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碾子

刘群华

    一个药碾子，是悬壶之人必须修炼的禅道。

    药碾子靠碾轮在碾槽里不断滚动而把中药碾成粉末，中间宽敞，两头收紧，像驮着岁月的小船，行走于悬壶的湍急河流。

    我的药碾子是师父送的，他见我性躁，嘱我多多碾药，能修养心性。如今铁铸的药碾子好几年没用了，蒙了厚厚一层灰。一看它落魄的样子，我就觉得心被狠狠揪了一把，它如被我抛弃的一个好友，在时光里颠沛流离。

    当年，我在师父的惠风医馆学艺。在城东一角，一条苍老偏僻的巷子里，有个粗糙的木门铺子，几根木柱支撑着，但厅堂宽阔，几个中药柜子泛着陈黄色漆的光亮，透出浓郁的中药芳香。药碾子搁在大堂一侧，默默看着络绎不绝的求诊者。

    我每天看药熬药，晚上听师父讲读《内经》。有时医馆很忙，师兄腾不出手，师父便喊我去碾药。初上手时，我面对沉重的药碾一片茫然，碾轮在我面前更显笨重难使。我甚至不会用双脚滚动轮子，只能用双手握住轮子柄，不断滚动。一天下来，一手血泡，有的还磨破了皮，出血了，痛得我钻心流泪。师父就点起一盏油灯，拿出一根缝衣针，针鼻子上穿条青棉线，沾上桐油在油灯上点燃，线就如一道火焰顺着缝衣针刺过我的血泡。血泡瘪了，师父说：“桐油祛风退火，很快会好。”

    如此历练再三，我慢慢掌握了窍门，终于能够稳妥而有效率地碾药了。我坐在木椅上双脚滚动着铁碾轮，咔嚓咔嚓地碾着干枯僵硬的中药，仿佛一曲重复的粗犷山歌，盘旋于青瓦白墙之间。中药被往返碾磨，然后过筛，细末另装，粗末再碾，直至药碾如泥。这种药泥大概有两种去处，一种混蜂蜜做中药丸子，一种和油脂做外敷膏药。中药丸子可大可小，小如绿豆即可，大如梧桐亦行。而外敷的膏药则深如夜色，青黛之中，还有几丝像桔黄的灯光，贴在患处，人温暖，心透亮。

    碾药是辛苦的活儿，夏天怕热，冬天怕冻。冬天碾药，屋里头必烧一膛红彤形的炭火，然后兀自滚动着碾轮，咔嚓咔嚓，孤独地响。碾药除了气候的冷暖，还有人的疲惫和单调，倘若在夏天，则难免不知不觉呼呼睡去。一日，天气闷热，门外的玉米叶被日头蒸卷了。我在屋里碾药，师父进来，看我汗流浃背，又一脸厌烦，说：“碾药累不？孤独不？”我的心思被师父洞察无余，只能尴尬地嘿嘿一笑。师父说：“碾药也有乐趣，要学会自寻快乐，可以边碾边读书。”

    他示范性地拿起一本药书，双脚滚动碾轮，在叮当叮当之声中翻阅起了一页页远古的方剂。我在旁看着，在师父的脚下，药碾子是一只驮着快乐的船，在碾槽里张帆，一路风雨而去。师父像一名得道的禅师，怡然地品味着窗外的阳光和书中的淡泊。

    “物在身之外，不居身之内，忘物而不思物。”这句话，师父总拿来教导我。他说：“你满脑子想着碾药，累从心来。”我起初不知其中意味，后来知道了，师父也老了。碾药碾出快乐，是一种高深的境界。

    在药碾子的陪伴下，我不断成长，也会治疗简单的风寒风热的外感了。一次，一个小儿被父母抱了进来，我号了下小儿的脉，在处方笺上准备写几味疏风散热的药。尚未落笔，师父从外面进来，他看了看患者，说：“小_____儿娇嫩，用药要轻灵，如羽毛一样。”便嘱咐我去药碾子上碾几味药，调油脂敷在小儿的脚板上。我认为这种方法太简单，无法体现一个医生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师父说：“病之治，一味即可，不用二味，既节省了病人的费用，又减少了对身体的潜在伤害。你看那些古医书中，为什么有的方剂仅一二味，是药专而力足啊。”

