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

龙应台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 ， 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雪夜

张爱国

    ①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夜。天地间一片死寂，只有大朵大朵的雪花落地的“沙沙”声。虽然裹着厚厚的棉袍棉裤，但还是无法抵御彻骨的寒气。我弓腰缩背，双手紧拢，踩着没过脚踝的雪，跟着父亲走向村外的后岗。父亲仿佛看出了我的怨气，说：“今晚一定能捉住那个贼。”

    ②“不就几捆稻草吗？大半夜还出来受冻！”我没好气地说，我总以为父亲是小题大做。

    ③“你说的轻巧，没了稻草，开春后咱家大牯牛吃什么？”父亲说着就愤愤起来，“再说了，不要脸的贼你不捉住他，还不知要祸害多少人呢！”

    ④到了后岗，父亲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茫茫雪地里，只有我家一大一小两个草堆，顶着厚厚的雪，静静地矗立着。我和父亲钻进小草堆洞里，茫然地看着黑咕隆咚的雪的世界。

    ⑤草堆洞里虽然比外面暖和了许多，但绝比不上家里，更比不了暖和的被窝，我的双脚很快就冻得生疼。“今晚不会有贼了吧？”我说——我想让父亲同意我们早点撤退，可父亲却传出了轻微的鼾声——他天天劳作不闲，今儿又推了一整天的磨，实在太困了。

    ⑥不知过了多久，雪停了，却下起了冰子，纷纷扬扬地撒进草堆洞。草堆洞俨然成了冰窖，没有一丝温度。我正要推醒父亲回家，却见一窝微弱的灯光向这边慢慢移来。很快，我看到了，是两个孩子，一大一小，提着防风的煤油灯，径直来到我家大草堆前。

    ⑦“从里面拉，轻点，别拉倒了草堆。”小个子低声对大个子说，还挥了挥右臂——半截的右臂！天啊，她不是孩子，是矮婶啊！我忘记了推醒父亲，矮婶怎么会干这种事？怎么干这种事还带着儿子小江——小江比我还小一岁啊。

    ⑧小江双手抓着一捆稻草使劲往外拉，一个没注意，重重地滑倒在雪地里。矮婶急忙上前扶起，叫他接着拉。小江嘴里却愤愤地嘀咕着什么，站立一旁，不愿拉了。寒风中，母子俩僵持着，浑身颤抖——小江上身穿一件破棉袄，下身是一件旧单衣，而矮婶上下身穿的都是破旧的单衣。

    ⑨矮婶放下煤油灯，用左手吃力地拉着小江刚刚拉过的那捆稻草，可稻草压得太紧，她发了好几次力也拉不下。小江终于不忍，上去帮忙，母子俩好不容易才拉下了一捆稻草。然后，他们又合力拉下一捆。矮婶提起一捆稻草就要回家，小江却犹豫着说：“娘，再拉一捆吧，够牛吃三天了。”矮婶看看草堆，摇着头说：“算了吧，你四伯家的牛也要吃草呢。”说完，母子俩就提着稻草一前一后地往回走。

    ⑩我已经决定不叫醒父亲让他们走了，可父亲却突然醒来，一声大叫，明亮的手电筒的光就照上了三四丈开外的母子俩身上。我急忙抓住要往外冲的父亲，与此同时，父亲刚出口的“不要脸的……”也硬生生地吞回了半句——他也似乎明白了什么，慢慢地坐回原地。

    ⑾手电筒的灯光里，矮婶怀抱稻草，弯着腰，脸紧紧地贴着稻草，一动不动。

    ⑿呼呼的北风掀翻她单薄的衣服，枯瘦的后背整个地裸露在寒风中，任由密密的冰子肆无忌惮地击打。小江更是吓坏了，提着稻草，浑身颤抖得异常厉害。

    ⒀“是矮婶。”我贴着父亲的耳朵低低地说。

    ⒁“哦，拿草的是二柱三柱吧……你们……”父亲关了手电筒，大声地说，“你们拿回去吧，明天……明天我再找你们算账……”

