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来信

[苏]克拉夫琴科

    母亲来信了

    在初来城里的日子里，文卡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信，一收到信，便急不可待地拆开，贪婪地读着。半年以后，他已是没精打采地拆信了，脸上露出讥诮的冷笑——信中那老一套的内容，不消看他也早知道了母亲每周都寄来一封信，开头总是千篇一律：“我亲爱的宝贝小文卡，早上(或晚上)好！这是妈妈在给你写信，向你亲切问好，带给你我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健康幸福，我在这封短信里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感谢上帝，我活着，身体也好，这也是你的愿望。我还急于告诉你：我日子过得挺好……”每封信的结尾也没有什么区别：“信快结束了，好儿子，我恳求你，我祈祷上帝，你别和坏人混在一起，别喝伏特加，要尊敬长者，好好保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要是你出了什么事，那我就肯定活不成了，信就写到这里盼望你的回信，好儿子吻你你的妈妈”因此，文卡只读信的中间一段一边读一边轻蔑地蹙起眉头，对妈妈的生活兴趣感到不可理解，那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什么邻居的羊钻进了帕什卡·沃罗恩佐的园子里，把他的白菜全啃坏了；什么瓦莉卡·乌捷舍娃没有嫁给斯杰潘·罗什金，而嫁给了科利卡·扎米亚金；什么商店里终于运来了紧俏的小头巾，——这种头巾在城里要多少有多少，文卡把看过的信扔进床头柜，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收到下一封母亲泪痕斑斑的来信，其中照例是恳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写封回信……

    文卡把刚收到的信塞进衣兜，穿过下班后变得喧闹的宿舍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今天发了工资，小伙子们准备上街：忙着熨衬衫、长裤，打听谁要到哪儿去，跟谁有约会等等。文卡故意慢吞吞地脱下衣服，洗了澡，换了衣，等同房间的人走光了以后，他锁上房门，坐到桌前，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记事本和圆珠笔，翻开一页空白纸，沉思起来……恰在一个钟头以前，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一位从家乡来的熟人，相互寒暄几句之后，那位老乡问了问文卡的工资和生活情况，便含着责备的意味摇着头说：“你应该给母亲寄点钱去，冬天眼看就到了，家里得请人运木柴，又要劈，又要锯。你母亲只有她那一点点养老金……你是知道的”文卡自然是知道的他咬着嘴唇，在白纸上方的正中仔仔细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126，然后由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在左栏上方写上“支出”，右栏写上“数目”他沉吟片刻，取过日历计算到预支还有多少天，然后在左栏写上：12，右栏写一个乘号和数字4，得出总数为48接下去就写得快多了：还债——10，买裤子——30，储蓄——20，电影、跳舞等——4天，1天2卢布——8，剩余——10卢布文卡哼了一声10卢布，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是很不像话的村里人准会笑话。他摸了摸下巴，毅然划掉“剩余”二字，改为“零用”，心中叨咕着：“等下次领到预支工资再寄吧”他放下圆珠笔，把记事本揣进口袋里，伸了个懒腰，想起了母亲的来信他打着哈欠看了看表，掏出信封，拆开，抽出信纸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一张三卢布的纸币轻轻飘落在他的膝上……

(江苏文艺出版社《微型小说选》，杨实译)

文化节目收视下滑：期待建设性互动

    《百家讲坛》收视率已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舆论普遍不太乐观，认为这个影响很大的节目进入了“衰退期”。

    ①记者：《百家讲坛》的起落是不是说明：学术通俗娱乐化可能行不通的?

    梁永安 (文化学专家)：我觉得现在下这种判断还为时尚早。一档节目起起落落很正常，社会的焦点总是在不断转移，比如当前的股市楼市、金融风暴等问题，一时之间，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所减弱也算正常。

    何况《百家讲坛》原来的定位就不是学术，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通俗化。准确来说，它立该属于文化传播平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专业空间。最明显的特征是：演讲者并不提供自己独特的材料发现或者体系构建。比如于丹就很聪明，声明自己是在学术的“墙外”讲《论语》，与真正的经学研究区隔开来，阐发自己的感受。舆论以为她对学术话语有所威胁，其实完全没有，学术自有学术的一套研究体系、学理化的表达方式。

