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宵

张楚

她刚搬到麻湾时，随行只有一只白鹅。她是王静生的远房姨妈，怎么想起要到乡下住上段时日，这才劳烦外甥在村西租了三间瓦房。

好事的村妇们，借串门的名义在炕沿上东拉西扯。可这老太太，安静得像一只猫，也不插嘴。问她儿女几个？她说，两儿一女。问她老伴是否健在？她说，去世二十多年了。闲妇们渐渐没了兴致，不如何来往。

那天从村西的土岗下过，见一孩子在前边跑，一帮孩子在身后追。那孩子蹽得比野兔子快，转眼就从她身边刮过，直刮到那岗上。那帮孩子呢，也就不再追，只在岗下骂个一通，才怏怏散去。老太太斜眼见那土岗上隐约探出个圆头，小心逡巡着岗下。见老太太望他，竟俯身捡起块土坷垃不偏不倚扔她额头上。老太太摸了摸额头，朝那岗上望去，孩子就不见了。

午后，老太太喝了碗稀饭，猫进被窝，看电视。过堂屋传来电饭锅被揭开的滋啦声，饭菜入嗓猛然吞咽的咕咚声……她蹑手蹑脚踱到庭院，见岗上那个孩子在往外翻墙。老太太默然看了片刻回了房。

翌日出门，买了冷鲜肉，切姜剥蒜，配了红椒、桂圆、八角、茴香，用高压锅将肉焖了。肉香四处散了开去，老太太眯眼打起盹儿来。等睁开眼，天已大黑，去过堂屋看炖的肉，明显是吃剩的。老太太竟有些隐隐的得意，方沉沉睡去。

次日早起，坐到屋檐下晒太阳，晒着晒着有些恶心，吞了几粒药片，倒头睡起来。醒来时太阳已爬上屋檐，却发现老鹅没了。

这老鹅，跟了她十三年，从小区门口捡的。小小一团鹅黄，谁承想竞长成偌大一只呢？儿女们是极少来的，通常只有她和它。想说话了和它唠叨两句，生气了就踹它两脚，它不记仇，依旧影子似的随着她，腻着她。

老太太在院子四周搜寻一番，仍没得踪迹。猛然想起那孩子，心就咯噔了一下。

那晚，她早早在过堂屋候了。果不其然孩子来了。当他在灶台上翻寻时，她一把就攥了他胳膊，问道：“是不是把鹅偷走了？”孩子点点头。她想也没想就在他后脑勺儿扇了一巴掌。“是不是把鹅给吃了？”孩子又是点点头。顺势拎了把刷锅的炊具，捋起他衣袖就抽打起来。抽着抽着便瞧得他胳膊上全是银元大小的红斑，一圈连一圈，看得心里麻麻幽幽，索性撒了他，一屁股坐在灶台上，默默盯了他半晌，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孩子一愣，没有动，只嘟囔道：“我奶奶死了……我杀了它祭祀……”老太太不再搭理他，转身回了屋，和衣躺下。

一躺就是两天。再次睁开眼，屋里灯怎么就亮了。炕沿上摆着副碗筷，碗里尚冒着热气，是碗疙瘩汤。香油花浮着，白鸡蛋卧着。老太太心里热了下，吸溜起来。还好，病隔了一夜就痊愈了。

那天晚上，老太太喝完了汤．耳畔便传来谁家的收音机正在唱《春闺梦》，是张氏与丈夫王恢互诉衷肠那一场。听着听着，她不禁轻声唱将起来：

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肠断的人。

“咕咚”一声闷响，她才猛然梦醒，身子打个激灵，朝墙边看去，那孩子从墙头跌了下来。

“我……我……”男孩诺诺道，“我只是来瞧瞧，你的病好了没有。那天晚上，你的头比开水还热……”老太太领男孩进屋，给他热了排骨和米饭。

随后几日，男孩都过来共进晚餐。孩子通常只闷了头扒饭，很少动筷子搛菜。吃一阵偶然抬头，老太太便往他碗里搛一箸菜，孩子也搛了肉丁或腊肠，犹犹豫豫着往老太太碗里塞。老太太就笑。

当日晌午刚过，王静生就来了。王静生说，关于她跟孩子的事，他听别人说了。孩子爸妈、爷爷早死了，奶奶前几天也死了。孩子的病是父母遗传的艾滋病。那晚，老太太做好了饭菜，孩子却没来。

儿子第二天到了麻湾。老太太正在炕上收拾皮箱，儿子说：“哎，我真是白着急了，原来你已经准备回去了啊？这个礼拜日就是你寿日，香港的李老板做了你一辈子的戏迷，专门从香港飞来给你庆祝，光赞助费就掏二十万。饭店呢，就定在凯撒大酒店，省电视台要全程录像呢。”

