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要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而客观美对于中国画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它还要求在客观之上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表现客观现实的美，还要讲求中国文化中那种虚灵、澄澈的诗意的审美理想，更高一级的话，还要有哲学的意味，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句话，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

    举个例说，李璟的词《山花子》开头的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的改变而起了变化。叶嘉莹说，这样一改就会失去原句所包含的那种丰富的“潜能”，也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象。为什么呢？“菡萏”一词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距今至少2000年了，够古老；而且《尔雅》收集的都是近乎规范的雅言，本身就与现实的日常用语有着一定的美感距离。“因此有了一分古雅，也更加珍贵，格调自然出俗。”“香”是芬芳的香气，“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的、美好的意象，“销”了、“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 “荷花凋零荷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距离”产生美，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用于诗词、绘画创作也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

    中国画中的“古意”，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珍贵且格调出俗，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染指绘画以后，中国画便有了一种特别的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随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国门打开，西洋画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面对写实逼真的西洋画，许多人惊讶不已，西洋画里那铜制的泛着金属光泽的纽扣，那细密逼真的发丝，那如同真人一般，好像还有着温度的人，似乎让重神不重形的中国画相形见绌，中国画好像成了明日黄花，许多有见识的文化人，此时也像是被洗了脑，反对写意，要改良中国画。但是智慧者是始终知道水墨意韵的，带有写意精神的中国画是谁也取代不了的，

    遗憾的是，许多人舍弃滋养自己的本土文化，试图丢掉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不再关心中国画的文化内涵，不再关心中国文化赋予艺术的那种诗意的精神追求，放弃自己主观精神的追求，过分强化和追逐外在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些人剑走偏锋，以哗众取宠为能事。借鉴是手段，不是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硬地照搬照抄会水土不服，或许最终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也弄不清自己要到哪里去。

                                   （节选自《中国画为什么要讲究古意》，有删改）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是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怎么做，不仅是态度，更要见成效。面对各种声音，游戏出品方近日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的“三板斧”，如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陆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等。有人说，这是中国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防沉迷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看到了防范的诚意，但“三板斧”能否“解毒”还有待时间检验。

    不止于“三板斧”，如何给游戏立规矩，需要做到的还有很多。

    立足平台，要市场更要责任。智能手机普及，手游市场火爆，但手机不能沦为“黑网吧”甚至“手雷”。游戏研发者不能只重刺激性而忽视潜在危害，不能只重体验而不计后果。如果一款游戏埋藏了“魔鬼的种子”，那么一旦推向市场，就会害人害己。作为企业，利益的吸引不能取代责任的担当，正如一知名企业所坚持的，“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我们要放弃一些短期收益。”为社会尽责、为发展尽力、为人类增添价值，“王者”才会真正“荣耀”。

    立足政府，要创新更要监管。游戏毕竟是市场行为，其研发与营销也代表了一定的创新与活力。政府要鼓励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开拓，但是监管是永远不能松的那根弦。即便几年前就发布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但监管的滞后性仍旧明显。是否强化游戏审核？如何建立游戏监管规范？可否实行手机游戏分级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并落实。“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游戏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不能让研发者一人说了算，监管主体有必要让游戏多一些“善意”。

    “我比很多家长都要痛恨看到孩子沉迷手机的样子。”当一位老老师“怒怼”游戏时，满纸透着无奈与悲愤，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手机和游戏没有生命力，责任意识更应战胜商业利益。须知道，游戏需要设计，孩子的未来也需要“设计”，而这才是妙手文章。

（摘编自人民网评《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左传的“闲笔”

    历史叙事愈是通向往古，愈是庄严肃穆，充满神圣感和紧张感。早期的历史叙事是宏大的，缺少细节的；是外在叙述的，缺少内在心灵表现的；是神情紧张的，而缺少诙谐幽默的。在《尚书》叙事里历史主角是尧、舜、皋陶、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英雄人物。这些形象通常是半人半神，庄严崇高，不苟言笑，很少见到他们心灵的变化。他们的语言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训话，高屋建瓴，一言九鼎，不容置疑。因此上古史学表现出以崇高为主的关学风格，很少幽默，很少轻松，总给人一种肃穆紧张的感觉，这样的历史美学风格在《春秋》中也有鲜明的表现。