    ②那么您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永安：我想它可能面临困顿期的内容资源的转型。《百家讲坛》的听众，主要是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对三国、《论语》等历史本来就很感兴趣，而新一代人却未必买帐，且不说新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仅仅是新一代的彷徨迷茫和生存焦虑，目前就很少有主流文化节目能够切中。所以《百家讲坛》能否在当代全球景观下，开掘新的内容资源，在年轻人的心灵引起共鸣，是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③记者：或许文化传播类节目本就不用追求轰动效应，默默把“高端路线”坚持下去，才是常态？

    梁永安：那倒未必。国外的文化节目，持续走红几十年的不在少数。比如美国的脱口秀、BBC的历史专题等。这些节目也经历过低谷，只是当观众耳熟能详到自己都能掰的时候，节目完成了自我升级，让人重新获得惊喜，也就重新赢得了观众。《百家讲坛》中即使被称为“心灵鸡汤”的于丹说《论语》，往往也是采取简化问题的方式讲解，似乎如此一来，生活的困顿一下子就很容易想通，其实这并不顶用。只有首先将事件的复杂本相清晰地传达给观众，观众才能从历史中相互对照，吸取智慧，让历史焕发出高度的启示性，这样的讲述，才能切中当代青年人真实的生命状态，才会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④记者：换句话说，您不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是社会的理性回归，反而是一种遗憾？

    梁永安：是的。类似的文化栏目很有必要。我们对传统的重新体会和表达做得太少，《百家讲坛》仅仅是个起步。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方面太需要有人寻找新的资源和角度重述。《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样式刚刚萌芽，有待成长。与其批评，不如抱着建设性的态度。

    ⑤记者：其实不只是对《百家讲坛》，只要对一种文化现象不满，抱怨远甚于建设，已经成为舆论的习惯心态。

    梁永安：世界知名栏目之所以能几十年办下来，是因为它们的受众不是简单的受众，会主动介入，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节目不断调整完善。而我们一些受众并不主动参与，只被动等待，一旦不满，也不抱着建设心态让它更受欢迎，反而是诉诸抱怨来获得心理满足。

眼下，各种文化观点几乎都能找到依据，其实也就是找不到绝对的依据，只能做出自己的相对判断。人们已经习惯拿有用有效去判断，而不是生命所依附的价值去理解，所以很多文化产品带有消费特性，一旦不合口味，人们马上就会抛弃。就算它本身有珍贵的潜力可挖掘，也不觉得珍贵。这其实并不理性。如果受众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任何文化都将失去内在更新的能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禁山

    只有代代不绝的人，没有万年长青的山。这是祖父教我的道理，虽然我总听不大明白。祖父叹了口气说，我当小孩的那阵，屋背后的山都夹得死牛，树几个人都兜不拢。如今荒得兔子都不愿待了。

    祖父虽然一辈子砍柴，却是禁山倡议最积极的。他一句话常挂嘴边，我还要把我的钎担传给我的孙子咧!钎担两头铁尖，中间是圆木扁担，是老家砍柴人的专用工具。那些年，大家疯狂上山砍伐木头，原始森林都砍成了光头山。祖父在村子里带着一帮老人张罗着想要禁山。禁山的意义和目的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开始禁山，阻力却不小。反对最激烈的是炭佬和村头砖厂老板，还有一个是拐子瘌痢。炭佬要烧炭，他那个炭窑一年四季烧掉的树木柴段难以计数，砖厂烧砖更是小四轮整车整车地往厂里运。拐子瘌痢则是不谙农事，几十年都是砍柴卖柴为生。他们放下重话——谁要禁山，就跟谁拼命。但祖父他们须发飘飘，端坐在祠堂议事桌上，一身凛然地逼退了那帮宵小。

    禁山仪式古老而庄重。敲响铜锣，全村老小齐集祠堂，宣布禁山令，杀鸡盟誓，而后摆上宴席，全村老小一道吃上禁山的猪肉饭。

    禁山要求大坞深山三年一封半年一伐，禁山期内任何人不得带刀斧入山。

    春封秋伐，在开禁之前，任何人不得人内。禁山期内，为解决全村烧柴供应问题，石子岭和大坞头、青山坞的山场允许砍柴，但只能砍指头粗细的柴棍和茅柴。禁山之后，在主要的进山口竖了块禁山碑文。为了监督禁山，还要选一个人当巡山员，发一定的报酬。大家的意思是让我祖父来当，但他让给了拐子瘌痢。

    禁山之后的祖父很觉无聊，他最爱走动的柴房也不去了，抬脚去的是与柴房相通的灶房。母亲烧饭、煮猪食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往灶里塞柴火。能用枝丫柴的时候，坚决不放劈柴；有时候松毛针也能紧巴巴地烧熟一餐饭。

    村子里看不到浩浩荡荡的砍柴大军，也不见那些小年轻随意在村头郊野生火堆烤食物、取暖。炭佬改行杀猪去了，砖厂虽然还冒着烟，但是突突的拉柴小四轮蹦跶得不那么欢了。村里三五天就咣咣响着拐子瘌痢的破锣锣音。瘌痢走一步垫一步，扯着喉咙喊：砍树一棵，杀猪一头!

