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他的第二人格

距今约一个世纪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于瑞士，在那个位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多年来一直未经过战乱、可爱宁静的国度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和祖先都是因袭传统的人，深深植根于瑞士的土壤和经久不变的传统中。荣格热爱他的祖国，但他从小就觉得它的美丽属于远远超越于这个细小民族那狭窄国界和稳定的社会以外的某种时空。他第一次发现比他自己伟大的事物是伫立在康斯坦斯湖畔，敬畏地凝视着蓝色的湖水和银白覆盖、庄严的阿尔卑斯山时，感觉到惊异的记忆。当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感觉：这是宇宙的中心——但不是他父母和数百万瑞士人的宇宙——而是他内心的一个隐秘的宇宙，映现在平静的湖水中，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巅，远达至无限。

他长大成一个腼腆、敏感的男孩后，常常与父母的信念、老师的要求相悖。与他的同学相比，他显得很特别，不适应学校生活。他很脆弱，易受伤害。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容易发怒——比如，当他的老师指责他撒谎时。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他在他的第二人格中寻求并发现了避难所。这个人格是他的真实可靠的自我，触及人类本性的深处，也许在人类之前已经存在。

这“第二人格”是脆弱的、不坚定的，它经常躲避着他，所以他不得不以他所谓的第一人格推动它。这第一人格是虚伪的、狡诈的，它逐渐包围了他，满足他，除了他的自性外。所以当他继续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前进时，虽然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无论他干什么都能干得出色，但是他内心的混乱一直困扰着他，不停地刺激着他，把他从旁人期待他走的道路上引导出来。当他的第一人格辉煌灿烂时，他的第二人格却受着残缺不完的痛苦煎熬。故此，他后来付上一生去追求生命的完善。

当他闻知弗洛伊德的大名时，便怀着深深的敬意前去拜见了这位教授，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然而，荣格的第二人格在他们最初相识时就对此反抗。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第二人格，它当时还很微弱地潜伏着。弗洛伊德成名了，随着他名气的增大，他们之间的友谊淡薄了。只是在后来荣格才意识到：并不是他们的友谊减弱，而是他的第二人格已经成为独立个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这是荣格生命中的一次最大打击，把他抛入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黑暗之中，但当他摆脱了黑暗之后，他的全部事业始露端倪。

他不仅丢掉了他的朋友（虽然他仍然一直感谢），而且还抛弃了他的第一人格。从那时起，荣格就完全致力于他的第二人格。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拜访他，鼓励他，像他鼓励他们一样。他独自呆在他的石塔中，但却与当时外界所有事物和人都保持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他之先，又将追随在他之后。

在暮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荣格结束了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享年八十五岁。他的第一人格永远离开了他，但他的第二人格依然活着，因为它无时不在，也将不会消失……

在荣格一生中，有一段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期，即他的一些创新观念产生的时刻。这些观念后来占据了他余下的生命。这就是他与弗洛伊德决裂后，一时失却方向的时期。那是一个内心迷惘、混乱、骚动不安、孤立无援的寂寞孤独期，荣格被一些混乱的梦、意象、幻觉困扰着，汹涌而来的无意识波涛曾使当时的他怀疑自己的理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精神分裂症。但是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他生命道路上最富创造性的关口。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发展了原型和自性的概念。要知道，他与无意识对峙的顶峰，是他这些年来孤军与他心灵深处的黑暗奋战的顶点。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摆在他面前：所有那些从无意识中喷涌而出，潮水般涌向他的幻想和材料，以及他获得的直观，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有幸的是，他接触到了炼金术，并以炼金术中阴性原则和阳性原则的关系为基础，证明了他原来工作的正确性，而且使他超越了他原来的工作。

荣格曾在其《自传》的导言中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写的东西的实质。”因此，应该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神话，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个从它自身特有的种子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整体。

     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重庆之眼

范稳

    我不会为中国人出庭作证，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我只是履行了一个日本国民应尽的义务。世事变化真是无常，当年为国征伐的英雄现在成了被告，罪犯！你理解一个老兵的内心吗？那是一条被两面煎的鱼，一面是战火的烧烤，一面是良知的煎熬。

    对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作战时，我是96式中型轰炸机上的通信兵兼射击手。每次出征，机翼下的扬子江就是我们的航线，呦西，它是一条多么美丽而古老的大江啊！像一个婀娜多姿的丰腴女人，在苍翠的大地上横陈开来，铺展开去。我相信这条美丽蜿蜒的大江在帝国海军航空队的机翼下，大日本帝国就要拥有了。

    昭和十五年端午节，它不是一个噩梦，也不是个美梦，但却是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在我被战争搞得已经麻木了的灵魂上狠狠地烙下了印记的日子。

    那一天，我们早有既定目标，中国人在过自己的节日，在纪念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诗人，好像眼下的战争并不存在。我们从空中看到，扬子江两岸围满了蚂蚁一般的人群，江面上有二十多条龙舟，像一支小小的舰队。面对机头下方那样多的中国人，我们只想尽量多地杀死他们，把他们的节日变成哭声震天、尸横遍野的丧日。

