亲因偏头痛，算了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根草棒，用刚学的乘法，在地上算着。我报了一个数字，母亲跟着报出。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露出一沓纸票，沾了些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尖锐的目光在我脸上戳了一下，然后移开。

    我放了学回家，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三棵白菜都躺在蜡条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泪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美国〉欧·亨利

    证券经纪人哈维·麦克斯韦尔事务所的机要秘书皮彻，在上午九点半的时候，看到他的老板和那个年轻的女速记员一起匆匆进来，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诧异和惊奇。麦克斯韦尔飞快地说了声“早上好，皮彻”，就朝他的办公桌冲去，仿佛要跳过它似的。接着，他就埋头在一大堆等着他处理的信件和电报里。

    那个年轻姑娘已经替麦克斯韦尔当了一年速记员。她的美丽是一般速记员所没有的。她并不采用那种华丽诱人的庞巴杜式的发型。也不戴什么项链、手镯、鸡心之类的东西。她根本没有准备接受人家邀请去吃饭的神气。她的灰色衣服虽然很朴素，但穿在她身上非但合适，而且文雅。她那俊俏的黑色无边帽上插了一支金绿色的鹦鹉羽毛。今天上午，她身上有一种温柔而羞怯的光辉。她的眼睛梦也似的晶莹，她的脸颊桃花般的娇艳，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神色和追怀的情调。

    皮彻仍旧有点好奇，注意到她今天早晨的举止有些异样。她不像往常那样，径直走进她办公桌所在的套间里去，却有点踌躇不决地逗留在外面的办公室里。有一次，她挨近麦克斯韦尔的办公桌，近得仿佛要让他知道自己在场。

    坐在办公桌前的人简直成了一部机器；它是一个忙碌的纽约市的经纪人，由那些营营作响的齿轮和正在展开的发条推动着。

    “哦——怎么？有事吗？”麦克斯韦尔粗声粗气地问道。他那些拆开了的信件堆在那张杂乱的办公桌上，好像舞台上的假雪。他那锐利的灰色眼睛唐突而不近人情，有点不耐烦地扫了她一下。

    “没事。”速记员回答道，微笑着走开了。

    “皮彻先生，”她对机要秘书说，“麦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有没有对你说起另请一个速记员？”

    “说过。”皮彻回道，“他吩咐我另找一位。昨天下午我就通知了介绍所。”

    “那么，在有人顶替之前，”那年轻女人说，“我照常工作好啦。”她说罢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把那顶插着金绿色鹦鹉毛的黑色无边帽挂在老地方。

    谁没见过一个生意大忙时的纽约经纪人，谁就没有资格当人类学家。诗人歌颂了“灿烂的生命中一个忙碌的时辰”。对经纪人来说，不但时辰是忙碌的，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也都忙碌不堪。

    今天正是哈维·麦克斯韦尔的忙日。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开始痉挛地吐出一卷卷的纸条，电话机犯了不断营营发响的毛病。人们开始拥进事务所，在栏杆外探进身来向他呼唤，有的高兴，有的慌张，有的疾言厉色，有的刻薄狠毒。送信的小厮捧着信件和电报奔进奔出。事务所里的办事员跳来跳去。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和火山爆发；自然界的剧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小规模地重演了。麦克斯韦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跳到电话机旁，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

    正在这个忙得不可开交，愈来愈紧张的当口，经纪人忽然瞥见一堆高耸的金黄色头发，上面是一顶颤动的丝绒帽子和驼毛帽饰，一件人造海豹皮的短外衣，是一个从容不迫的年轻姑娘。皮彻正准备介绍。

    “速记员介绍所派来的小姐，来应聘的。”皮彻说。

    麦克斯韦尔打了半个转身，双手还捧着一堆纸张和股票行情的纸条。

    “应什么聘？”他皱皱眉头说。

    “应聘当速记员。”皮彻说，“昨天你吩咐我打电话，叫他们今天早晨派一个来的。”

    “你头脑搞糊涂了，皮彻。”麦克斯韦尔说，“我干吗要这样吩咐你？莱斯利小姐在这儿的一年里工作令人十分满意。只要她愿意继续干下去，这个职位永远是她的。对不起，小姐，这儿并没有空位置。皮彻，赶快向介绍所取消要人的话，别再引谁进来啦。”

    那个年轻姑娘愤愤离去。皮彻在百忙中对速记员说，老板近来好像越发心不在焉，越发容易忘事了。

    业务越来越忙，节奏越来越快。麦克斯韦尔像一部高速运转，精巧坚固的机器——紧张万分，开足马力，正确精密，从不犹豫，言语、动作和决断都像钟表的机件那样恰当而迅速。证券和公债，借款和抵押，保证金和担保品——这是一个金融的世界，其中没有容纳人类世界或是自然界的丝毫空隙。将近午餐时间，喧嚣暂时平静下来。

    麦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边，手里满是电报和备忘便条，右耳上夹着一支自来水笔，一绺绺的头发凌乱地垂在前额上。他的窗子是打开的，因为可爱的女门房，春天姑娘，已经在大地的暖气管里添了一些热气。

    窗口飘进了一股迷惘的气息——一股紫丁香优雅的甜香，刹那间使经纪人动弹不得。因为这种气息是属于莱斯利小姐的；是她的，只是她一个人的。

    那股气息使她的容貌栩栩如生地，几乎是触摸得到地显现在他眼前。金融的世界突然缩成一个遥远的小黑点。她就在隔壁房间里——相距不出二十步远。

    “天哪，我现在就去。”麦克斯韦尔脱口说了出来，“我现在就去要求她。我不明白为什么早不去做。”

