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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鹏生
启功先生的一生就像展现于人间的一道彩虹，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辉。现在他已离我们远去，但人们仍在深切地怀念他。启功先生逝世于2005年6月30日，寿年96岁。他是名闻遐迩的书画家、鉴定家、训诂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尤其他那种卓荦大气、蔼然待人的风尚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中。
记得在1963年的秋天，聆听过先生关于“董其昌书画作品鉴析”的讲座，那时我12岁。后来，在“文革”中又有幸聆听先生教诲，即使在那种缄口齐喑的情况下，先生仍显示出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雅然风趣的品尚。虽认识先生很早，但一般情况下，不敢前往问学打扰。大概是在1978年左右，先生为出版二十四史事，在中华书局校点“清史”。忘记了是一种什么机缘，先生通知我将一篇关于《装潢历史沿变》的稿子送去。当我骑车来到中华书局的传达室时，先生已在那儿等候。我那个时候写的稿子值得请先生斧正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尽管如此，过了几日，先生竟通知我到他的小乘巷寓所见面。几位兄长陪我到了小乘巷先生的一间狭小的卧室兼工作室，室内到处堆放着书籍和纸张，我们只好坐在先生的卧床上。未等寒暄，先生便伏案翻开了我那篇所谓文章，逐字逐句地念，随之以铅笔改谬。
当看到书画形式沿变的段落时，先生说：“立轴条幅画，唐时已定型，不是有杜甫为王宰山水图的题诗吗？‘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当时的书画形式，并不完全是横卷。”在座的几位都为先生顺手拈来的诗句所折服。因稿子冗长，先生边看边改，已近午饭时刻，我们几个起身告辞，记得当时都没说声感谢的话。倒是先生，有些歉意似的说：“到吃饭的时候，走啦。”接着他又像哄孩子要给些糖果似的说：“等等！”先生挑选了一幅法书，挥笔题上了我的上款，随之卷起十多幅他的字说：“这是最近写的，送给孩子们的老师，他们会喜欢。”我惭然接了过来。因为赐我的那幅墨宝有上下款，先生过于自谦，故而一直置之书橱，30年来，从未敢张挂。
后些年先生身兼多职，诸事繁多，我再未有过名为“看望”、实为“打扰”的举动。但凡经我向先生索取“赐墨”或题写书名堂号的，我多是请人代办，且一一应愿。记得1986年的一天，先生还着人转来一幅写给我的法书，诗意含蓄，并有题记数行，经反复咀嚼，方领悟到，其诗是在鞭策我于事业上应图精进。其边题褒责皆有：我曾有出语不当处，应自省，反映了先生对人的真淳之意；所指我的“擅长”，褒奖有过，故而此幅也未曾示人，折叠置书架20多年矣。
如今回想起来，我烦劳先生的事情太多了，不知耽误了他多少宝贵的时间。即使在“稿酬”通行的情况下，凡我托办的事情，并没给过一次报酬，我也未有一杯热茶敬给先生，反倒让先生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先生病中，多次拟随他人去医院看望，总是唯恐“添乱”而作罢，只是请人带去祝愿。在先生仙逝4年后的今天，尤感深深的愧疚和忏悔。
先生逝世，四方哀吊。我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所设置的灵堂。早早起床，沐浴更衣，怀抱96朵白色康乃馨，奔向了北师大。把花束置放在祭台上，后退几步，便不自觉地双腿跪下，含着泪水，虔诚地三叩首。因为时间尚早，灵堂里只有我和守灵者，便无所顾忌地像孩子似的向先生说：“总想去看望，唯恐添乱，如今后悔，启功先生安息吧，晚生永远怀念您！”
先生旅途漫长，艰难坎坷，但心胸坦荡，意气骏爽，宏著等身，吐纳自深，酌处万机，适度得宜，令人仰慕，堪称学界之楷范。揣其成因，我认为恰如宋王安石云：“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摘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