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

苗  千

爱因斯坦（A1bert Einstein，1879—1955）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因为对理论物理学的开创性贡献，早已成为“天才”的代名词和科学界的标志性人物。全世界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和书籍多如牛毛，我们不可能通过一篇短文来总结爱因斯坦的天才或他的理论，如果只从科学史的角度去考量这位物理学家，就会发现他在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符号意义。

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在早期并不像很多传说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智力发育迟缓且有语言障碍的小男孩，他很早就表现出了超强的领悟能力以及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据他自己讲述，他第一次对自然界感到好奇，来自他爸爸送给他的一个小罗盘，那个始终坚定指向一个方向的罗盘指针使他第一次认识到了自然界的神奇。

15岁时爱因斯坦追随做生意失败的父母到意大利求学，后又转学瑞士，在学风开放的阿劳中学补习一年后考取了苏黎世理工学院，接受数学和物理学教育。随后，这位天才留在了充满着让他喜爱的自由气息的瑞士，却因找不到教职而成了专利局的一名小职员。当学术成就开始被全世界认可后，他开始执教于苏黎世大学，随后离开瑞士，执教于布拉格，后来又回到当时的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德国柏林。

回顾爱因斯坦早年的求学和执教经历，与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音乐家约翰•克里斯多夫倒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少年时期对德国的沉闷空气感到压抑，之后游历欧洲，吸收各国文化的精髓，但最终在他们的作品中仍旧体现了德国思想和文化的条理性和深刻性。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完全无法忍受德国的应试教育，他因此选择在瑞士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在工作轻松的伯尔尼专利局做小职员的同时，丝毫没有放弃对“同时性”进行不懈的、深刻的思考，最终发展成为狭义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正是在瑞士放松自由的氛围中，他和几位好友成立了“奥林匹亚学院”，一起研读哲学和物理学的经典著作，以马赫、庞加莱和休谟等人的思想为后盾，对牛顿经典物理学发起挑战。

爱因斯坦在得到物理学界的认可之后，回到了德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德国在彼时仍然是世界物理学研究的中心，柏林聚集了世界上最出色的物理学家；另一方面，成熟的爱因斯坦可能对于表面显得僵化、教条的德国式思维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的广义相对论，固然有着天才的迸发，但也有对于自然规律深刻的认识和艰苦卓绝的追求，这正是德国精神的体现。这位终生追求物理学和谐统一的物理学家喜欢莫扎特远胜于贝多芬，他认为贝多芬是在创造音乐，而莫扎特只是从天堂中把音乐“拿来”。他做出这个评论的时候，不会知道后人评价他开创广义相对论同样经历了像贝多芬一样孤独而悲壮的奋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爱因斯坦受到德国纳粹政府的胁迫出走美国，他的再次出走成为德国作为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开始凋零和美国科学界崛起的标志。这位一生热爱和平的物理学家作为美国公民度过了他平静的下半生，他的经历，不仅是传奇，俨然成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雕花象牙扇

钱凯

    华灯初上，一辆辆小轿车络绎不绝地驶进古色古香的大院，按序停在绿荫丛中的会议厅前。

    在医学界闻名遐迩的外科专家慕容教授的车来得比较晚，悄悄地停在一侧。司机拉开了车门，后坐上的慕容教授以外科专家习惯，在车内顶灯柔和的光环下又审视了一下请柬的文字，方才款款下车。整个院子笼罩在光辉中，仿若白昼。她抬起头来，幽深的夜空高悬着一轮明月，她失神地凝望着明月，不知在想什么。司机轻轻地提醒着她，她才回过神来，用手抚了抚满头银丝，姗姗步入大厅。

    大厅里飘逸着音乐，那是很好听的《花好月圆》，江南丝竹的味儿，又揉进了电子音乐的伴奏，不高不低，徐缓有致，声声入耳，象是二三开的碧螺春，绵甜、幽香，沁人心脾。她在服务小姐引导下就了座，旁座坐着一位老翁，朝着她的方向看了看，她朝他颔首一笑，算是打了招呼。这位老翁虽然不熟，却也见过几次，大抵都在类似的场合。她只知道他是省内曲艺界硕果仅存的泰斗，一部《三国演义》说了他家祖孙四代，甚是精彩。

    全国各界名人共聚一堂的中秋联欢会一年一度，她被邀的原因大概有很多，然而欣然赴会却是近几年的事情。抓了几十年的手术刀，近几年终于觉得自己太累了；况且，终年独自在家面对孤灯，她也确实是有点厌了。

    节目都是精选的，很像她平素喜欢的小菜，清淡、雅致，却别具—格 正欣赏着，有人来到她席前，递上一个狭长的小纸包，说是刚从海峡彼岸探亲归来，受人之托带来的。她忙道谢、让座，身边那位泰斗刚好上台说书去了，旁边的座位空着。可他不坐。

    他似乎有点误会，也有些激动，“不，该谢的是令亲！我偶感小恙，去了日月潭附近的那座有名的医院，不料，端木院长闻知，竟然亲自为我诊治，且分文不收，说是万里之外见乡亲，岂可言阿堵？！我委实过意不去……”