老太太看他一眼，抽出皮箱拉杆，拍了拍儿子的肩，就朝土岗走去。儿子一见，蹙着眉喊：“妈！出租车在村东呢！”老太太大抵聋了，只顾弯着脊背拉着皮箱朝前走。儿子小跑着过去，在母亲身后边走边絮叨：“不瞒你说，赞助费说是二十万，其实给了五十万！不就听你唱两句《春闺梦》和《锁麟囊》?人家拿你当宝，傲气值几个钱呢？”

老太太径直走到了岗下，伸手擦了擦汗，将皮箱扔在土岗那厢，朝坡走去。这条坡不长，但是陡。老太太弯下腰身，晃晃悠悠往上爬，当眼前蓦然出现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时，她不禁抬起脖子瞅了瞅。当孩子的小手紧攥住她的掌心时，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气力，手脚在瞬间就热了起来。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确信双腿其实就踏在棉花般洁净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离天空和星辰近了半尺。

（有删改）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验钞机

加贝

    淇河市副市长梁醒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保卫科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小梁，我知道你很忙，不得已才来找你，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的。”

    梁醒没有猜出叫他“小梁”的人是谁，便问“你是？”“我是赵德法啊！”来人小声说。“赵……你是赵老师？“梁醒终于听出来了，对方是他的初中班主任，也是淇河市下属县的前任财政局长，因贪污受贿被判了8年。

    面前的赵德法老师几年不见，头发全白了，没有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

    梁醒给他倒了杯水，问有什么事。对方局促不安，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于是，他主动说：“赵老师，有事尽管说，只要不违背原则，学生能办的，尽量安排。“梁醒可怜他的处境，但又怕他真给自己出难题，特意加了句“只要不违背原则”。最后才明白赵德法想让他帮着找事做。

    他小心翼翼地红着脸说，“我被判了刑，开除了公职，老婆孩子跟我断绝了关系，亲戚朋友也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现在……”他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梁醒心中一软，但口气强硬：“但是你能干啥呢？”他怯怯地说：“体力活是干不了，能不能把我安排到市政府大门口的保卫科。我不要钱，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就行。”见梁醒没说话，他坐不住了：“小梁，难为你了。当财政局长这些年，我阅人无数，坏人的花花肠子一眼能看出来。你是副市长，圈子比我大，需要一个明辨是非的人替你把关。”

    梁醒心动了但不放心：“你只能帮我阅人，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办事，否则咱师生也会翻脸。”他喜形于色：“放心，我一定当好你的‘验钞机’！”

    他甄别的人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特别是梁醒的大学的铁哥们借故出差来玩，赵德法提醒他此人不可深交。没多久他就求梁醒办事，说有批货被海关查了，让梁醒出面打个招呼，并递了个厚厚的红包。梁醒最终没有答应这个铁哥们的要求。后来海关汇报从此人包中搜出了录音笔和微型拍摄器。梁醒惊出了一身冷汗。

    梁醒的妻弟在一个区里当副局长，工作干得好，因竞争局长过来找他。赵德法当即制止道：“工作真干得好就不用找人，找了人反而说不清了；干不好，打了招呼，组织也为难，群众意见也大。”听了建议，梁醒就没再过问。后来，妻弟当了局长，但他的竞争对手举报到省里，说梁醒给区里递了条子。省里一查，不但还了他一个清白，更提高了了他的威信。有了赵德法这个“验钞机”，梁醒顺风顺水，被省组织部列为市长人选。

    后来梁醒用合法方式让赵德法的恩人的儿子取得中标手续后，赵德法忙碌起来了。有天早晨，梁醒看到赵德法又黑又瘦，叫他去医院看看。赵德法眼圈一红：“没事。谢谢关心。”第二天保卫科说赵德法病重住院。梁醒大惊，直奔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找到了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的他。

    赵德法眼角滚出了一滴清泪，哆嗦着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梁醒：“这是那小子的工程财务复印件，我仔细查看了，有问题，要马上停工。”喘了一口气，又说“我的病是肝癌晚期，时间不多了。我给家乡抹了黑，不能在死前再对不起政府和良心，更不能对不起你，不想背着‘贪官’这个骂名……唉，还不知族人肯不肯原谅我，让我进入祖坟啊！”

    两天后，梁醒站在殡仪馆赵德法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着说：“赵老师，谢谢你这个无私的验钞机，替我验出了假币，让我避免了犯错。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回老家，说服你本家族人把你葬进祖坟……”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辄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地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回到自己家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