    第二天，小儿的病好转了，药费只花了一个鸡蛋的钱。

    拜师后的第五年，我离开了惠风医馆。临行前，师父说：“中医之道，必尊中医之术。”他从后房搬出一个铁药碾送给我，说：“别小看一个药碾，其实是中药的一种工艺，马虎不得。”

    我出师后在另一座城的街上开了家医馆，虽然比师父的小，却五脏俱全。中药柜子，高高大大立在大堂中间；四方长桌放在左侧，上面摆着崭新的号脉垫子；师父赠我的铁碾子置于大堂的右侧，静静地睁着眼看我，看得我不敢怠慢任何一事。

    经营久了，患者日多，需要碾的药也越来越多，有些忙不过来。有患者推荐我用电动磨粉机，我便买了一台。这样，我把大堂的药碾子搬进了西厢房，它的位置被电动磨粉机无情代替了。

    每次我去师父的惠风医馆，看师父还在坚持用药碾子，累得腰酸背痛，便小声提醒：“买台电动磨粉机吧？”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根河之恋

    根河是鄂温克人①的母亲河。

    春天，根河从厚厚的冰层中泛起春潮，河的巨大生命力迸发开来，它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向远方而去。这破冰时节的河水才是它真正的本色，纯真清冽，水晶一般透明。这条源自大兴安岭的河，原本的名字“葛根高勒”，正是清澈透明的意思。在一个个春天的日子里，根河回到童年，回到本真，然后再一次次丰满成熟，将涓涓乳汁流送给两岸的万千生物。

    传统的鄂温克人跟森林河流贴得最近。他们与驯鹿为伴，生活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去“四不像”的驯鹿。眼下，这些温顺的大鹿在全世界已所剩不多，鄂温克人结束了最后的狩猎，放下了猎枪。他们离开森林，进入城市或远走他乡，但敖鲁古雅部落受人尊重的长辈94岁的玛丽亚•索一步也不想离开她的驯鹿。

    一踏进根河，我就听说了她美丽的名字。先前见到过作家乌热尔图为这位老奶奶拍的一张照片。白桦林里，老人穿着长袍，扎着头巾，侧身站在一头七叉犄角的驯鹿前，她微微佝偻着身子，皱巴巴的手轻抚着鹿柔细的皮毛。鹿依偎在她的袍子下，那儿一定有着母亲的气息。她神色沉静而坚毅，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仿佛她的脸上就印刻着她相守了一生的森林。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性的慈祥，又有着丰富的传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大兴安岭远近闻名的女猎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到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领着驯鹿运回部落。这位伟大的母亲至今仍恬然生活在她的鹿群之中。

    其实我很想去为玛丽亚•索拍一张照片。这些年，涌到玛丽亚•索猎民点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但我想，我这样匆匆来去，怎能配得上她的丰厚？怎能有乌热尔图探望她时目光里的深沉呢？

    因为乌热尔图是根河的儿子。当年，这位从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青年捧着他的《琥珀色的篝火》走上了文坛，刹时让人眼前一亮。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认识了这个寂寞又热烈的民族。出乎意料的是，乌热尔图后来辞去京官重返故乡。时隔多年，当我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将天边画出蜿蜒起伏线条的山丘，那些怒放成海洋或孤零零独自开放的鲜花，那些低头吃草或昂头沉思的马群，还有那些袒露在草原上始终默默流淌的河，都让人忍不住心潮起伏。这位鄂温克作家返乡的理由还需要问吗？就是这草原这河流这民族，是祖先留在他身体里的血脉在涌动啊！

    乌热尔图在回到草原以后的日子里，完成了《呼伦贝尔笔记》等一系列著作和摄影作品，那是他数十载的文化寻根，是他作为一个鄂温克的儿子，对母亲的深情眷恋与报答。

    我们山外的人远道来看山，原本住在山上的人却搬下了山。

    人类到了21世纪，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必须平等相处。生活在根河的大多数鄂温克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山林，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无边的草木以及驯鹿、黑熊、狼、灰鼠和蝴蝶。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新建了童话般的家园，这座小城就叫了根河。