    《左传》的文学突破恰恰是对宏大事件即所谓“正笔”的历史突破。在“正笔”之外，《左传》在对小事件、小人物、小情节、小趣味的所谓“闲笔”的历史叙述上，发生了从宏大事件向生活细节、从外在叙事向心灵叙事、从拘谨肃穆向诙谐幽默的审美转向，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童庆炳说：“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事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童庆炳等《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爱。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之战，晋国将领栾缄看到楚国子重的战旗，便想起出使楚国时向子重介绍过晋国军队“好以暇（所谓‘暇’，杜预注谓‘闲暇’，这种‘暇’在战场上就是一种神闲气定从容不迫的精神气象）”的特点。为了证明晋国军人战场上悠闲从容的品格，栾缄竟然在激烈战斗中向楚国主将子重献上一壶酒，子重竞也一饮而尽，然后两国继续投入战斗，“旦而战，见星未已。”栾缄所言非虚，晋国军人确实喜欢在战斗中摆出一副悠闲自在与众不同的气度与凤范。宣公十二年晋楚郄之战，晋国军队逃命途中，战车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楚国军队竞教导其卸掉车板，轻装逃命。晋人此时仍然有心思开玩笑：“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成公二年齐晋章之战中，晋国将领韩厥已经追赶上齐顷公，而其并不急于俘获齐国国君，而是从容地“奉觞加璧以进”，言辞温雅，谦敬有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国将领邵至几次与楚共王相遇，邵至不是求战却脱下铠甲，疾走如风，表示对敌国国君的尊敬。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泽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作者：傅道彬，《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5日13版，有删改）

老子在《道德经》中标举的有别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玄德”伦理价值观，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古代文人和文学传统有着重要影响，这一问题需要从哲学到文学作交叉贯通性的深入探究。

老子的“玄德”，作为沟通天人、协和天道与人道、实现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观，不仅是一个哲学、伦理学、价值论、实践论的学说，也是一个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人和文学的文艺理论学说。其核心影响在于，“玄德”以其对中国古代文人道德观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境界的生成。早在《尚书》中，“德”就既有天地乾坤之德，也有人生社会之德。然而自老子标举“玄德”和孔子高扬“仁义”之后，逐步形成了儒、道两种具有对立性的伦理道德学说。就古代文人的个体人生修养而言，这两种“德”是可以互补的，并非决然对立和不容。他们既以“明德”精神修养儒家的仁义道德，又以“玄德”观念修炼道家的自然之德，从而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双重道德人格，进而形成“入世”和“出世”兼容的人生观。他们普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这样的道德人格境界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是既有诉诸“明德”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有诉诸“玄德”的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指出，道德境界相当于儒家的“仁义”境界，“其行为是为义的”；天地境界相当于道家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玄德”天地境界都具有超功利性，因而都是审美的境界，但相对于自由平等、无私忘我、超尘拔俗、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独立不羁等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美学精神来说，以“玄德”品格生成的天地情怀和天地境界，无疑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文学史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一大批优秀文士和他们的作品，正是“玄德”与“明德”兼修的生动体现，他们既以家国情怀、道德人生的书写著称，又以天地情怀、天人相和的歌吟长存，苏轼最为显著，他一生既坚守儒家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始终呈现出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又说“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他还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图缺，此事古难全”“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都是“天人合一”的玄德心灵在文字中的具体呈现。尤其是他被贬黄冈时写的《赤壁赋》，更是一曲把自我融入天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灵之歌。

文学是心灵的镜子。以“玄德”建构起来的道德人格和心灵境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地情怀所赖以滋生的心灵之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天地境界超越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社会性审美价值，走向了天人一体化的“无我之境”。作者在以物观物的观物之乐中，走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和文学作品共同呈现出来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精神。

(摘编自胡立新《“玄德”的审美境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