    那天的轰炸真让人难忘。不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而是中国人对我们的蔑视。96式轰炸机群俯冲下去时，扬子江两岸的人群几乎没有慌乱或溃散，江面上也没有一条龙舟减速，连稍作避让的动作都没有。参赛的龙舟队形一点都没有乱，从瞄准镜上看下去，就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笔直地划过江面，划过一条洗练的中国丝绸。炸弹投下了，呼啸着坠落。但令人惊异的是其余的龙舟竟然没有乱了航迹，仍然笔直向前，仍然在江面上划着优美的直线。

    我们迎面扑下去，横山队长首先开火，我也紧随其后。横山队长的飞机很快被一架重庆的伊一16飞机咬尾了，横山队长将机头拉起来，然后做急速的S形飞行，飞机还没有飞到最高点就凌空爆炸了。我还记得在这次出征前，横山队长刚接到家信，他们家门口端午节时挂出的鲤鱼帆旗已经有两条了（注：日本人也过端午节，其习俗除了学中国吃粽子、挂菖蒲以外，还在家门口桂出绸布或纸糊的鲤鱼幡旗，家中有几个男孩就挂几只鲤鱼幡旗）。以后横山队长家中每年端午的“五月人形”（注：既可能 是昱现尚武精神的偶人，也可能是家族中值得骄傲的武士）就该供奉他自己的偶像啦！

    我的飞机呼啸着俯冲下去了，像一条从山坡上冲下去的红了眼的公牛。我调整了机枪，紧紧盯住了最前面的龙舟。它的航迹多么优美啊，像一条悄然在水面上滑行的小龙------世界上如果真有龙这样的动物，我想今天看见的就是了，它是超越了生命和死亡的东西，是有神行的“动物”，我甚至看见 了桨手们翻起的水花，看见了他们壮实的臂膀，看见了他们脸上的汗珠，还看见了他们眼睛里以死相搏的决绝和坚毅……

    我现在还能羞愧地承认，我那天手指按在二十厘米旋转机枪的按钮上，的确想到了中国诗人屈原。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一个诗人，死得比武士还要凄美壮丽，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他的忌日稍微放尊敬一点吗？在重庆的 上空我忽然产生了可怕的幻觉，重庆半岛不再是一篇破败不堪的树叶，而是一条正在吸水的龙啊！扬 子江和嘉陵江环抱着它，哺育着它，它的生命力像那两条大江的水量一样旺盛。

    我们的司令官有一次狠狠地教训我们，说重庆的公共汽车在轰炸后十分钟就恢复了运行。唉，人们重建家园的速度，总是快于世界上任何毁灭的力量。帝国海军航空队可以炸毁重庆的一幢幢建筑， 烧光一条条街道，但永远征服不了中国人的士气。这种士气是一个诗的国度才拥有的骄傲，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无差别的“细密暴击”下照常举办纪念一个诗人的龙舟赛，这与其说是一种士气，不如说是他的国民的诗意。谁能毁灭人们骨子里的诗意啊？就像我们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我们还有武士气节，还有诗意。我至今还记得我的母亲在供奉“五月人形”时唱的武士歌谣：“此身时去时还，跨清风渡水，唯明月仍在天。莫论胜败功绩，人情皆一时，只看山寒海水清。”

    到我晚年以后，每当端午节，我就会想起那年端午节扬子江上空的轰炸。唉，但愿今后端午节在挂鲤鱼幡旗时，别人不会来轰炸你的家。

(有删改）

哲人的爱

秦牧

    ①好几年前，我读过一则消息：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1982年2月因病去世，他生前殚精竭虑，尽瘁教学，亲嘱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教育事业，五脏作局部解剖教学用，骨骼制成标本，供示教用，用遗体“再站一班岗”。这则消息使我大受震撼，掩卷沉思，神驰黄海之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一个哲人对群体无私的爱，尽在不言之中了。

    ②继沈福彭教授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前任校长胡傅揆教授也在生前自愿地把遗体献给学校作为骨骼标本。这两位医学教授的事迹先后辉映。据我所知，遗嘱利他，造福群众的事虽有不少，但是遗嘱指定把自己的遗体制作骨骼标本供教学用的事我极少听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舍己为群，献身祖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风格，从这样的实例中也可以相见一二了。

    ③1987年底，我突然接到青岛医学院一封来信，那是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寄来的。里面除了信件外，还有一张骨骼图片，那就是沈教授遗留下来的骨骼标本了。信里有这样的话：“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将骨骼制成骨架，陈放在青岛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的标本室里（外有玻璃罩），人们每过此室，都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瞻仰骨架。”信末这样说：“秦老……你能否为我院沈教授写几句话，如蒙赐字，我们将把它刻在玻璃罩上……”我端详着那张骨架图片，百感纷纭。这具骷髅给予我的不是忧惧、哀伤，而是亲切、鼓舞。我把图片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早晚工作时经常瞧它几眼，我觉得它对我的灵魂有净化的作用，犹如明矾之可以净水一样。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没有任何绮年玉貌，皓齿明目的明星歌星的照片，却有这么一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老头子了，即使我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我也会这样。面对这张照片，崇敬、可亲的感情驱除了一切渺不足道的杂念。