    我们去到那里时，从山林里搬出的鄂温克人正三三两两地在自家门前干着一些零碎的活儿。男人穿着时尚的T恤和牛仔裤，女人们烫了发，有的还挑染成了黄的深红的，她们的裙子仍然长长的，跟老去的玛丽亚•索一样，但却是城市里流行的花色。

    这里的房屋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咖啡色外墙，小尖顶，搬进来的一家家鄂温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屋子，盘算着未来。鄂温克人与外族人通婚是常见的事情，近些年更为普通，他们的孩子大多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这里曾有过多年的繁忙，大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地从根河运往大江南北。眼下，过往的一切留在了画册里。伐木工变作了看林人，大批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谋求新职业，他们在努力与以往告别，与未来接轨。

    根河天亮得很早。走到窗前一看，根河就在眼前，河对面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人在翩翩起舞，似乎这个小城的人都聚集在此了。根河的水伴着音乐荡漾，我忍不住踱过根河桥，进入了舞者的欢乐。用不着有任何忐忑，大家都是这样笑着来又笑着去的。这些根河小城中的曼妙舞者啊！我模仿着她们举手投足，扭动腰肢，想象着生活在此的种种愉悦。那是我度过的最为愉快的时刻。

    阳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我知道我虽然来过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住这些人和这些让人眷恋的时光。

（取材于叶梅的同名散文）

注释：①鄂温克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

桑叶与蚕宝宝

朝颜

进入征村乡吴坪村的时候，一场急雨刚刚歇住了脚，厚厚的云层从天空中渐次消散。不远处的青山之间，还萦绕着白色的雾气。山下的屋宇和田园，便都像置身于仙境中了。视野之内，树木、蔬菜和青草绿得不染一丝杂质。一条平整宽阔的柏油路直插沃野，新耕的水田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云雾的万千姿态。一辆高大的农用拖拉机威风地驶过侧畔，车尾还粘着湿漉漉的新泥。

这里是江西省修水县的西南郊，一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然而如今，穿过一幢一灰瓦白墙的农家宅院，我在这里已找不到贫穷的痕迹。

横平竖直的田间，铺展开一望无边的桑林。桑树不高，却枝叶葱茏，每一片叶子都肥美而多汁，绿得精神。底部的枝条已被采摘得光溜溜的，顶部仍在不停地抽出鲜嫩的新芽。这样的长势和桑叶产量，是我幼时所见枝叶稀落的野桑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桑叶的使命是喂养蚕宝宝。而后是茧，是丝，是琳琅满目的丝制品，是村民们走出贫穷、奔向富裕的希望。

“三斤毛铁半斤钢，打把锄头去栽桑，一条田塍栽三转，三条田塍栽九行”歌谣在蚕乡流传开来，像茂盛的桑树，遍布山坡田垄。地处赣西北山区的修水县，在清代时，就因产丝居全省之首而获“绢出义宁州”之誉。蚕桑传统延续至今，更成为全县产业发展的重头戏。仅我脚下的吴坪村这片土地，便建有二百零八亩蚕桑产业基地。

桑田一侧，矗立着四座标准化养蚕大棚。我们走进了其中一座。只见偌大的空间，整齐地排列着方格蔟，底层撒着厚厚的消毒的石灰，上面再垫一层新鲜的桑叶。一些蚕宝宝在不倦地喻食，一些已经爬上了属于自己的蚕屋。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小小的木格中，见一条身子黄而透明的蚕，正从口中牵拉出晶莹透亮的细丝。它不停地快速摇动着脑袋，仿佛这分分秒秒的光阴都不能耽误。

