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城市的空间

周闻道

    每当回家，我便有一种踏实的感觉，那感觉牢牢地贴在心口。家里的门是一种呵护。记得幼时，妈妈就经常唠叨，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当时，对这话总是似懂非懂，也就不屑一顾。现在想来，真是年少不识愁滋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踏实感，坚守了几十年的精神依偎，却在偶然之间，被一缕细风轻轻颠覆。

    风从窗口吹进，礼貌而轻柔。风是无意的，不应该对我有敌意，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只是一种习惯。想家里既拥有阳光，拥有通风透爽，又拒绝霜露和飞蛾。有时就忘了，比如今晚。敞开的窗就像一个黑洞，漏出去的灯光很少，以致没跑多远，就被黑夜吞噬在路途，几乎看不出搏斗和挣扎的痕迹。风一吹，我就掉过头，顺着那一习凉，把目光聚焦窗口。不仅发现了窗外的一切，还看到了一种悬空。树枝轻轻地向我招手，晃动的只是它纤细的指尖。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悬空在这个城市中。一幢楼房，撑起双臂，轻轻地把我高高举起。然后悬空放置，身不由己。两脚之下，华丽的实木地板，还有地板上的茶几、沙发、电视、浴房、席梦思，都与我一样悬空着。我的心空荡荡的，仿佛一艘无法泊岸的船，飘忽在浩瀚的海面。天再蓝，离我太远，托起我的是我唯一的依靠——飘忽不定的水。随时都有可能倾覆，跌入万丈深渊，我感到迷茫和恐慌。在这个城市生存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悬空的，面对黑洞洞的窗口，我找不到答案，孤独的身影，幻化成小孩的柔弱的手。

    曾经久久盯着鸟的巢穴发呆。我家住龙泉山脉之头，房子被许多树和竹簇拥着，空中的鸟儿成了我们的友好邻居。我曾看见鸟儿构筑鸟巢的情景，那是一对美丽的画眉，也许正是新婚燕尔，总是在林间追逐、嬉戏，好像有无尽的快乐需要它们去缔结。突然间，雄鸟不见了，雌鸟似乎早就心中有数，并不惊异和寻求。它守候在一枝竹杈间，安静、深情，像一位盼君归来的新娘。不一会儿，雄鸟回来了，嘴里衔着一截柔软的草叶。雌鸟柔情地接过草叶，安放在竹杈间，用嘴和足理了又理。我这才明白它们是在修房子，心里竟有几分感动。几天之后，当我再次来到竹林时，一个毛茸茸的鸟巢，已经稳稳地挂在竹杈间。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来到竹林，只见几只幼小的鸟儿从鸟巢里探出身体，张开口，接食大鸟衔回来的虫子。眼前的情景让我感动万分。现在，我们修了房，进了城，走过的脚印渐渐被风尘淹没。猛然回首，才发现我们已经越走越远。

    到达古罗马斗兽场，是在秋日的午后。天空清丽，没有欧洲大陆常见的艳阳高照，也不是川西平原旷日持久的阴沉忧郁，而是一种阴凉的晴。这古罗马的天，以一种特殊的阴柔之美迎接着我。曾以为斗兽场如竞技场一般，是一片平坦而开阔的场面。而呈现在我面前的却只是一片残垣断壁。规范有序的圆拱形外窗，左右合围，围成一个庞大的椭圆，上下重叠，一层一层，直上云霄。离椭圆壁很近，贴着残壁往上看，一种沧桑便与淡云连在一起。到了顶部，圆壁往外翻卷，卷出一溜浅浅的檐。许多阴阳交错的图案，精湛而优美，镶嵌在高高的檐上。据说，观看斗兽时，座位从下至上，便是地位的递增。

    现在看见的最高处，是斗兽场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事实上，完整保留的不足椭圆的一半。坍塌是依次递进的，像一只硕大的圆筒，被人用了一把锋利的大刀，斜斜地使劲一劈，留下一个椭圆的斜口。

    有位朋友来我家，打来电话，问我住在几层。我住的并不是最高层，至少还有两层在我之上。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窗口，就是这幢楼房的四周，还有许多楼层层叠叠。楼外有楼，天外有天。我弄不清楚在这个城市里，究竟哪幢最高，我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因此，即便是白天，天气晴朗，空间很大，我的视野也非常有限。

（有删改）

美女

契诃夫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国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国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倘若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这样……”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息了一声。

    而“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判断。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也许他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也许这种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肘靠着月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弛，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删节）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1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舍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阴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磨面的老王