    ⒂回到家，母亲还坐在床上纳鞋底，问我们抓没抓到贼。见我们谁也不说话，母亲才发现我们的神情很凝重，就一再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⒃“哎，老天造孽啊！”父亲长长地叹口气说，“你这就起来，给桂香送稻草去……”

    ⒄“是桂香啊？”母亲吃惊地大张着嘴，继而猛拍脑门，懊恼地说，“我应该早就想到是她娘几个了——秋天草堆失了火。”母亲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喃喃地说，“一个女人家，一见人就脸红，手又不便，还带着那么多孩子，再加上牲口，这冰天雪地的草不够用，可怎么熬啊……”

    ⒅此后，每隔两三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将几捆稻草悄悄地放到矮婶家的门口。

    ⒆又是一个大雪夜，送草回来，我很快地进入了梦乡，梦中依稀看见矮婶家的四周长出了青草，一片连着一片，郁郁葱葱，蓬蓬勃勃……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紫色葡萄慈父心

    小院里有棵葡萄树，是父亲在我双腿瘫痪后的第二年栽下的。栽树的时候，父亲把我推到院子里，一边挖坑，一边告诉我，葡萄树是有灵性的，种的时候许个愿，如果能实现，它就能长得旺盛。父亲说：“许个愿吧！”就这样，我们父女俩把美好质朴的心愿寄托在了这棵小小的葡萄树上——希望我能够尽快好起来。

    父亲伺弄葡萄树的精心和殷勤一如照顾他有病的女儿：浇水要浇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施肥要施还散发着青草味儿的牛羊粪；松土自然要用手把土细细碾碎……父亲每天早上都要把我推到葡萄树前，仔细地看上一阵儿。葡萄树每长出一片新叶，父亲就兴奋得像个孩子，说：“你瞧，发芽了！发芽了！”后来，父亲还很有信心地说：“等到咱们能在葡萄树下乘凉的时候，你就好了……”

    葡萄树长大了，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枝繁叶茂。父亲用粗铁丝和钢筋精心地给葡萄树搭了架子。第二年，长长的藤蔓就爬满了半个院子，碧绿肥嫩的叶子在小院的上空舒展着热烈的情怀，生机勃勃！

    然而，我，依然坐在轮椅上。

    其实父亲心里也明白，他的女儿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他身边欢快地跑，轻轻地跳了，

    可他依然痴望着、幻想着有一天能出现奇迹……

    那年，郁闷孤苦的我拿起了笔，开始了文学创作。

    葡萄树在第三年结了果。连父亲也未料到，他栽下的葡萄树竟是优质品种，不但个大味甜，而且熟得早。夏日里，那些成熟了的葡萄一串串挂在小院里，阳光透过叶隙落上去，照得葡萄颗颗晶莹剔透，硕大滚圆，既好看又诱人。

    从此父亲又多了一项任务。炎热的午后，父亲总会踩上凳子，摘两串紫珍珠般晶莹的葡萄，用清凉的井水洗了，端到我的书桌上，对我说：“累了就歇歇，吃点葡萄，解暑。”我便停了手中的笔，津津有味地吃葡萄。葡萄被井水洗过，凉凉的，又酸又甜，真好吃！葡萄汁顺着下巴流下来，我全然不顾。父亲看我贪婪的样子，一脸满足地笑。有时候他怕影响我，悄悄地进来，放下葡萄，又悄悄地出去。我看着盘子里晶莹剔透的葡萄，泪水不知不觉地就流了出来，父爱无言啊！

    每次吃葡萄，无论我怎样劝说，父亲都不肯吃。他有一个堂皇的理由：怕酸。我拣了最紫的葡萄，送到他嘴边，强迫他吃，他拗不过，只好吃两颗，却立即做出酸得不可忍受的样子，绝不再吃。其实，父亲哪里是怕酸呀？他有高血压，为了控制血压，每天都要喝几口陈醋，而那已经熟透的葡萄，哪里还有一丝酸味？他是舍不得呀！

