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①李忠义是一个工人．

    ②他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活得也很艰难．他从小患有腿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个子不高，头发有些发白，近乎丑陋的脸上还有一块疤．因为腿疾，单位安排他当收发员，无非是分发报纸信件．李忠义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后，就常到工地去转转．技术活他插不上手，可他总能找到自己能干的活儿：道路坑洼他去填平，排水沟堵了他去疏通，散落的砂石他细心地堆积成方，散放的管材他整理成行．他眼里总有活儿．夏日，酷暑难当，他主动去食堂帮厨，吃力地把解暑的绿豆汤担到工地，自己渴了却忍着不喝．冬日，他常常夜半巡夜，生怕工棚生火酿成事故．每天清晨大家走出工棚，总会看到皑皑雪地上，有一串串高低不平的足印．

    ③他文化水平不高，却在工地醒目的地方立起一块黑板，用他笨拙的字迹，将每日新闻、安全警示和天气预报写在上面，虽然版面不很美观，却很受工友们的欢迎．

    ④别人有困难他跟着着急，别人高兴他跟着快乐，别人痛苦他也跟着痛苦．一次，一个工友半夜发烧，他背着工友顶着风雪去医院，跛着腿跑来跑去，整整陪护了三天．工友病愈出院了，他却病倒了，一病就是一星期．

    ⑤大凡地位卑微的人头就扬不起来，位尊显贵的人头就低不下去．李忠义却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也从不抱怨生活对他的不公．他充实地、忙忙碌碌地打发每一天，用他炽热的胸膛温暖冬天，用他辛勤的汗水融化冰雪．一次，工会到工地放露天电影，放到一半时，风把银幕掀落，正在大家焦急之时，只见一个笨拙的身影，蹬着梯子攀上柱顶，吃力地把银幕重新拉好．电影又重新放映，场内响起掌声．

    ⑥可就在那个冬季的一天，李忠义值了一宿夜班，不知是过于劳累，还是那天风雪太大，经过一个无人值守的铁路道口时，竟被呼啸而来的火车刮倒，被人发现送往医院，已经无救了．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生命，在一个朦胧的冬晨消失了．

    ⑦送别的那天，工友们都来了，他们穿着汗渍的工装，甚至有的还背着工具，戴着安全帽，他们要最后送他一程．悼词说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听到，哀乐从哪里飘来他们没有听到，只听任奔涌的泪水顺颊而下，淋湿了衣衫，打湿了脚下的土地．李忠义需要休息了，他安详地合着双眼，那花白的头发在人们无尽的哀痛中，似乎还在微微抖动，像一朵成熟了的蒲公英，随风飘洒 ．

    ⑧他的生命太短暂了，没有壮怀激烈；他的身份太普通了，没有光华闪烁；他的业绩太平凡了，没有风云叱咤．李忠义是一个工人，但更是一个好人，在工友的心中，他就是一座山、一条河．

    ⑨天空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星星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不管大的小的、远的近的，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云彩遮住了它们，它们也会躲在后面熠熠发光．

    ⑩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注】蒲公英：多年生草本植物，种子带有白色软毛，成熟后会借助风力飘洒到各处繁殖．（选文有改动）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祥子的心凉了一些。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招呼吧，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他的心好象直顶他的肋条。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抄土道走吧？马路上——”

    “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

    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他大着胆子坐起来，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四外极黑。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

    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至少他手中有条麻绳，不完全是空的。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而且是块儿不小的东西。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又到高考报名时。面对各地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纷纷采用转学、迁移户口等方法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

    这一大约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移民”现象，在我国屡禁不绝 ， 愈演愈烈，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新疆长期以来都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据不全统计，今年新疆共有8.7万名考生报名，报名阶段就已初步查处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890名，其中大部分是“高考移民”。

“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使海南成为“高考移民”向往之地。数据显示，省外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报名的人数在逐年增加，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24个省份，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

    高考移民出现了“两头流”的趋势：一方面是大量流向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山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一方面是少量流向北京、上海等录取比率较高的教育发达地区。

    “高考移民”的大量增加，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尤其是在教育欠发达地区，当地学生与“高考移民”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甚至引发罢课、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稳定。

    今年3月7日，新疆霍城县三中100多名高三学生集体罢课、静坐，打出“公平竞争，反对高考移民”的横标，并选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3月18日上午，玛纳斯县一中299名高三学生罢课。近年来，为遏制“高考移民”现象，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纷纷出台禁令，但效果并不理想。有关专家指出，“只堵不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我国必须从教育公平入手，一方面进一步提高“门槛”，严把报名关，杜绝腐败；一方面应着手解决一些根本问题，如降低过大的高考分数线差异；改革现有全国统一高考模式，增加高校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等。

灯如红豆

①有句诗说“灯如红豆最相思”。

②夏日炎炎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走向阳台，看城市迷人的夜光。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望着望着，有时会掉下眼泪来。

③我总会想到童年、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煤油灯。

④那是一盏自制的、简单的煤油灯。一进腊月，母亲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有一天，我睡醒一觉，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腿上盖着被子，身上披着棉衣。一手拿着鞋底，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先用锥子扎，再用针穿线，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斜倚在了窗台上。过了五六分钟吧，她又坐了起来，拿起没做完的活儿。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想劝她去睡觉，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是“妈，我要尿尿”。妈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着呢，去吧”。尿完尿，我回转身，站在那儿，盯着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等来的却是“冷，快去睡，感冒了过不好年”。她仍没有抬头。“那你怎么还不睡？”“快完了，一会儿睡。”在母亲的心里，赶制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而且也是限了时的。年年如此。

⑤直到今天，在我心中，那盏小小的灯从没有熄灭。它渺小像母亲，它柔弱像母亲，但它明亮也像母亲。母亲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照亮了我们艰难生活的一天。