杨振声

    一个伏天的午后，午饭刚过，满地都是树荫，一丝风也不动，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闷得很。一团炎炎赤日，很庄严地在长空中缓缓渡过，这个世界像被它融化了，寂静得可怕。在一个花园东北角上，立着两间茅草的破房，从腐烂的窗格中间，滚出一阵阵隆隆的磨音。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那里磨面，黄色的脸皮上有着一缕一缕的汗纹，一条蓝布裤子露出膝骨来，被汗洗透，都贴在腿上。他十几岁就失去父母，雇于人家磨面。除了对门李家的花狗儿时常跑来看看他，对他摇摇尾巴要点冷饭吃，只有那两片又冷又硬的磨石是他离不开的友伴。

    墙下的日影渐渐长了，树荫下睡醒的老牛，哞哞地唤它的小牛。巢上的小鸦儿伸长了脖子，张着宽大的嘴儿叫老鸦回家。压山的太阳照出半天的红云。老王出了黑魆魆的磨房，拍一拍头发，走到左边的河里把身上洗一洗。坐在河边草地上，看李家的花狗儿和一个黑狗儿扑着石玩。张家的小福儿伸着两只泥手，从一株柳树后面转了出来，一直跑到河边对老王说：

    “妈妈要你磨麦子，你明天有工夫么？”

    “有工夫，明天一早就磨起。”老王回答说。

    那小孩子又眉开眼笑地说道：“妈妈要面给我做巧果子，后天过七月七啦！”说着跑到那两个狗的跟前，抱着那个黑狗的脖子，和两个狗滚作一块儿。爬起来又往北面一个菜园里跑了去，两个狗也跟在后面跑。她口里嚷道：“我叫爸爸吃饭去啦。”不一会儿张老三扛着锄从北面走了过来，福儿在前面跑。她又站住等她爸爸一回，仰着小脸儿问她爸爸几句话，扯着她爸爸的手儿往村西头走去了。

    老王看得出了神：那个小孩子含笑的小脸儿，仿佛有一种魔力，引出人心中很深密的爱。这个景象深深印在老王眼里，使他的脑筋起了特异作用。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顺着脚走回自己屋里，饭也不吃，瞪着眼睛仰卧在炕上不动。

    老王仿佛身在磨房里，但是这回自己不推磨了。一个大驴子给他推磨，他只在一旁忙着加麦子收面。这个长脸的驴子，竖起两个大长耳朵来在磨前飞跑，面落得十分快。他看着自是高兴，忽听身后一声叫道：

    “爸爸，你不去吃饭么？妈妈都预备好啦。”老王回头一看，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站在他的面前。这是他的小孩子，比白天看见的福儿还长得好看些。抱起来亲个嘴，他喜得唇都颤动了。

    “你磨面给我做巧果子么？”小孩子抱着他的脖子问他说。

    “是呀！是呀！做一大串巧果子，好不好？”老王忙着回答说。小孩子喜得张了小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小牙来。他抱了孩子走回家，他的女人指着桌子说：“快吃吧，等会就冷了。”看见桌子上放着一盘子热气腾腾的黄瓜炖牛肉，刚蒸好的馒头，他觉着腹中饥饿得很。饭吃得香甜极了，却是越吃越觉着饿。小孩子坐在桌子头上，伸出小手来要馒头，又张着小嘴儿要菜吃。他心中说不出来的快乐，泪包着爱的眼光常射在他的小孩子脸上。一阵脚步响，张老三闯了进来，嚷道：“福儿！福儿！我好半天没找到你，你跑到这里来了。”说着抱了小孩子往外就跑。老王吓呆了，急向前来抢，却吓醒了，心里还只是蹦蹦地乱跳。睁开眼屋内漆黑，死沉沉地寂静，只听远远的鸡声和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声音相答。

    老王瞪了眼，躺着不动。直到窗纸发白了，树上的雀儿噪起来了，他才懒懒地起来，仍旧一转一转地磨他的面。他渐渐地瘦下去了。

    秋天的黄昏，屋角上黄色的夕阳照在草园里一堆堆的落叶上。下面的蟋蟀，唧唧！唧唧！时断时续地叫它的友伴。草屋里的老王已经绝粒几日了。他起初受了风寒，头烧得厉害。后来腰腿都痛起来，他不得不和他那两块又冷又硬的磨石分手了。他躺在床上，也没人送饭他吃，捧水他喝。倒是对门王家的花狗儿有时想起他，跑来打两个转身，见他躺在炕上，把两只前爪子搭在炕沿上，摇摇尾巴，对他汪汪地叫两声就跑了。他一阵一阵地发昏。忽觉屋内放了光明，他看见他的驴子在那里推磨，他的老婆在那里做饭，他的小孩子在草园里玩，很可爱的小脸对他笑着，伸出小手来招呼他，他也笑着跑向他的小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