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桥边》

----伯尔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或更低的数字；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10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像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25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4点到8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不落别处

    在盛夏的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他土头土脸，相貌丑陋，怪怪地穿一件很厚的褪了色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破旧的毛衣。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

    他很少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我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陆上的河马。

    如果是中午，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面前，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

    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和衣而睡。

    我观察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的街头，连最炽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

    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

    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奖券使我感到心安。

    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和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红塑料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和他并不相配。

    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料套，由于手的笨拙，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也十分艰难。

    “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有空缺的几颗牙，说出充满乡音的话。

    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着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

    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你这样会冷吧！”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

    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纯净的善意，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发酸。

    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

    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品质，它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它美丽地落下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情书

秦牧

    “写什么呢？”县城城隍庙侧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侧着头问，他已经架起铜边眼镜，在信纸上面写起“亚荣夫君爱鉴”六个字，现在正等候写字摊对面坐着的乡下妇人陈述这封信的内容。他，现在缩处在这闹市的一角摆摊子，从铜边眼镜里射出一种看透一切的淡漠眼神，一面等着那妇人开腔，一面烦躁地在心里想道：“这笔生意又是难做的了。”

    荣嫂挑菜进城卖，卖完了就下决心私自寄一封信给丈夫。她现在把箩筐扁担都放在墙角，低头想着要说的话，那个盘着头巾，老实，结巴嘴，上颚掉了两个牙齿的丈夫的影子在她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她叹一口气，说道：“先生，你就这样写吧！说自从你跑开以后，家中大小都还平安，就是记挂着你，你来信说，对婆婆要孝顺，我又不是没分寸的人，她年纪老，爱多说话，我就让她，不过老实讲一句哪，亚荣，你妈有时真没理讲，好像前天吧！我在炒菜，她一踏进厨房就骂我‘败家精’，说我一烧烧四条柴，出力抽去两条，你想想，两条柴怎么架得起来？她骂了半天，不过我也不去顶她就是了！阿婆腿生疮，舂了几次扁柏给她贴，现在好点了！大仔肚子多毛病，就是湿热，现在好一点了！”说着，见卧云居士并没有写半个字，只把笔在拇指上按着，她畏怯地说了一声：“先生，就这么写吧！我不会讲哪。”卧云居士打了一个呵欠，就写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家中大小平安，阿妈大儿虽有小病，尚幸托天之佑，已渐告痊，贱妾自知孝顺婆婆，夫君可释锦念。”写后，毕剥一声弹了一下指甲，翘一翘下巴：“怎样啦？”

    荣嫂在他写时呆呆望着他的笔杆。二个月前那一个黑夜，丈夫背个包袱到香港去了！香港是怎样一个地方？在她脑子里这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都爱装扮，似乎是个发光的有香味的城市，亚荣就在街尾一间客栈歇脚……禁不住卧云居士一问，她定一定神道：“这么说吧！日子艰难自然艰难，不过下田的事，你不在，我也可以担当得起，现在佃李家的那一亩七，就种菠菜、芥菜和黄萝ト，那只猪，现在也有四十斤！将来卖了还地租，或者也够的。现在就是只挂你，唉，我也不知你在外头怎么了？我说啦，阿荣什么钱都可以省，这寄信的钱省不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家都牵肠挂肚。”说到这里，不禁眼眶一热，心想现在他可不知道怎样了？是穿得整整齐齐坐在人家铺子里当伙计呢，还是在做小买卖？他做的汤圆是吃好的，但香港人也爱吃汤圆么？敢情是变了心？敢情是病了？她眼睛微红，吞一吞口水，继续道“就是牵挂他，叫他在外要小心，一个人只要不懒，饭总有得吃，不过也不要太拖磨了！出外人，有钱就寄几个回来，家里虽我一个人可以支撑，然若外头有几个钱回来帮补，屋顶可以修修，免得下雨天时像个水潭一样。婆婆托人写信要你回来，你可千万莫听她，她老人家，就只想见儿子，哪会思前想后，他给你的信说乡下现在平静了！哪里会平静呀，又在抽丁，这一次抽得更凶，老二，坤兄，廉叔都拉去了！”顿了一顿想起丈夫也许会因为她规劝他不要回来而怀疑，有一阵极浅的红晕泛上她的面颊，她说：“一家团圆，有说有笑的，谁不想呀！这种年情，没办法。但愿有天平静，你平平安安回来，我们烧猪还神。”卧云居士仍在捻着胡髭，他想起了悦来栈新到了一批烟膏，是正式的云土，他又想起他妻子究竟一天买菜瞒着他储蓄了多少钱，并不很注意这位顾客的啰苏，听到这儿，却不禁轻轻点头 ， 趿起拖鞋，顿顿脚，又振笔疾书，一大段话，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简单的几句罢了：“耕事贱妾自知打理，在外小心为要，有钱望多寄家用，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写完了又向荣嫂道，“讲话讲简单点，这又不是两口子在房里聊天，是信呀！告诉他两地平安，有钱寄回家来，乡下家里有什么事，一便一，二便二，就得了，明白吗？