    几年过去了，葡萄树越来越旺盛，一到夏天，它厚厚的绿阴就遮满了小院。当父亲坐在葡萄树下戴着老花镜读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时，他的眼角眉梢都挂满了笑意。父亲已经接受了我不能走路的现实，当初许的愿也许早已忘了，但父亲明白：有一种站立更能升华为至高无上的尊严，那就是心灵的站立！

做人，里子也要讲究一点

    ①过去在部队时，有一位前辈作家，请吃饭时钱不够了，就把手表押上，也要让大家吃得尽兴。当时手表是责重物件，找对象的“三转一响”之一。这是有面子的事。

    ②有一次跟团旅游被关在一个景区，导游伙同景区商场的经理，非让我们买东西不可，可是东西又不好又贵，大家都不肯买。现场气氛僵持不下，表面的和气快维持不住了。商场经理背后的大门紧闭，没有人能飞出去。终于团里一个有钱的游客，说她要买这买那，她其实什么都不缺，但显然是为了给大伙解围，化解了一场危机。这也是有面子的事。

    ③我们中国人，大多注意面子，血气方刚有之，一掷千金有之。面子固然重要，然而里子方面，有时却注意不够。我认为：做人，里子也要讲究一点。

    ④康紅雷导演跟我说过一件事：拍《青衣》剧组解散之后，演员各奔东西，潘虹老师的房间里，她穿过的戏服全部自费干洗后，整洁地挂在房间里。她是个讲究里子的人。

    ⑤我还认识一个摄影助理，他说有一次拍周润发的广告，那时周润发的名气如日中天，男人们都想在现实生活中学他燃烧美元点烟的镜头。所以现场他被团团图住，纷纷让他签名。摄影助理实在小得放在哪里都是透明的，没有半个人注意到他。他只是站在一边默默看着，默默工作，直到所有的拍摄工作全部结束。周润发却主动向他走了过来，与他拍了合影。这也是个讲究里子的人。

    ⑥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北京郊区开青年作家的会议，结束时许多代表陆续走了。宾馆服务员问我，你们真的是作家吗？我说是。她说为什么客房里的公物一点都不爱惜，摔坏了玻璃杯也不赔，还用床单擦鞋。而且打了长途电话不付费，查到房间说人早走了。我听了无言以对。再如有些美女在外面绝对光鲜靚丽，但是住的地方有可能脏乱到下不去脚。或者，私下里张口就是瞎话，颇为不堪。这些不是里子差，是压根儿就没里子。

    ⑦名人也罢，普通人也罢，面对他人和面对自己时都要展现我们的面子和里子。过分追求鲜衣怒马、锦上添花、煊赫恭敬，不但容易丧失意志、流于平庸浅薄，弄不好还会丢人破财、触犯法律。扎扎实实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认真充实美化自己的内在，才能得到恒久不衰的尊重和认可，支撑起真正的面子。

    ⑧最近买过两件衣服，我都是一眼看中了里子才喜欢的。而以往买衣服首先当然看样式，然后是质地，最后是手工和细节，但这两件衣服的里子都十分惊艳。看不到的地方尚且如此精致，看得到的地方大体可以放心了吧！

    ⑨做人也一样，里子也要讲究一点。

（选自《新民晚报》2017年12月20日）

在泸县

巴金

    我知道船要在泸县过夜，等它靠好码头，便拿起大衣，戴上呢帽到岸上去，这时不过下午三点钟的光景。

    我慢慢地走上土坡，在一个墩上站住，便掉转身子去看江景。白带似的江水横在我的脚下，映着午后的秋阳，发出悦目的闪光，和天空成了一样的颜色。岸边一片沙滩，几间茅屋，两只囤船，还有一列帆樯高耸的小舟。这些似乎全陷入静止的状态，但是来往的人却使它们活动了。一切于我都是十分亲切。我怀着轻快的心把它们全收入我的眼里。我望着四周景物渐渐地回复到静止的状态中，我才拔脚往坡上的城市走去。