蚕的一生，如果撇开化蛹和成蛾期，须经历四次休眠蜕皮。在此期间，它们变得脆弱敏感，稍不留神就患病死亡。尤其是第四次蜕皮，时间长，过程艰难，死亡风险大，直接关系着最后的产量。千百年来，蚕农们秉承着祖上代代总结的传统经验，一季又一季地侍弄着蚕宝宝。他们依靠着简易的蚕具和蚕室，劳心劳力，但是产出却常常与付出不成正比。

“现在不一样了。”一位扶贫干部告诉我，“我们不仅有养蚕大棚，还建有小蚕工厂。在两个最关键的时期，统一消毒，统一管理，生产几乎零风险。”小蚕工厂，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我不由地想象起来，宁静的夜晚，无数只黑黑的蚁蚕，在小蚕工厂里挤挤挨挨地蠕动，它们昂起脑袋噬咬着桑叶，沙沙沙，沙沙沙—仿佛一曲悦耳动听的乐曲。

然后，它们休眠、蜕皮，变白、变胖，被蚕农们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悉心地照顾着。再然后，它们和我眼前所见的熟蚕一样，被送往大棚最后，择一个小方格为归宿，走完短暂而辛劳的一生。我又不禁想象着另一幅画面；某一天清晨，管理员打开大棚，无数只洁白的蚕茧卧居其间，仿佛刚刚下过一场盛大的新雪。

自从扶贫工作队来了以后，村里成立了蚕桑生产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优先成为社员和股东。从流转土地到购苗栽桑、技术指导，再到蚕茧收购，全部由合作社牵头，统一进行。桑蚕鲜茧的价格，也由保险公司统一承保。当所有的风险被解决后，蚕农们放下了曾经的后顾之忧。现在，他们只需专心种桑养蚕，凭着勤勉付出便可安心地等待收益分红。

这一路上，我们围绕着修水县转了大半个圈。从吴坪村，到征村乡，到整个县域，无不见桑树遍布沃野，郁郁葱葱。我看见因病致残的胡经明，用一把竹椅支撑着身体，在桑田里奋力地挖地草；我看见从打工地返乡的樊南星，带着身患“渐冻症”的妻子下地，双手并用飞快地采摘桑叶；我还听见吴坪村的脱贫户石根感慨地说：“用好国家政策，自身勤劳肯干，就是最好的脱贫药方。”

何止是他们呢？在修水，九万八千亩桑园，十个五千亩蚕桑乡镇，二十个千亩蚕桑村，一百五十个百亩专业组，三百七十五户十亩以上大户……一头，承载起三万多名蚕农的希望，另一头，连接着丝绸企业上亿元的年销售额，还有两千多在家门口就业的人。现在，桑园还在一亩亩扩大，蚕农的雄心也在一天天变大。随之而来的，还有桑果休闲采摘、桑葚酒、桑葚饮料、桑叶茶、桑芽菜、蚕丝被、食用蚕蛹等相关产品产业的开发。日子，正一天天生机勃勃地向前走。

我携着满身的绿意退出桑园，抬起头望去，天边早已云开雾散，万道金光下，深情抚摸着这热腾腾的土地……

（选自202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如果没有李白

王晓磊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似乎并不会受很大的影响，对吗?不过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文学家而已，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和我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没有什么关系。

的确，没了李白，屈原就没有了传人，“饮中八仙”会少了一仙，后世的孩子会少几首启蒙的诗歌，似乎也仅此而已。

《全唐诗》大概会变薄一点，但也程度有限，可能减少五十分之一至四十分之一。名义上，李白是“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诗），但从数量上算，他诗集的规模远没有半个盛唐这么大。在一共九百卷的《全唐诗》里，李白的诗占据了第一百六十一卷至一百八十五卷。少了他，也算不得特别伤筋动骨。

没有了李白，中国诗歌的历史会有一点变动，古体诗会更早一点输给格律诗，甚至会提前半个世纪就让出江山。然而，我们普通人也不用关心这些。

不过，我们倒可能会少一些网络用语。比如一度很热门的流行语“你咋不上天呢”，最先是谁说出来的?答案正是李白爷爷：“耐可乘流直上天?”

