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国旗

       ①这是由陈九先生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②小镇只有一所大学，不大，但哪个国家的学生都有。中国来的一共五名，巧了，全是女生，名付其实五朵金花。珍妮是她们的头儿。五朵金花同吃住同进出，像一家子出来的。其实就是一家子。

       ③学校每年春天搞一次隆重的国际街坊节。在小镇主要街道、广场上，让各国来的师生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当街展示自己国家的食品和工艺品。到那天，各界名流与方圆多少里的男女老幼都会来凑热闹，在此欢歌笑语，尽情玩乐。

       ④五朵金花耐不住好奇，头天就跑上街看街坊节的准备情况。她们要挑选有利地形，来个穿旗袍炸春卷，外加毛笔字，够中国的吧？几个姑娘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嘻嘻哈哈，踌躇满志。突然一个姑娘说，好像，我好像没有看到中国国旗。广场上空飘满各色国旗，赤橙黄绿青蓝紫，她们一面面数过，就没中国的，咋回事？

      ⑤ 姑娘们一下子懵了，她们此刻感到国旗对自己竟如此重要。珍妮的脸涨得通红 ， 跟国旗那么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校长当面问清楚。找校长？对。珍妮拔腿要走，等等，咱们一块去。姑娘们捆成一捆儿，碧草蓝天，斜阳映着她们匆匆的背影。

       ⑥白发苍苍的校长先生面对为何别的国旗都有，却偏没中国国旗的提问，很显窘迫。是吗？让我了解一下，保证尽快答复你们。好，珍妮说，明天是街坊节，我们就在这儿等。五朵金花走出办公室，在门前的草坪上坐下来。天角渐渐泛红。

       ⑦春日黄昏那么短暂，像脸盆里的水，洒洒就没了。当校长走出办公室，夕阳已在天边闪烁。校长对姑娘们说，校董们大都同意悬挂中国国旗，并为这个疏忽像中国同学道歉。明天一早，你们会在广场上看到中国国旗的。真的吗？真的。

       ⑧那本该是个安详的夜晚，人在心愿满足后睡得最甜。万万没想到，珍妮她们突然接到校长秘书的电话。秘书说，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面中国国旗——我只是说，我找不到中国国旗。如果我借你一面你会挂吗？珍妮问。你有？对，我有。当然，当然挂。好，一言为定，明天一早广场上等我。

       ⑨你有国旗？姑娘们把珍妮围起来。咋不早说？害我们紧张了半天，死多少细胞！珍妮红着脸低下头 ， 憋了好一会儿才说，对不起，我没有，可我不信就找不到一面国旗！姑娘们立刻打电话到北京，到纽约，到所有可能有国旗的地方，最后终于联系上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哈佛大学中国同学会。怎么给你们？电话里的人问珍妮。麻烦你把国旗放在你家门前的信箱里，我这就去取。珍妮，你疯了？珍妮笑笑，开车单程五小时，争取九小时赶回来。你们明儿一早直接在广场上等我，别忘了帮我带上旗袍和化妆盒儿，咱广场见。

       ⑩不知那一夜姑娘们是如何度过的。特别是珍妮，迷过路吗，吃没吃罚单，饿不饿，打盹儿了没有？可以确定的是，太阳升起时，广场上的中国姑娘是五名，一个也不少。珍妮把鲜红的中国国旗交到校长手里。就在校长秘书升旗的瞬间，姑娘们一字排开，请校长为她们在国旗下合影。一，二，校长喊着。等等！珍妮挽起身旁两位姑娘的手臂。接着，她们每个人都相互挽起手臂。现在可以了，校长先生。

       ⑪清晨很美，像一支奏鸣曲，随风飘荡。

       ①那时候，母亲总在家里，父亲总在家外。

       ②父亲就像一个客人，前来“拜访”我们的时候，总会带着礼物。

       ③他从不知名的远方挑回的担子里有圆滚滚的卷心菜，红白相间的猪肉块，一块撒满碎花儿的土布，一个快要装满彩色圆球糖的玻璃瓶，轻轻摇动一下，就会发出让我口舌生津的可爱声响……

       ④有一次，父亲拉着满满当当的木板车回来，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大王”，身后还多了一群呐喊助威的“大兵小将”。他欣然卸下一张桌子，说让我写字用；又搬下一条高凳子，凳子下面竟然有个小抽屉，带锁，说可以搬到学校坐，周围无数双眼睛都被它镀亮。这一刻，我无比自豪。

       ⑤可有时候，父亲回家也会两手空空，就像打了败仗的士兵，手无寸铁。

       ⑥他眼睛里的火光熄灭了，灰头灰脸，嘴唇也起了白皮儿，他肯定又饥又渴。脸上什么也没少，但就是让人觉得缺了不少东西。他的腰身弯如无箭可射的猎弓，疲累得好似一件等待浆洗的脏衣服。我心里有些难过。

       ⑦这一天，原来是他做生意亏了本儿，一路风餐露宿，空空荡荡地走回家；他个子越是高大，越显得臂怀里的空旷冷清。

       ⑧母亲看到他，不说话，也不笑，她的个子原本有些矮，这时候却像变得更矮。她神色平静，目光柔和，窸窸窣窣地小步快走，从厨房里捧出满满一碗凉好的开水放到他面前。他“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母亲拿走碗，盛来满满一碗饭放到他面前。在我的记忆里，这情景不止一次，这饭有时是面食，有时是白米盖着菜，有时竟是只有节日里才有的大块萝卜炖小块骨头，好像她提前知道他要空着肚子空着手回来似的。当然有时母亲还会特意为他斟上一碗热热的黄酒……看他吃饱喝足、心满意足，我有些不解：母亲怎么像是在犒劳凯旋的将军？