    那是半年之后吧，我放学路上看到大人小孩喜气洋洋，几乎人人手上都提溜着一小块狭长的猪肉。一打听才知道，村里乌佬赌博输了钱想扳本，半夜上山砍树要卖给砖厂老板。不料被拐子瘌痢逮了个正着。父亲和炭佬等人按禁山村规，当即把他家的大肥猪宰杀了，而后全村分肉。

    等我考上中专去了外地上班，多年之后回到老家，一路上除了惊羡村子里鳞次栉比的高楼洋房外，再就是讶异于进村公路两旁原先寸草难生的荒山秃岭，如今变得郁郁葱葱，不敢认了。村子里的人家大多都开始使用沼气，还有一部分用上了液化气。树木基本上不再砍伐。其他村子的山林没有我们村子保护得好，大多都光坦坦的。外村人有个形象的说法，下雨的时候，雨脚就只是落在我们村周围，而别的村子沾不到一点儿光。老家人都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这些要感谢你祖父和他们那一帮老辈人啊!

    当然这话祖父已经听不见了。多年前，祖父患食道癌去世。弥留的那一刻，他交代父亲和叔伯他们，坟墓外边一定要堆土，不要用那种水泥砖砌。那时候做丧葬，比较气派的是起个大大的墓园子，坟包子用水泥砖砌。遵照遗言，祖父的坟墓是新鲜泥土堆垒的。

    来年的清明，我们去给祖父上坟。我看到坟包上郁郁森森，都是那些指头粗细、绿意盎然的黄荆树，估计是鸟儿们把树籽衔到祖父的坟包上生根发芽的吧。走下山道，回望山中祖父的坟茔，却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摘编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6年01期）

最美的康乃馨

陈华清

    我当邮差送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安娜的。我们镇的青壮年男子都去打仗了，剩下的都是妇孺病残。如果我不是病弱，也已在前线，没有机会认识安娜。

    安娜拿着我送来的信左看右嗅，在信的一角亲吻着，然后递给我，说她识字不多，叫我帮她读。春天的阳光照着我手里的信，也照着安娜。

    那是她儿子写的信。信中说：“妈妈，又一个春天来了，康乃馨开花了吧？记住啊，妈妈，每朵花都是儿子送给您的祝福，部队要开往前线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写信。妈妈您多保重，不要牵挂。”信里还夹着一张相片，相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清瘦，英俊。

    安娜告诉我，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她的国家留学，然后把她娶回自己的国家。丈夫和大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两年前，她把最后一个孩子安东又送上战场。

    夏天蝉叫了，安娜的儿子又来信了。我顾不得疲倦，连忙送去。安东说他们打了胜仗，已从前方撤回，休整几天又要开往另一个战场。

    转眼到了深秋，我在镇上给人送信。忽然听见有人叫“孩子！孩子！”原来是安娜。她是来邮政局看看有没有儿子的信。安东已几个月没音信了。“没有啊，如果有，我第一时间给您送去。”我不想让她难过。“好的，孩子。”安娜说。她两眼深陷，神情忧郁，蹒跚的身影消失在深秋的落叶中，像一幅色调悲凉的油画。

    安娜的儿子牺牲了，他是战斗英雄。他深入敌区，被敌人发现，他引爆炸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报纸上登着安东的英雄事迹，还有他的相片，就是寄给安娜的那张。

    我又给安娜送信了。是她儿子的信。

    这以后安娜儿子写信比以往勤快了。有时还寄钱来，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信的内容比以前丰富多了，除了告诉安娜他近况，还说些见闻逸事、风土人情。还说他的津贴增加了，有钱寄给妈妈了，妈妈想吃什么就告诉他。

    我现在一个月至少有两次可以到安娜家。

    “孩子，你来了，真高兴！”她把我当自己儿子般拥抱着。

    “孩子吃吧，安东老是寄吃的来，我老了，吃不了这么多。”安娜没什么亲人，安东寄的东西她总是叫我吃。

    “你教我识字吧！”安娜想自己读信了。我也乐于教她，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她呆在一起。