那么，李白还创造了其他的网络用语吗?有的。比如“深藏功与名”，其源自李白《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如果没有李白这首诗，香港的金庸也不会写出武侠小说《侠客行》来。非但《侠客行》写不出来，《倚天屠龙记》多半也悬。小说中的这把“倚天剑”，是古人宋玉取的名，但为这把剑打广告最多、宣传最卖力的，则要数李白，比如，“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不只是香港文艺界要受一些影响，台湾也是。词曲作者黄安一定不会写出当年唱遍大街小巷的《新鸳鸯蝴蝶梦》来，这首歌就是从李白的一首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面化用出来的。

没了李白，女孩子们的生活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美国的化妆品品牌Revlon，中文名字也不可能叫“露华浓”了。因为它是从李白的诗里来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如果没有李白，中国诗歌江湖的格局会有一番大的变动。

几乎所有大诗人的江湖地位都会提升一个档次。李商隐千百年来都被叫“小李”，正是因为他前面有“大李”。要是没有李白，他可以扬眉吐气地摘掉“小李”的帽子。王昌龄大概会坐上唐代绝句的首席，因为能和他相比绝句的只有李白。至于杜甫，则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唐诗第一人。

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会遇到一些表达上的困难。

比如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朋友，你将没有词来准确形容他们的关系。你不能叫他们“青梅竹马”，也不能叫他们“两小无猜”，因为这两个词都出自李白的《长干行》。

你也无法用“刻骨铭心”来形容一段恋情，因为这个词也是出自李白的文章：“深荷王公之德。铭刻心骨。”

不仅无法形容恋人，我们还将难以形容全家数代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景象，因为“天伦之乐”这个词也是李白发明的，出自他的一篇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杀人如麻”也不会有，这出自李白的《蜀道难》。“惊天动地”也没有了，这是白居易凭吊李白墓的时候写的诗：“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没有李白，又怎么会有李白墓?没有李白墓，又怎么会有白居易的凭吊诗呢?

扬眉吐气、仙风道骨、一泻千里……要是没有李白，这些成语我们都不会有。此外，蚍蜉撼树、春树暮云、妙笔生花……这些成语也都是和李白有关的，也将统统没有。

没有了李白，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别的麻烦。

当我们在际遇不好，没能施展本领的时候，将不能鼓励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我们遭逢了坎坷，也不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当我们和知己相聚，开怀畅饮的时候，不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些都是李白的诗句。

那个我们很熟悉的中国，也会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们将不知道黄河之水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庐山的瀑布有多高，不知道燕山的雪花有多大，不知道蜀道究竟有多难行，不知道桃花潭有多深。

白帝城、黄鹤楼、洞庭湖，这些地方的名气，大概都要略降一格。黄山、天台山、峨眉山的巍峨，多半也要减色许多。

变了样的还有日月星辰。抬起头看见月亮，我们无法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无法吟诵“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如果没有李白，后世的文坛还会发生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没有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苏轼未必会“把酒问青天”；没有李白的“请君试问东流水”，李煜未必会让“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李清照未必会“九万里风鹏正举”。

后世那一个个浪漫的文豪，几乎个个都是读着李白的集子长大的。如果没有李白，他们能不能成为文豪都将是一个问题。

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会衰减不少。有李白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才有毛泽东的“我欲因之梦寥廓”；有李白的“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后来的“可上九天揽月”；有李白的“安得倚天剑”，才有“安得倚天抽宝剑”。

我们的童年世界也会塌掉一角。那个几乎存在于每个小朋友记忆深处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将没有。它可是小学生作文万金油般的典故。没有了它，小朋友们该怎么把作文写得更出色呢?

在今天，若问如何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答案是抛出一句李白的诗。每一个中国人听到“床前明月光”，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说出“疑是地上霜”。

看一个文学家的伟大程度，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民族的血脉。李白这位唐代的大诗人，已经化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和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一起流淌。哪怕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中国人，哪怕他一点都不喜欢诗歌，也会开口遇到李白，落笔碰到李白，童年邂逅李白，人生时时、处处、事事都被打上李白的印记。

李白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个志向他是超额完成了的——所谓“垂辉映千春”，他已经辉映了一千三百多个春秋，并且还会继续辉映下去。

（有删改）

北大很大

北大很大，大得当我只去了一个“百周年纪念讲堂”，只去到了那个拥有2100个座位、却安静得像一个渺无人烟的广场的礼堂里开了一场音乐会，就顿时感觉到北大之大!北大之大，大在它不仅有大名气、大教授、大校园和大课堂，更在于它有一个文化的大空间与文化的大气场!