    他一股劲儿冲进里面的办公室，像一个做空头的人急于补进一样。他向速记员的办公桌冲过去。

    “莱斯利小姐，”他匆匆开口说，“我只有一点空闲。我利用它来说几句话。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我实在没有时间用普通的方式跟你谈情说爱，但是我确实爱你。请你快回答吧——那帮人正在抢购太平洋铁路的股票呢。”

    “喔，你说什么？”年轻女人嚷道。她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他。

    “你不明白吗？”麦克斯韦尔着急地说，“我要求你跟我结婚。我爱你，莱斯利小姐。我早就想对你说了。所以事情稍微少一点时就抽空跑来。他们又打电话找我了。皮彻，让他们等一会儿。你肯不肯，莱斯利小姐？”

    速记员的举动非常蹊跷。起先她似乎诧异得愣住了；接着，泪水从她惊讶的眼睛里奔涌而出；之后，她泪花晶莹地愉快地笑了，一条胳臂温柔地勾住经纪人的脖子。

    “我现在懂得啦，”她柔声说，“这种生意经快要把你打垮了。起初我吓了一跳。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哈维？我们昨晚八点钟在街角的小教堂里举行过婚礼啦。”

重新做人

[美]欧•亨利

    看守来到监狱制鞋工场，吉米·瓦伦汀正在那里勤勤恳恳地缝着鞋帮。看守把他领到前楼办公室。典狱长把当天早晨州长签署的赦免状给了吉米。典狱长说：“你明天可以出去啦，以后别砸保险箱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

    第二天，他离开监狱回到自己住处，推开墙壁上的一块暗板取出一只蒙着灰尘的手提箱。那是一套样式俱全，用特种硬钢制造，最新式的工具，有钻头、冲孔器、摇钻、螺丝钻、钢撬、钳子和两三件吉米自己设计，并引以为自豪的工具。半个小时后，他换了一套雅致称身的衣服，手里提着那只抹拭干净的箱子。

    一星期之后，印第安纳州里士满发生了一件保险箱盗窃案。两星期后，洛根斯波特有一只新式防盗保险箱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本·普赖斯调查后宣布说：“那是‘花花公子’吉米·瓦伦汀的手法，他又恢复营业了。”

    一天下午，吉米·瓦伦汀带着他的手提箱搭了邮车来到艾尔摩尔。一位年轻姑娘穿过街道，在拐角那里打他身边经过，走进一扇挂着“艾尔摩尔银行”招牌的门。吉米·瓦伦汀直勾勾地瞅着她，忘了自己是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她垂下眼睛，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有吉米这种气宇和外表的年轻人在艾尔摩尔是不多见的。

    吉米用拉尔夫·迪·斯潘塞的姓名在一家旅店登了记，……一阵突如其来，脱胎换骨的爱情之火把吉米·瓦伦汀烧成了灰烬，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拉尔夫·斯潘塞先生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开了一家鞋店，买卖很兴隆。

    一年后，他赢得了当地人士的尊敬，也得到安娜贝尔的父亲银行家亚当斯的器重，她非但爱他，并且为他骄傲，他们决定在两星期后结婚。一天，吉米在他的房间里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老朋友：

    下星期三晚九点钟到小石城沙利文家。我已经不干那一行啦。我开了一家很好的店铺。如今我老老实实地过活，两星期后，我将同世上最好的姑娘结婚。她相信我。我非见你不可。工具我送给你并随身带去。

    你的老朋友：吉米

    吉米发出这封信之后的星期一晚上，本·普赖斯乘了一辆租来的马车悄悄到了艾尔摩尔……

    第二天早饭后，家里的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到商业区银行去——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已出嫁的姊姊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九岁。路过吉米住的旅店，吉米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拿上了手提箱。等一会儿将由多尔夫·吉布森赶车送他去沙利文那。

    艾尔摩尔银行最近安装了一个新的保险库，亚当斯先生得意洋洋地把它的构造解释给斯潘塞先生听，斯潘塞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好像不很感兴趣。这时候，本·普赖斯逛了进来。突然间，女人当中发出了一两声尖叫。在大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九岁的梅好奇地把阿加莎关进保险库。老银行家跳上前去，呻吟着说定时锁没有上，暗码也没有对准。”阿加莎的母亲发疯似地用手捶打着保险库的门。有人甚至提议用枪。安娜贝尔转向吉米，她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但并没有绝望的神色。“你能想些办法吗，拉尔夫——试试看，好吗？”他瞅着她，眼睛里露出一抹古怪的柔和的笑容……

    他把手提箱打开，敏捷而井井有条地把那些闪亮古怪的工具摆出来，十分钟后，这打破了他自己的盗窃纪录，他打开钢闩，拉开了门。阿加莎几乎吓瘫了。

    吉米·瓦伦汀穿好上衣，来到柜台外面，向前门走去。半路上他模模糊糊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喊了一声“拉尔夫！”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门口有一个高大的人几乎挡住了他的去路。“喂，本！”吉米说道，脸上还带着那种古怪的笑容，“你终于来了，是吗？好吧，我们走。我想现在也无所谓了。”本·普赖斯的举动也有些古怪。“你认错人了吧，斯潘塞先生。”他说，“别以为我认识你。你的马车在等着你呢，不是吗？”

    本·普赖斯转过身，朝街上走去……

烟火漫卷^①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①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