    ④这副骨架图片仿佛给了我一道无声的命令，我决意写那将被刻在玻璃罩上的几十个字。

    ⑤平素写些小文章我是不起草稿的。但是为了写这几十个字，我却决定夜里到附近僻静的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思索、酝酿。我想起了一位文豪类似这样意思的话：“当你把笔插进墨水瓶里的时候，如果不是蘸着自己的血来写的话，那就不要动笔。”

    ⑥那夜月色溶溶，柠檬桉雪白的树干显得十分高洁。月光透过凤凰木，洒落了一地斑驳的光点。长街寂寂，阒无一人，我来回踱步，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具骷髅在我眼前冉冉腾起，我的想象使他还原为血肉之躯：他埋头在灯下研读，他屹立在讲坛上讲学，他以深邃的眼光凝视人群，毅然写下献出骨骼遗嘱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我虽不是教徒，却涌起一种教徒似的心情，渴望能够有个和神圣的魂魄对话的机会。

    ⑦我知道这位教授生前曾经受过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然而，“风暴压不断雄鹰的翅膀。”“异端待我，国土报之。”

    ⑧有人死了，还要造地宫，造金字塔，棺上要加内椁外椁，坟上还要盖巍峨建筑，死者仿佛撑开了棺盖，伸出手来喊道：“再给我东西！”有人死时，临终还拼尽力气，讲出这么一句话：“我想再奉献！”掠夺者和奉献者之间的距离，该是多么遥远！

    ⑨那夜我在街上盘桓了很久，回家后对着骨架图片，铺开稿纸，写了一张又撕了一张，最后，拼尽我的心力，终于写出了这么几十个字的《献辞》：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

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

玻璃橱外是他浩瀚的爱！

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

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

伫立丰碑前默默礼拜！

（本文有删改）

材料一：

“风清骨峻”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基于文学作品两大构成要素“情”与“辞”的内质美而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看，此观点为刘勰首创。其《征圣》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一句指出，构造文章的金科玉律是志足情信、言文辞巧；其《风骨》篇则告诉我们，“情”与“辞”要具有内质美，就要做到“风清骨峻”。

“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要求。“清”，清新真切之意，“风清”就是要求文章的思想情感表达深刻，清新爽朗，真切动人。《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认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就是有“风”的作品。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说明我们把“风清”解释为“情感表达清新爽朗、真切动人”是正确的。

“骨峻”是对“辞”的内质美的要求。“峻”，峻拔遒劲之意，“骨峻”就是要求文章的语言简洁精炼，气势刚健有力，具有感染力。文辞的运用，一味卖弄辞藻是不好的，或者仅停留在流畅层面也是不够的，要靠力量、动健、精约和峻拔取胜，这样才能达到文辞运用的美学要求。

另外，刘勰谈风骨总是离不开文采，他认为风骨与文采应和谐统一。文采是对文章外形美的要求，风骨是运用文采的基础，有风骨而缺乏文采的文章也是一种缺陷。刘勰还说，风骨需要文采的润饰，这种润饰要不露痕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内质美和外形美才得以统一。

（改编自童庆炳《＜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

材料二：

刘勰在《文心雕龙 .风骨》中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无论是“兴观群怨”的《诗经》，“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的《离骚》，还是“慷慨刚健”的建安诗，抑或是“忧悲深广”的唐宋词，“观照现实”的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批评家的高度赞赏，均在于作家能够以其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真挚明朗的思想情感贯穿于作品之中，形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而言，推崇文学作品“风清”的审美旨趣，就是要在日常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切实关注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问题，褒扬那些能够以饱满的思想情感，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心怀天下、仁民爱物、慎独修身等向美、向善的优良品质自然融入其中的优秀作品。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使读者于字里行间感受作者真挚明朗、崇尚美善的思想情感和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实现润物无声、以文化人之效。

《文心雕龙•风骨》中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看来，唯有语言简洁精炼，“结言端直”，才能使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做到指向明确、鲜明爽朗，充分展现作者“意气骏负”、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细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无论是高唱“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橘颂》，还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还是“大声鞋格，小声铿鈞”的辛弃疾词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而言，推崇文学作品的“骨峻”之美，就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古籍中的优秀成果，既要努力创作并积极褒杨那些能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又要敢于反对、批判那些以炫技逞博、哗众取宠为能事的语言低俗、媚俗之作，真正做到“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向世界展现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避免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因此，探寻“凤清骨峻”的当代意义，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其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将其“激活”，使其真正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来，能够创作出充分展现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风清骨峻”的审美观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批评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放眼当下，面对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坚持“古为令用，守正创新”，努力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是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改编自董晨《“风清骨峻”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