2006年11月2日晚，当《红色小提琴》的乐声响彻在“百周年纪念讲堂”时，当全场2100个座位沉浸在音乐中静如鸦雀、而当乐声静止掌声如潮时，我想到了北大才度过的百周年纪念，想到了我所在的上海音乐学院明年的80周年校庆，也就禁不住想到了我们两个学校曾经有过共同的校长——蔡元培。因为，是他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超前的大概念——“以美育代宗教”；也是他，为北大构造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大气场。他认为，“美育可以陶冶感情，使人日趋高尚；可以去私忘我，超脱利害；可以使人寄托于美的享受，去掉生活恶习，从而美化人生”。

那天，我在北大献上了一台《红色小提琴》，这是我33年前的旧作。33年过去了，这些作品有没有褪色，是否仅仅是历史档案中的陈列品，而不再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我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北大。

音乐会开始了。纪念讲堂音响之佳和听众之安静都令我惊讶!因为，这是音乐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硬件”与“软件”。在拥有2100个座位的礼堂中，一把小提琴的声音竟然可以穿透每个角落，弥漫整个空间；而听众的安静甚至可以令人清晰地听到翻阅节目单时的窸窣声。这时，你就能从一个侧面感觉到北大之大——一个比音乐厅声响还好的大礼堂和一批有着大文化背景的大学生。

大学、大学生、大校园、大礼堂，使我又想起了20世纪的一位最最著名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1905年，年仅26岁的他，就同时在狭义相对论、光量子假说和光电效应三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和对运动、能量、光和力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则提供了从微观夸克到宏观宇宙的物质及运动的图像和规律，为20世纪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可是，就是这位大家中的大家，在大学时只不过是个中不溜的学生，而他的职业身份又仅仅是位专利局的小职员。爱因斯坦一直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想象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所以他始终不满足于做个中等成绩的学生，而是朝自由、独立和全面和谐的方向发展。他常与几位虽然均系出身理工科、但却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起研读哲学名著和物理数学论文；同时还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经典名著中享受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还将这个小组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正是这种在“奥林匹亚学院”里自主、宽松、闲暇、文理兼容、自由交流、非功利地研究生活，才能激发出爱因斯坦无穷的创造力和产生“爱因斯坦奇迹”!

还是这位爱因斯坦，曾对他所钟爱的音乐下过一个非常深刻的定义：“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这不仅是对音乐内涵的深刻揭示，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最佳描述。它使我禁不住又想起了达·芬奇的一件轶事：

如世人所知，达·芬奇不仅是位大画家，还是一位大发明家和解剖学家，他为了弄清人体的结构，亲自解剖过30具尸体。当他将人体的骨骼、神经、血脉等各种结构系统都弄得一清二楚后，突然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灵魂在哪里？美在哪里？”

我想，他已经回答了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有灵魂的、有美的生命，本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这也是“生物”与“生命”之区别所在!一个整日沉湎于金钱、物质，而对美毫无感知的人，是一个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命的人!

大学，是培养一个又一个“大写的人”的大学校。而人之所以能够得上“大写”，是因为他们有美和灵魂，而美和灵魂才是真正的“无限大”!

大学之大，不在于场地与规模，不在于要像城堡，甚至城市那样大的“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文化大气场，没有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大空间，那么，“大”又将如何？我想，充其量至多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文化大卖场而已!

大学再大，也没有校外的世界大；大学的课程再繁多，也不如外面大千世界的绚烂。天外有天，大外有大，让我们从大学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灵魂与美的彼岸!

北大很大，它会越来越大，而当它与莫扎特紧紧拥抱时，就一定会变得更大，更大!

(取材于陈钢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