    “我们乡下人不会讲话，”荣嫂歉然地破涕一笑，想起写字先生指点的话，就沉吟道：“你和他说乡下就是整天派丁派粮，观音山出了老虎，自从他出门以后一连咬死过两个人，我们割山草现在不敢走得那么深入啦。山草割得少倒无谓，就是那些中央军呀，一过境就到你堂屋里来，看到灶头没山草，椅子也破来烧，那只三脚椅，本来请人配只脚就好用的，好死不死，给那些保安队劈去当柴火烧，三更半夜，你又怎敢出房来瞧一瞧呢？那只狗也给红烧了！他们一来，我把猪都拖到床下底呀，一言难尽就是了！你先生对他说，千万不可回来，乡下不成世界啦！”卧云居士一面听，点点头，这次不再写什么了，只在已写好的“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几个字旁画上圆圈。

荣嫂当他动笔时，心内有一个念头在起伏着，就不知道说好还是不说好，最后终于叹了一口气，沮丧地说：“你和他说，他在外头不可听信人言呀，也不知道外头的人把那事说成怎么样了。”卧云居士的眼睛不禁一亮 ， 微笑问道：“什么事啦！”荣嫂简直哭泣的声音回答道：“乡公所那个死鬼队丁老七咯，亚荣走后不够二十天，我从田里做完活走过官路，好死不死的，他走出来拉我一把，死不要脸讲些不三不四的话，喊了起来，有人赶来他才走开。”她的面上有一阵热潮，又叹息道：“在乡下现在倒没人讲什么闲话，就是他在外头，不知道听人家讲成怎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来了一封信就没有第二封，明明去了足三个月呀，去时是十一月二十六，现在三月都开初了！先生，你对他说我不是坏女人，我进了他谢家的门，就不会玷辱他谢家的神主牌。叫他在外头好的照料自己，不可吃生冷，一个月喝几次凉茶，现在就企望他在外头身子好，万一他有个三长二短，这个家就不像个家啦！”说到这儿，喉咙像给什么东西塞住，又落下泪来了，卧云居士叹息道：“别哭咯，香港地，不知道多舒服，你牵挂他做什么？还有么？”荣嫂摇摇头表示没有了！卧云居士就咳了一声，写下最后的几句：“贱妾素知自爱，多下强徒虽思非礼，惟贱妾矢志坚贞，恪守妇道，但蜚短流长，夫君万勿听信流言，在外一切珍重为要，两地平安。”最后，侧起头问她姓什么，荣嫂嗫嚅道“姓王”，他就写下“妻王氏敛衽”几个字。

    最后问地址写信封，荣嫂从腰兜里掏出一个纸团来，里面包着一封破旧的信，卧云居士勉强辨察字迹，发觉那上面写的是香港一条巷的“翠香茶居”留交，并没有直接通讯处。

    荣嫂放下钱，拿了信，揣在怀里，一路问着人家“先生，邮政局在哪里”，挑着空箩筐挤在墟期^①的人丛中，感到满怀温暖。

    这封信到了香港的“翠香茶楼”，连同其他信摆在台后的架子上，一直放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人来取，那个每夜在附近街道上铺四张报纸睡觉、经常给大皮鞋踢醒的咕哩^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的咕哩说，亚荣在香港捱不下去，已经回到乡下，说是思前想后，跟乡亲们上山也好。

（本文有删节）

【注】①墟期：集市，粤地方言。②咕哩：苦力，粤地方言。

白采

朱自清

    ①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②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③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

    ④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⑤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⑥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

    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0号第2期）

朋霍费尔^①从五楼纵身一跃

蔡东

海德格尔^②行动筹划了已有半年，总是快成了，到底又没成。

以前，周末的时候，身为科大哲学老师的乔兰森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跟学生聊哲学，他说话不紧不慢，很随意地引述原典，一派闲逸迷人的风度。