⑥后来，我们家又有了另一盏油灯。那是一盏玻璃底座，玻璃肚子，带了玻璃灯罩的油灯。自从有了这盏灯，我们总希望父亲天天计工分，天天整理账，天天点亮这盏灯。那样不但整个家里会明亮很多，而且我们可以蹭亮光看书写作业。有一年的年底，父亲又点亮那盏灯，开始给人们算账，我又蹭光写起作业，写完我就去睡了。但我睡醒一觉，发现父亲仍然在翻本子打算盘。光写起作业，写完就去连了。冬天天冷，他一会儿哈手，一会儿跺脚，眉头紧锁，仿佛遇到了什么大事，看着父亲着急不安的样子，我便从窝里伸出头问“爹，咋了？”“没咋。”他没有看我。“没咋，那咋不睡？”我又问。这时他转过脸，看着我说：“有两毛钱，对不上账。”“多了还是少了？”我接着问。“多了。”他说。“多了，那好呀！”我说。他又转过头并拧小灯火，走过来坐在炕沿边摸着我的脸：“不知道给谁少算了。两毛，一个壮劳力两天才能挣到。”

⑦在我心中，那盏小小的油灯也从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它教给我认真、公道，善良地面对人对事。遇到疑难，面对选择时推己及人。

⑧后来，我上了高中。为了在教室关灯后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同学都备了一盏小油灯。多少次，当冬天的寒冷冻得我手不能拿笔想放弃的时候，是这盏小小的灯给了我些许的温暖。尤其难忘的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带了灯去教室背书，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油尽灯灭，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与我坐得不远的女同学将她的灯推到了我的面前，自己站起来走出了教室。这一举动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说的。何况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男生认为最丑且经常被嘲讽的，而且她也应该是意识到了的。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美。

⑨几十年来，陪伴我长大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油灯，都已难得见到了。但它照耀我前行的路却是那样的明亮宽展，给我以启迪又是那样的深刻受用。

⑩“灯如红豆最相思”的前面还有一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把灯和相思联系起来的这位诗人，忽然升华了我对灯相思的境界和品位。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迟子建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先生为她自传体新书《三生影像》撰写的序言。

我认识聂华苓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岁了。也就是说，我是先逢着她的枝叶，再追寻她的根的。2005年，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我去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

门开后，聂华苓先生迎上来，A她轻盈秀丽，有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全不像八十岁的人了，她见了我们热情地拥抱，叫着：“你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应该说，我在爱荷华看到的聂华苓先生的“枝叶”，是经霜后粲然的红叶，沐浴着安详的阳光，风采灼灼。

华苓老师在苍茫暮色中，向我们讲述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

1940年，聂华苓初中毕业后，与两位女生，搭上一辆木炭车，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由于盘缠不足，加之战乱，旅途受阻，每天只能吃两个被她们称为 “炸弹”的硬馒头。辗转到了重庆后，聂华苓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聂华苓坚实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在那里，她与六个性情相投的女孩子结为 “竹林七贤”。B她们在苦读的时候，也不忘到野外玩耍，“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

《三生影像》第一部分的插图，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群女学生站在稻田的照片。她们的花样年华既有着淑女气和书卷气，又透着股豪气和野气，真是迷人。

一九四八年底，她和王正路一起到了北平，结为夫妻。北平解放后，聂华苓和王正路离开故土，飞往台湾。

读《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时，我的心是压抑的。那座宝岛，带给我们的，不是风和日丽的人文景象，而是阴云笼罩的肃杀之气。

聂华苓到台湾后，赶上《自由中国》创刊，杂志社正缺一位负责文稿的编辑，爱好写作的她就应聘去了那里，赚钱贴补家用。这是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刊物。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聂华苓，像这个阵地墙角一朵烂漫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经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余光中的诗，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场了。如果说《自由中国》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话，这些作品，无疑就是镶嵌在布边的流苏，使它多了份飘逸和俏丽。

一九五一年，聂华苓的弟弟汉仲在空军的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身亡。一九六○年，她所供职的《自由中国》蒙难，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而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此时的聂华苓，可以说是陷入了生命的低谷。但是命运仿佛格外眷顾这位聪明伶俐的女子，就在这个阴气沉沉的时刻，她生命中的曙光出现了。

如果说《三生影像》是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它的前两个乐章，在行云流水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可是到了最后的乐章，它却是明快的、热烈的、奔放的。

保罗•安格尔先生，在美国是一位与惠特曼齐名的著名诗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九六三年的台湾之行，会给他带来永生永世相守的人。在此之前，他们是一幅被撕裂了的山水画，各持半卷，没有气韵。直到他们连接在一起，这幅画才活了，变得生动。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聂华苓忽发奇想，为何不在爱荷华大学原有的写作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一个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遭遇和生活际遇的作家，在其后的四十年间，以同一个目的，在爱荷华相遇了。

但作为中国人的聂华苓，对于身居海外仍然坚持用母语写作的她来说，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才是她魂牵梦系的。国际写作计划在四十年间，共邀请世界各地作家一千二百多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一百多位。是她，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聂华苓于一九八七年退休，但聂华苓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她的“根”和“干”，她仍然积极地向国际写作计划推荐华文作家。

聂华苓说：“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 ——大陆、台湾、爱荷华。”这“三生”，其实也是她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她在大陆度过了战乱中的童年和青年，在台湾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代。在国际写作计划如火如荼之时，美国也正陷入越战的泥沼，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对“根”和“干”的眷恋，对母语的不舍，还是使她这个定居美国的“外国人”，有着难言之痛。

像聂华苓这样经历过三个时代风雨洗礼，依然能够笑声朗朗的作家，实在不多见。二○○六年，我在香港遇见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他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她：“风华绝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