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柔情林觉民

萧萧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删节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10期）

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百年，并不孤独

张爽

    作品比作者本人闻名的例子挺多，《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就是其中一个。巨作《百年孤独》这部小说自1967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影响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马尔克斯在获诺贝尔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中的表白提出 “以真正繁荣的理想，来改变貌似繁荣的现实”。可见他跟福克纳一样，对未来都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在马尔克斯所臆想的那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甚至“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马尔克斯不仅因其丰富的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还以其深刻独到的文学创作观和美学追求著称于世。马尔克斯的创作立足于拉美大地，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鞭挞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同情弱小，反对强暴，表达人民对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的渴望，揭示重要的社会问题，暴露形形色色的社会流弊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展示当代拉美的社会面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人们提起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的小说，便自然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因马尔克斯的小说而闻名于世的。《百年孤独》无疑是二十世纪留给后世的一尊金鼎，它的保守保证了它的沉积与留传。

    他打破的不仅是个人的孤独、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的孤独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还有世界的孤独。人类集体的孤独感，造就出勇于反抗孤独的作家——他们在孤独的挤压下，成为一股与孤独敌对（而不是妥协）的势力。

    “孤独”思想一直贯穿于马尔克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用自己的文字刻画了人类心灵中最深刻、最本质的“孤独”。马尔克斯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指出“孤独”的症结——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感到孤独。

    从某种意义上讲，“孤独”思想的原因是马尔克斯的创作理念在于向读者揭示二十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所处的封闭、落后、腐败和独裁的社会氛围。

    与其说马尔克斯是一位因孤独而出名的作家，莫如说他是因谴责孤独而出名的。马尔克斯在努力地提醒人类，孤独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现实，一种每一分钟都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实验。无知会造成孤独，自私会造成孤独，竞争与比较同样会造成孤独，而贫穷更是一种孤独，是孤独中最刻骨铭心的一种——甚至可能使一个落后的民族沉沦或枯萎。孤独是文明真正的敌人，不管它是来自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但孤独究竟为何物，仅靠马尔克斯一人，无法解释清楚。马尔克斯的意义在于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自身的命运以及别人（哪怕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地区或另一半地球）的命运。

    马尔克斯所谓孤独，主要是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的。其实，物质上有限的孤独，导致的是精神上无限的孤独——孤独这个概念比马尔克斯所理解的还要广大。

    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同年，哥伦比亚发生地震，他回到祖国。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被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电影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2014年4月17日，这位以孤独闻名于世的老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敢为人先”章开沅

彭剑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章开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老革命家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相关链接】①章开沅，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曾先后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终于在2014年4月完成夙愿，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头衔第一人。②有人问我：“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我认为，今日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项目”的背后是“基金”，跟着项目跑的本质，其实就是围着金钱转。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章开沅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8日 10版

还我鲁迅

朱学东

    今天许多人不喜欢鲁迅的原因，除了鲁迅似乎太过“刻薄尖酸”“不饶人”的传统说法之外，还有就是鲁迅死后的神化，在新的时代新的人群中引发的逆反。但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一样赢得过我的心。

    这位“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痕迹’’(废名语)，“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颓废苦闷，而又刚毅决绝；阴郁狐疑，而又温情慈悲。他对心性自由的攀缘，不屈服于一切势力的选择，他混合着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在黑暗里的挣扎，以自己的真反抗一切奴役之路。他的努力，就像无声中国微茫的烛光，穿透着无边的寒夜，至今回荡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那些本该速朽的文字，依然鲜活，渗着斑斑血痕。假若他地下有知，更会有深深的绝望，一如他活着时。

    他死后，在他的精神墓碑上，后人以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给他加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在黑暗中，以他活着时穿透世相的目光，冷冷打量这喧闹的人世间，以他希望速朽的文字，让偶尔瞅上一眼的人胆战心惊。

    他曾经带动了许多青年人走向精神幽深之地，后来也带动了我。他是我远离奴隶之路最重要的引路人，燃灯者。

    但是，对于热爱鲁迅受教于鲁迅的普通人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一个被高度神化、脸谱化的鲁迅。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对于深谙鲁迅各种著述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不是很难理解，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更需要扎实的史料辨析，来为鲁迅祛圣祛魅，还给我们一个跟大家一样有人性弱点但更可爱可敬的鲁迅，而不是神坛上端坐的图像。

    孙郁的《鲁迅遗风录》，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鲁迅遗风录》这本书中，孙郁通过对鲁迅生前生后的主要关系图谱包括精神传承的关系图谱的收集整理，为热爱鲁迅的普通读者，梳理出了与神化、脸谱化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那是鲁迅的友人、弟子以及受其影响者包括与他关系并不融洽的人心中或笔下的鲁迅，尽管立场态度各有不同，但所勾勒呈现的，都是活的鲁迅的不同侧影，它们汇聚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孙郁通过这些不同侧重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话语全然不同的鲁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这些非官方的关系和话语，用孙郁老师的话来说，他要还原的是“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这些“私人语境里鲁迅”，实际上也是与主流的神化圣化鲁迅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叙述。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没有被功利化的私人眼中的鲁迅形象，应该是更接近鲁迅的本真。

    孙郁所呈现的，不惟是一个私人语境中的鲁迅，也为通过这些私人叙述，用北京大学高远东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史。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孙郁是借这个话题，浇了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块垒。

    《鲁迅遗风录》中，孙郁的思考，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有着自己对于鲁迅精神的独特体验，文字感性流畅，温润诗化，充溢了与岁月不太相合的激情。

    我相信，所有热爱鲁迅的人，内心都会流淌着这种激情。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郭永怀小传

李家春  戴世强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胶东半岛荣成县的一个海边小村——西滩郭家村。在中学里，郭永怀废寝忘食地钻研学问，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方面开始显露才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郭永怀随校迁往昆明西南联大。这时他的兴趣从光学转向力学。1940年9月出国开始了留学生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国外航空工业蓬勃发展，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标志之一就是飞行速度不断提高，达到每小时700公里。可是，当人们尝试进行跨声速飞行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945年，郭永怀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评价是：“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博得了世界公认。值得指出的是：他和钱学森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为解决跨声速飞行的工程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人类终于在1948年突破了“声障”，跨声速飞行获得了成功。郭永怀的研究成果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地位和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进入了空间技术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开展巨型导弹与火箭、人造卫星的研制。这时飞行器的速度已经接近或达到摆脱地球重力所必须的第一宇宙速度，于是，高超速空气动力学自然地成了力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看准了这一方向之后，郭永怀毫不迟疑地从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两方面组织队伍开展工作。由于郭永

    怀的出色组织和指导工作，在高超声速气体流动力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高超声速领域里，由于飞行器周围空气的强烈压缩和摩擦，造成了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环境，普通材料制成的飞行器必定会烧融成一堆废物，因此，“热障”就像当年的“声障”一样，成为力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们必须逾越的障碍。郭永怀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在飞行器表面涂上防热材料（烧蚀材料），并且坚定地认为，与理论研究同时，必须大力开展烧蚀材料的实验研究。我国洲际导弹的试制成功和人造卫星的返回，标志着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克服“热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这里面就凝聚有郭永怀同志的一份心血。

    1980年1月，钱学森同志在《郭永怀文集》后记中写道：“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因为钱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防科研事业——笔者注）。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我毫不迟疑地推荐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贡献的。”事实确实如此。作为国防科研事业的忠诚战士，郭永怀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核武器的水平在短时期内迅速接近于世界水平。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

    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摘自《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一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