    听了“端木”二字，她的心骤然紧缩。

    纸包长可七八寸，横头不到一寸见方。她紧紧捏着，欲拆开却又迟疑，心口只是怦怦地跳。40多年前圣约翰大学银杏树下风雨一别，这可恨的书痴竟然还记着我，莫非还是厚厚一叠痴话。想起那些默诵了近半个世纪的痴话，她顿觉面红耳热。她想提前退场，回到卧室，静静地享用这等了太久的音讯。

    不知怎的，她的手却拆开了纸包。是只紫色的天鹅绒小盒。打开小盒，她眼一亮，盒里静静地卧着一柄雕花象牙折扇，正面看反面瞧，一片片扇骨细瞅，竟无一字。她恍然若失，天涯海角地托人送来，竟无片言只字！这木头！

    小姐送来凉毛巾，她在额前拭过，忽觉那精美的雕花、刀法似曾相识。同窗数载，他为了练眼、练手指，一味苦心孤诣。她以为读懂了这“无字书”，于是将折扇合起，缓缓向外走去。

    一阵掌声将她惊住，老翁的《三国演义》博得了满堂彩。她猛然记起老翁最后收篇的警句：……分久必合。

（有改动）

生命

曹德权

    血色黄昏，硝烟滚滚。

    日军56师团长驱直入，已彻底切断滇缅国际通道，进占怒江西岸，在惠通桥沿岸同中国军队接火，中日双方几十万部队摆开了决战架势。

    怒江不保。昆明危在旦夕。

    整个大后方已感触到战争的迫近。

    距惠通桥不到50公里的泥泞公路上，开来5辆重型卡车。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个穿着少校制服的大胡子。两小时前，他接到集团军总部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弹药及食品送上惠通桥南高地。这里，国军耿振华师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一个师打到不到一个团的兵力了，全体官兵已有4天没进过一口食物，士兵们连枪都端不起来了，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再坚守24小时，不惜一兵一卒。

    惠通桥不保，怒江防线必毁于一旦，后果将不堪设想。

    卡车在公路上疯狂地弹跳着向前冲去。大胡子少校手提一挺轻机枪，两眼血红。作为带队长官，他明白迟到一个小时的后果是什么。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第一辆卡车扎进炮弹坑里，熄火了。随后的4辆卡车也被迫停下来。前面的路面都布满炮弹坑。押车官兵全部下了车，奔跑着搬石头填炮弹坑，推车，累得气喘吁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野里聚集来不少饿得皮包骨头的饥民，怯生生地围着卡车转，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车里有白馍!顿时，四野里的饥民打了强心针般振奋起来，呼啦啦冲上去钻进车厢，抢吃起馒头来!

    大胡子少校手提轻机枪冲到被抢的车前，嘴角抽搐着，两眼滴血，一咬牙将枪端起来对准饥民，只听一片哗啦啦的枪栓声，全体押车官兵持枪围住了饥民。就在这时，大胡子少校的双眼直直盯着车尾，然后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在车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饿得双眼深陷，浑身瘦骨骇人地撑着肉皮，一双脏兮兮的手抓住馒头，嘴里还咬着一只馒头，遮住了半张瘦脸，双眼惊骇而哀怜地望着大胡子少校。大胡子少校浑身战栗着，两幅画面在眼前交替晃过：一边，是饿着肚子同鬼子拼命的国军兄弟；一边，是手无寸铁饿得只剩一口气的小女孩！他丢下机枪，面对饥民跪了下去，一拳砸在头上：“乡亲们哪，前面守怒江的弟兄们已经4天没有吃饭了，他们空着肚子在和鬼子拼刺刀啊！你们……”

    四野霎时一片寂静：所有人如石雕一般。

    小女孩怯生生地挪到大胡子少校面前，将手里的馒头递到大胡子少校手上，然后取下嘴里的馒头也递上去：“叔叔，我不知道这些馍馍是送到前线去的，这个馍馍我咬了一口，请他们别嫌弃，请他们吃饱了多杀鬼子……好吗？”

    大胡子一下抱起小女孩，只一个劲点头。他将脸贴着小女孩的脸：“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有气无力地答道：“我叫尤小翠。”大胡子颤声说道：“好妹妹，等我们打败了鬼子，我一定要让你吃上白馍。一定让你吃饱好吗？”小女孩吃力地点点头，脸上露出稚气的笑。所有的饥民们此时都将拿在手里的馒头默默地送回了车上。然后用最后一点力气抱起一块块填弹坑的石头……。

    车队终于怒吼着向怒江方向冲去……。

    一周后，大胡子少校和耿振华师长来到陷车的地方，大胡子少校手里提着一小袋馒头，耿师长手里也有一个馒头，一个发黄的有一个缺口的白馍。他们找一个叫尤小翠的小女孩。一个老大娘将他们引到一座新的小坟包面前，老大娘说：“她家7口人，她是最后一个死去的，她在3天前饿死了！”大胡子少校和耿师长咚地跪在新坟前。

    凄厉的枪声伴着一声嚎叫：“小翠妹，所有的中国军人会为你报仇！——小日本，中国人是不会死绝的！”

    34年后，一位国军起义将军临终前拿出一个有缺口且发黄的馒头。说：“把这馒头的故事……讲给……小青年们……听。”

（选自《微型小说三百篇》）

照章理发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心平气静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您一张去莱布尼茨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攥着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脸。”

    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这还不够吗？”

    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和蔼地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付款？”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莱布尼茨车站。”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