       ⑨父亲并没有上床休息，而是无牵无挂地枯坐着，看母亲从井水中捞出洗净的衣服，拧干，一件接一件地晾晒到院子里的绳子上。还有摊开的被单，母亲将其搭到绳子上，被单慢慢滴出水，水拉着被单，起初还显得紧致，慢慢地灌满了风，吸足了阳光，它们就如巨大的翅膀般，扑扇着发出富有节奏的、鼓舞人心的“鼓点”，那声音灌满了我们的耳朵。那些红的、绿的、青的、蓝的、白的土布啊，在风中扑扇出阳光的温煦芬芳，挂满了院子。我们这些孩子在这个快乐的“迷宫”里穿梭,奔跑,喊叫,躲藏，惊吓他人，最后以甜美的笑声收场。这时候，父亲的眼中也有了光芒。我们沐浴在父亲的目光中有了满足，有了激动。

       ⑩父亲看着看着，就笑了，然后躺到床上，当一块做梦的“石头”，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噜声。

       再后来，父亲放下了担子，也放下了木板车，和母亲一样，总在家里，总在庄稼地里，总想着将家填得更满些，更满些。可是屋子里总是这里还缺一个柜子，那里还少一台收音机，另外一个地方又需要一辆自行车 ……终于有一天，他们都说：“我们老了，那些空着的地方，你们去填满吧 ……”

       ⑪我们会的，会把所有需要填满的地方填满，也包括他们心里梦里空着的地方。

       ⑫但是我又懂得，在那些有他们的地方，其实一直是满满当当的，我们最需要的东西，那里一直不缺不空。

                                                                                                                                                                                  （选自《时文选粹》，有删改）

童年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节选自《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篇，有删改）

蒋方舟^①

    我妈对我的失望应该是从我一出生就开始的，我出生之前，她给我选定的诨号^②是“蒋美丽”，这既寄寓了她对我的隐隐期望，更因为她想被叫做“美丽的妈妈”。结果，我一出生，她就失望地给我改了名，知道我不洁白美丽，就只能鼓励我自强不息。

    而一直到现在，她对我的长相还不太习惯。我曾一个人在外地读高三，我妈一个月来看我一次。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把我想象得巨美、巨脱俗。而一看到我真人出现，远远地觉得诧异，大声哀嚎道：“你怎么长得这么矮？”“你眼睛怎么这么小？”“你脸上长得那些乱七八糟是什么啊！”感觉很像相亲见面时，才发现对象和介绍的完全不符，大呼上当受骗。只有我妈，能十米之外就判断我多久没洗澡，能一眼就识破，我不是蒋美丽。

    我不曾讳言自己开始写作是受了我妈的诱骗。她在我七岁的时候骗我：“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都必须写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叔叔抓走……”于是就有了以后的故事。我刚刚成名的时候，听到很多对她义愤填膺、掷地有声的诘问：“想成名想疯了……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我妈则对我说：“我不想你的一生像我一样，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我妈不喜欢我对她的人生透露出一点点的欣赏和羡慕。她生活在一个人力三轮两个小时就能穿越的中小城市，教书的学校离家不到二百米，她觉得这样的人生我应该深恶痛疾，巴不得我在桌子上恶狠狠地用木刀刻上：“我永远也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因此，她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很惨，家里吃了羊肉火锅从来不告诉我。今年冬天很冷，我深夜在寝室给我妈打电话，说自己冷得人格分裂。她为我哀嚎了一阵，就自己泡了一个热水澡，热了一杯黄酒，打开空调，把电热毯开到高档，然后在日记里写道：“这打死也不能跟蒋方舟说，她回来要杀我……”我妈对我的期望，就是我走得越远越好。

    的确，我和我妈有相同的星座，相同的懒散和缺乏斗志，连喜欢男生的类型都越来越像，要慢慢地滑向她的生活似乎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所以我妈抵死也要把我拖进一个新的世界。

    在我还没有男朋友的年岁里，我妈就临时扮演着男朋友的角色，逢年过节还要嘘寒问暖情话伺候。而我就像个爱吃醋的女朋友，总怀疑她心中还有个梦中完美情人叫蒋美丽，害怕她真的生出并培养出个蒋美丽来。

    我的谎言，我故作的乖巧懂事，我对外人们施用迷三倒五催眠大法，我妈是唯一一个破解的人。在我妈夸完我矮胖之后，我总是夸她风韵犹存。有一次开家长会，我们俩在台下道貌岸然地坐着，我给她传纸条“你是全场最漂亮的妈！”她羞涩地写道：“哪有，倒数第二排那个戴帽子的妈妈长得比我漂亮些。”我看了一下，那个妈妈的确年轻时尚，非我妈所能及，想了一下写道：“那个肯定是二妈。”过了好久，我妈才回：“你骗人你骗人，你好假，你好虚伪，我再也不要相信你啦……”

    我一点也不顾及在我妈面前露出我小恶魔的一面，因为最后的结果总是她自己生闷气生到内伤。这就是我和我妈的不同，她只是识破我，我却能看破她。

    不知道我妈同不同意，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她那里是没有致命软肋的，而我妈则对我命门大开，我知道最令她恐惧和懊恼的是什么。而我欺负她的最损的一招，就是向她高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你费尽心思不想让我变成你，可我为什么还是变成你了呢？”这是不久前，我对我妈说的一句话，这就是我妈对我最大的恐惧吧——变成她。我妈听了，愣了好一会儿，就哭了。我也哭了——我和我妈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对方，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凉，还是理所当然的幸福？

【注】①蒋方舟：中国青年作家，1989年出生，曾获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后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②诨号：别人根据当事人某些特点给的称谓，多具幽默、讽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