那会儿，他才四十出头，圆寸发型很精神，身材又瘦高，站起来在阳台上踱步时，一步一步，像风吹动起铜管风铃，连脚步声都是清脆的。即使当着学生的面，她看他的眼神里也掩藏不住爱意。

说起来，她也算个热衷于家事的女人，兴头上跑几个超市买材料就为做一道程序烦琐的新菜。但现在大部分时候，她提不起兴致来，日子一天一天失去了柔韧性，心绪没来由就是恶劣无比。她听到了日子发出的声音，规律的让人听久了会发狂的声音。

现在，周素梅准备陪着丈夫，在回放里一集一集地找《天天饮食》看，看烦了就换成《西游记》。感谢电视，要是没有电视，这几年她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谁知他说不看，没什么好看的。

她说：“要不，就睡会儿觉去?”他茫然地摇摇头，说：“我想做个木匠。”

生病后，他说话就没头没脑地，但今天这句话还是让她愣住了。木匠?做了三十年夫妻，她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起，他想做个木匠。

她看着丈夫，此刻的他，是裸露的，诚实的。藉由脑部的萎缩退化，他再度成为长不大的孩童，那段幽密的记忆突然开始放光，纤毫毕现。

她点点头：“我知道了，知道了，原来你是想做个木匠。”

她看看表，已经五点多了。

她说：“兰森，等着我给你买点做木工活的材料；眼下，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我想一个人出去待一待，放个假，放几个小时的假，你能听懂吧?”

乔兰森点点头，他说：“马颊河的木匠最好。”

演唱会八点开始，她第一次看演唱会不熟悉情况，想着还是早去为好。她从储藏间暗格里取出麻绳，捋几圈挂在胳膊上，又搬出那把半年前她找遍家具卖场才寻获到的宽大舒适的座椅，跟沙发并排放好，确保椅子跟电视机之间的距离合适。

他看到崭新的木椅子，很欢快地坐上去。她赶紧抻着麻绳，把他拦在椅子上，先系上一道。接着捆胳膊，木椅子棱多，很容易穿梭打结，最后是绑住两只脚踝。打结的扣是死扣，但绳子绑得松，怕勒疼了他。

熟练，迅捷，闪电行动。她半张着嘴，脑子里一片空白。

看着她忙活，他一直笑，说：“你先绑我，一会儿我还要绑你。什么时候换?”

乔兰森终于被她绑在了椅子上。海德格尔行动，筹谋多时，大功告成。

她低声说：“我寸步不离地看护你，时刻提着心，在超市里买袋盐也担心，往购物车里放完东西，一回身你已经不见了。”

“我真的受不了，受不了了。”

她拿起皮包，检查了一下演唱会门票。挎上包，换鞋，开门，她听见他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你要走?”

她说：“我出去一下。”他继续问：“去哪里?”她背对着他，说：“你看电视吧，《猫和老鼠》。”

她迅速关上门，乘电梯来到楼下。经过天井时，她的步子慢了下来。她控制不住地想象家里的画面。也许，乔兰森正低着头，身子往前挣，想从木椅子上挣脱出来。就算他从麻绳里挣脱出来又如何，他被幽闭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脸上是智识诡异消失的蠢样子，不能思考，不能独立完成任何一件小事。

她猛然睁开眼睛，那只丈夫起名朋霍费尔的、早已被发现摔死在小区天井的白猫侵入进她的行程，这次白猫出现的方式跟以往不同，它不是被抱在丈夫怀中的，也没有躺在地上的光斑里。白猫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跳，摔死在小区的天井内。这幅画面如此真切，就像她亲眼看到过一样，画面里，白猫没有回头，一跃而下。

上楼，打开防盗门，冲进客厅，站在椅子前面。她惶惑地站着，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家里。他笑了，说：“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愣了一下，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她回答道：“好玩吧?今天就到这里，先不玩了，晚上我带你去看演唱会。”

    她俯下身子去解那绑住他的绳子。

(有删改）

【注释】①朋霍费尔：20世纪德国神学家，著有《狱中书简》等。②海德格尔：20世纪德国哲学家。

庙的回忆（节选）

史铁生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唯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吰吰，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飘缭起的雾霭。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我跑回到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另一种地方，或是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暝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明，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然后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地回想，不由地眺望，不由地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望着前方的雕像。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宁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也不能搅扰她吧。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已在幽冥中与她汇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选自散文集《灵魂的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