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宁人。第进士 ， 历州县。熙宁初，或荐之王安石。安石与之言，问免役事，廉据旧法以对，甚悉。安石曰：“是必能办新法。”白神宗，召访时务，对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则一，而四方推奉，纷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隆下不尽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齐、晋早，淮、渐飞蝗，江南疫疠，陛下不尽知也。”帝即命廉体量振济东道，除司农丞。还报合旨，擢利州路转运判官，复丞司农。

    为监察御史里行，论俞充结王中正致字属并言中正任使太熏常曰人才盖无类顾驾御之何如耳对日虽然臣虑渐不可长也。

    河决曹村。受诏安抚京东，发廪振饥，远不能至者，分遗吏移给，择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过所毋征算，转行者赋粮，质私牛而与之钱，养男女弃于道者，丁壮则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万。

    相州狱起，邓温伯、上官均论其冤，得谴去，诏廉诘之，竟不能正。未几狱成，始悔之。加集质校理，提点河东刑狱。

    辽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画境，失中国险園，启豺狼心。”其后契丹果包取两不耕地，下临雁门，父老以为恨。王中正发西兵，用一而调二，转运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股剥至骨，斟酌不乏兴，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师必无功，盍有以善其后？”既，大军潰归，中正嫁罪于转饷。廉诣上党对理，坐貶秩。

    元祐元年，召为户部郎中。明年，进为左司郎中，迁起居郎、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上官均论其往附蔡确为狱，改陕西都转运使。拜给事中，卒，年五十九。

（节选自《宋史·黄廉传》）

观鸭说

[明]吴廷翰

    家僮取鸭卵伏之，得雏鸭数十。始育，则饲之盆中，少与之水，其声呴呴然，其毛羽滈滈然，予甚爱，戏之。

    不数日，僮以告曰：“雏鸭有毙者矣。”既而听其声，啾啾然哀鸣；视其毛羽，苏苏然以散落，予让僮不善畜也。僮曰：“是非不善畜也，畜不以水也。”

    次日，予适憩亭中，时雨初歇，池水方强，顾而乐之，凭栏而语曰：“曷不以畜鸭雏？”僮趋而去，不移时筐而至，稍出之水涯，惶惶然惊愕不已 ， 其目睢睢然睨，其足逡逡然前而却。竿之，则遂群奔水中，或扬足而驰，或拍翅而飞，不定者良久。既乃狎水，或仰而饮，或俯而啄，三五而阵，各适其所。则又或沉或浮，或没或出，盘旋戏跃于萍藻间。既休而理羽，交口扇翅，或曳而行，或拳而立，或屈而睡，消摇相羊^① ， 容与^②如也。既晡^③ ， 僮将筐而归，则相与复嬉于渚，或逐于堤 ， 或蔽于丛，不可得，遂纵之。

    明日至，亦如之。其声嗈嗈然以和，其毛羽濯濯然以光泽。其去畜池之前仅三日，充长已倍三之一矣。

    余乃叹曰：大哉造物之育万物乎！大而龙蛇之于渊泽，虎豹之于山林，细而蠛曚^④之于蹄涔^⑤ ， 各遂其性而已。鸭之不育于陆而育于水，亦一理也。夫反其性，造化不能以育物，圣人岂能以育民乎？君子为政，当斯民沦丧之后，烦之以法令，胁之以刑罚，诱之以智巧，荡之以淫华，本性日耗，生理日促，相与骈死而不知。一旦欲其改途易辙，驱之以道德，荡之以礼义，纳之以忠信，囿之以淳朴，靡不相顾骇愕，不信不安。及其久也，教成而化行 ， 行安而俗美，追视昔日之所为与今日之所趋，安危利害相去什佰而千万，则虽械之使为恶，日挞之而欲其蹈刑，亦不可得矣。

    乃复叹曰：因育鸭得育民，然则兹观也，鸭与也乎哉！述观鸭。

（取材于《吴廷翰集》，有删改）

【注释】①消摇：“逍遥”，安闲自得。相羊：徜徉，漫游之意。②容与：安逸自得的样子。③晡：傍晚。④蠛蠓（mèiměng）：也称“蠓”，一种小飞虫。⑤蹄涔（cén）：蹄迹中的积水。

    傅珪迁左中允。武宗立，以东宫恩，进左谕德，充讲官，纂修《孝宗实录》。时词臣不附刘瑾，瑾恶之。谓《会典》成于刘健等多所糜费镌与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实录》成进左中允再迁翰林学士历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费宏为礼部尚书。

（节选自《明史·傅珪传》）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    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 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 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 帝曰：“ 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 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 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唐诗在读者心目中之所以获有那么普遍的荣誉，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方面的成就，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的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同时都由他自己来创造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之外另外有什么词汇。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诗品》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些话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中国封建社会从汉帝国发展到唐帝国，生活内容五百年来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只是更成熟地走向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峰而已。在这样长年累月的生活中，累积了生活经验，也累积了生活感受，仿佛一个住了几十年而没有剧烈变化的家乡，其中一木一石，都能唤起生活中的丰富的感受和联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个“月”、这个“关”、这个“山”，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其中累积了多少人的生活史，它们所能唤起的生活感受的深度与广度，有多么普遍的意义！正是这样，这首诗才能如此形象地典型地被歌唱出来。且不说一首完整的诗，就仅仅“关”“山”“月”三个字连在一起，也会产生相当形象的联想。这难道不是唐人普遍的感受吗？

至如“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个“柳”又是何等地为生活所熟悉。然而诗化的过程也不单纯是生活的熟悉，正如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样，一个民族心理和特征的形成，虽决定于它的生活，也渊源于它的文化传统。从《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柳”的形象开始是偶然地而非很普遍地在诗中出现。然而“柳”已经与“春天”、与“游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逐步深入人的情感世界。《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陶渊明则自称为五柳先生，王恭则被人称道为“濯濯如春月柳”。而“柳”在诗中大量的出现，则仍要到北朝《折杨柳》歌辞出现之后。接着隋、唐进入了统一，随着春风得意的时代，随着游子以至边塞的生活，“柳”就成了生活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联想，它是生活也是诗的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生活谚语。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广义的民族形式，我们所能学习的就更多了。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寒雨连江夜入吴”“鸬鹚山头微雨晴”，一直到“清明时节雨纷纷”“江雨霏霏江草齐”，这个“雨”也不过就是普通的雨，然而到了诗歌语言中它又逐渐成为多么富于联想的一个词，而它的丰富性、普遍性，也是直到唐代才更为突出的。所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关”“山”“月”，这里的“雨”“柳”“酒”“关”这些词语的出现，也就无怪乎它之成为最富于感染力的赠别诗了。而“客舍”的旅人之情，“青青”的欣欣生意，与那最后二句的巧妙构思，交织成阳关三叠的歌唱。而从此“渭城”也就被赋予了鲜明的诗意，所谓：“僧寻野渡归吴岳，雁带斜阳入渭城。”

这样诗与生活的反复交织充实着、丰富着诗的词汇，唐代诗人们以豪迈的生活信念、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吸取着、创造着这些词语，这就使诗歌的语言步入更为鲜活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