    她会认很多字了，会自己读信了，但从来不亲自回信给安东，依旧是她口述，我代笔写。

    “东东，妈妈很好，你种的康乃馨开得很漂亮呢。打完仗就回来看它们吧！”她看着院子里的康乃馨发呆，眼泪直打转。我停下笔怔怔地望着她，“刚才说到哪了？”她赶紧撩起衣角拭眼泪。

    她越来越苍老了。

    安娜死了。她留给我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我知道我的安东早已不在人间了。从那个冬天开始，信封上就没有画着康乃馨。他知道我识字不多，怕我读不了信，临走前他跟我约定，就在信封上画一朵康乃馨，意思是：‘妈妈，我爱你，见花如见人。’孩子，我知道是你借安东的名义给我写信，你不想我悲伤。我接受你的善意，我也想你开心。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我在天堂也会保佑你的。孩子，我也爱你！”

    我怎么没想到康乃馨这个细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我在安娜的墓碑上画上康乃馨，把一束束粉红的康乃馨放在墓上。

（《微型小说选刊》2019.08）

芦  苇

    那些草从黑色的泥地里长出来，它们和地下的根一样，也是一节一节的，它们有着竹子一样修长的叶子，但是我的祖先却叫它们芦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告诉我，芦苇到秋天的时候，就开一大团一大团的白花，冬天的时候死去，第二年春天再活过来；而竹子不开花，竹子一开花就永远地死去了，再活不过来。

    我的故乡遍布这种叫芦苇的植物，它们成片成片地长在村庄的周围，跟着一条叫蒲苇河的河流曲折蜿蜒，长成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荡。

    这些植物的年纪比我祖父还大，我的祖先还没有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在这儿长了，一年死一次，一年活一次。它们把根深深地扎进黑色的泥土里，向四周肆意扩展，你拿一把铁锨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会切着它们纤细的根。父亲犁地的时候就常常翻出来一两棵脆脆的白的苇根，那可是一块种了多少年的熟地啊。它们藏在地下，一有机会就冒出尖尖的头来，并且趁你不留神的工夫就迅速地长成一棵挺拔的芦苇。这些根在土里就像千万只鸟在空中一样任意飞翔，占领着空间和泥土，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们整个的蒲苇桥村庄就坐落在这张大网上。这里到处都长满了芦苇和蒲草，我们的村庄就是以它命名的。父亲说，实际上我们都是蒲苇桥一棵一棵活着的芦苇，我们的根像芦苇一样深深地扎在大地上，我们永远离不开这黑色的泥土。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但是我隐约地觉出父亲是一位乡村哲学家，除他之外，我还没听谁说过人是一棵芦苇。

    地面是一个界点，芦苇在两个空间里活。根向底下使劲扩展，死死地抓住泥土；茎则直直向上，抢占着地上的位置。芦苇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它一节一节地长着，就像我们进行一次长途的旅行，总要走一走歇一歇一样。每歇一次，它就挑起一把叶子做绿伞。我觉得芦苇更像一个人，抑或是人在冥冥之中学了芦苇。但人和芦苇是不一样的。一位哲人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是人比芦苇高明。但会思想也使许多人长得歪了，不能像芦苇一样正直地长。人群中有歪心斜术之人，但谁见过一棵弯着长的芦苇？

    芦苇一路直直地长下去，慢慢高过我们的头顶，我拨开苇丛走进去，后面的芦苇复又合拢，苇荡把我淹没了。这些细细的苇叶组织成了翠绿的空间。它们像一叶叶小舟，又像一队队纤柔的少女，这让我想起古老的歌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长腿细腰的美人儿可就是我二十年中夜夜梦见的伊人？我顺手捋过一支细长的苇节，做成清脆的苇笛，这是芦苇的情歌，汩汩流淌，滋润着幸福的胸膛。

    我看见母亲的羊群走进了苇荡，苇荡里马上就绽开了洁白的花朵。苇荡里偶尔会有一小片芦苇稀疏的地方，这儿长满了丰茂的野草，有水稗子草，芨芨草，开白花的野荞麦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草，母亲的羊群就在这儿吃草，神秘而又浪漫。

    这让我想起我的先人，他们一拨一拨地走进苇荡，最后睡在苇荡里滋养着芦苇，不知道我的身体能长出多少棵挺拔的芦苇？

讲故事的人

    ①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A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②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B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③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④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⑤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