    这是我第二次踏上泸县的土地，第一次还是在十七年前。那时我不过是十八九岁的少年，怀着一颗年轻的纯白的心。现在我重睹这个可爱的土地，我的心上已经盖满了人世的创伤，我想我应该有了大的改变。但是站在一个掷“糖罗汉”的摊子跟前，听着从两个人手里先后掷下的骰子声，望着摊子上三四排长短不齐的糖人，我忽然觉得自己回到小孩的时代了。那个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碗里的孩子仿佛就是我。我留恋地在这个摊子前站了一刻钟光景，我感到一种幼稚的喜悦。那个孩子空着手走开了，他讲话用的是我极其熟习的声音。这声音引着我走了大半条街。我跟着小孩走，好像在追自己的影子，我似乎一跳就越过了二十年的长岁月。

    然而就只走了大半条街，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快乐的时间!我突然被拉回来了，从远去了的年代回来了。一大片炸毁房屋的废墟横在我面前，全是碎砖破瓦，只有倾斜欲坠的断墙颓壁留下来，告诉我们人家的界限。焦炙的黑印涂污了粉白墙，孤寂的梁柱带着伤痕向人诉说昔日的紫荣和今日的不幸。有一处，在一堵较大的白壁上，触目地现出“我们要替死者复仇”的标语。我隔着废墟望这些字，这时下落的太阳的余晖正停留在这面断墙上，像一片血光，它罩住了标语的一半字迹。

    我站在废墟前，让一阵愤怒的火烧着我的心。我的孩子的梦醒了。我加快脚步往前走，一座高塔似的钟楼拦住了我的视线，“怎么还剩下这个东西？”我刚这样想，我的脚就停住了，好像突然受到惊恐似的。我明明看见一具骷髅!那座钟楼已经成了风化的干尸，但是它依然僵立在坡上，洞穴似的眼睛望着我，仿佛在诉说它身受的酷刑。

    我默默地看着，默默地听着，看那枯焦的骨架，听那无声的语言。这里有一段悲惨的故事。但是我惭愧我只有这无力的手，不能给它任何的安慰和援助。我低下头走到它旁边。我的眼光被几个浓黑的大字吸引住了，依旧是抗战的标语，它们就写在墙柱上，这是我看惯了的字句。但这时我的头昂起来了，仿佛有一道强烈光芒射进我的肺腑，照亮我的胸膛。我感到勇气的增加。我的信念在这里又受到一次锻炼。我没有说错话：只有抗战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存，和平却会带来毁灭的命运。

    我终于走过了斜坡。眼前现出一片绿色，我还听见有力的年轻的声音。原来我走到公园里来了。这里还是完好的。在树荫下围着一张竹制的小茶桌，六七个穿制服的青年坐在竹椅上，慷慨激昂地辩论。我走过他们身边，我在砖砌的栏杆前面立了片刻，我听见了几句话。他们在谈论中国的将来，这的确是一个大题目。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捏紧拳头大声说：“我知道时代是永远前进的。但是我们要推动时代，不要让时代把我们拖起走。”

    我站住，倾听下面的话：“物质的损失，生命的牺牲，会带来伟大的结果!你看着，我们就要在这一片废墟上建造起九层的宝塔。”

    我感到极大的喜悦。我的确瞥见光明了。这是年轻的中国的呼声。这是在轰炸的威胁下长成的中国的呼声。它是何等的响亮，何等有力!我相信它，我等着看那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九层宝塔。

    回到船上以前我还在各处走了一转。我走过一条很长的马路，我没有注意街名，但我知道这是本城惟一热闹的街市。这里两旁都是完好的商店，还有许多白木新屋。另外在较冷静的街上我看见新的巨厦的骨架和“上梁大吉”的红纸条。一个中国的城市在废墟上活起来了，它不断地生长，发达。任何野蛮的力量都不能毁灭它。我怀着这个信念回到了船上。

    第二天晨光微曦中船载着我们离开了泸县，缓缓地往上游驶去。

    九四年计二月二十四日在重庆追记

（选自《巴金散文》，有删节）

“在泸县”，作者且行且看且思。请根据要求，完成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