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太用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影视专家表示，《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硬科幻电影，打造了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貌，不论是危机事件、科学架构还是特效制作，都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除了完成度较高的影片制作，《流浪地球》的主题立意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要素。影评人李星文说，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拯救地球的故事，观众的自豪感被激发出来，对影片感觉很亲切，保证了影片不仅在大城市受欢迎，也能很好地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的观影群体中。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起飞”的作品，《流浪地球》仍有不成熟的地方。“影片在人文表达方面有所欠缺，角色行为有时冲动大于理性。”李星文说，但是要肯定《流浪地球》的突破与创新，它标志着科幻片的类型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成型，培养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期待日后的科幻片能够在科幻表达和人文表达方面双线并进

    材料二

    喜剧片和动画片历来是春节的常客，今年春节档仍然是延续了喜剧加动画的格局。动画片《小猪佩奇过大年》《熊出没・原始时代》和喜剧片《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覆盖了各年龄段的观影群体，达到了过年“合家欢”的效果。

    春节档的喜剧电影汇聚了多位擅长喜剧制作的导演或演员，上映前备受关注。但是上映后的票房全都高开低走，没有出现以往喜剧电影在春节档一骑绝尘的局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电影和观影群体是互促发展的，好的电影提升观众观影品位，有品位的观众促进电影质量提升。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飞速发展，观众对喜剧片的审美品位也越来越高，単纯的叠加笑料难以俘获人心，观众追捧的喜剧电影要有能引起共鸣的主题，还要有原创性的笑料。

    （材料一、二演编自《2019春节档电影盘点），《人民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从2019年春节市场数据来看，今年春节档票房高达58.4亿元，票房較去年保持上升势头：观影人次达到1.3亿，较去年的1.44亿人次有所下滑。排片增加的情况下，观影人次却是下滑的，总票房高的同时意味着平均票价的上涨。

（编自《2019年春节票价上涨：你实现“电影票自由”了吗?1，《网易》2019年2月12日）

    材料四

    事实上，在正月初一，《流浪地球》的单日票房仅列第4位，排在《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之后。但正月初三开始，《流浪地球》成为当日票房冠军，并在此后一直领跑。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也显示，《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这再次证明了影片最终要靠口啤取胜。

    根据中国电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2019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分83分，获“满意”评价，这是自2015年开展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全部27个调查档期的第二名。以《流浪地球》的成功逆袭为代表，2019年春节档既充分验证了“质量为王”这一市场铁律，也为业界追求高质量带来了信心。

（摘编自《票房口碑双丰收科幻电影迎来新突破》，《重庆日报》2019年2月12日）

米的恩典

甘典江

    在所有的汉字当中，我最敬重的一个字，是“米”。

    甲骨文中，“米”字像琐碎纵横的米粒，典型的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曰：“米，果实也。象禾实之形。”意思是，米是谷物和其他植物去壳后的籽实。

    断奶之后，我们开始要吃饭了。民以食为天，说明吃饭是天大的事。多少年以来，中国人见面都要问候一句：“吃了吗？”难怪古代的圣人早就明察：仓廪实而知礼节。

    吃饭要靠天，更要靠地。没有谁能够管得了天，但是，地，却是被人牢牢控制住了。

    在中国的传统中，土地是万有之源，万物都从中孕育化生。《易经》云：“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土便能乐业，就会诞生故乡，同时，还象征着淳朴的道德选择与坚守的精神意志。土地联系着历史与道德、政治与民生，而其中的媒介与命脉，即是白花花香喷喷的米。一切财富与权力，最终，都可以通过米来衡量与转化，以“石”计量。

    广义的“米”，包括稻米、高粱、玉米、小米、黄米等等，一般而言，主要指稻米，即大米。在南方，稻田随处可见，甚至在陡斜的山坡上，也被开垦出一圈一圈的梯田。在雾气中，在月光下，那些成片的梯田，像大地的行为艺术，在视觉上极为震撼，彰显着人的力量和创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带我去粮店买米，揣着一册购粮本。彼时，每个人的粮食，都是一个定数，有钱也多买不到一两。卖米的工作人员常常带着居高临下的目光，我们则像是等待赈济的灾民，需要他们来拯救。我突发恐惧：要是哪天他们关门不卖米了，我们又怎么办？

    幸好，某一天，人们又做起了交易，在农贸市场，大米开始自由流通，只要有钱，想买多少买多少。望着那些被解放了的大米，我觉得生活才真正开始。

    吃饱饭后，人性苏醒了。接着，我们各式各样的欲望，日益膨胀。不知不觉之间，人们见面，不再问候吃饭，而是关心挣钱发财。很快，米的命运也发生了变迁，它们被包装进入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这时候的米，面目全非，与土地紧密的关系已经断裂。顾客从一袋米中，看不到四季的替换，闻不着泥巴、雨水和阳光的气味，也无视农夫的喘息与农妇的忧伤。可怜的米，被抽象成了一种消费符号。

    每次不得不去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都在猜想：假如苏格拉底看到这一切，不知还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在两千多年前，他就对物质消费不屑一顾：“我们的需要越少，就越接近神。别人为食而生，我为生而食。”也就是，对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来说，他只需要粮食即可生存，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与理性。

    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提醒，我开始尽量少去超市，实在要去，也要扪心自问一番：是不是因为听从了大米的召唤？我越来越相信：过度的物质消费，是一种恶习，甚至，是对人类独立于物质的高贵精神的冒犯。

    每一粒大米，无论是干瘪的还是饱满的，一起经历了四季的轮回，演绎了生命的涅槃，见证过土地的馈赠，追逐过阳光雨露，都领受了人的安抚和神的祝福。在此意义上，它们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进入人的胃，化为人的血肉与精气。

    联想到米的“远亲”——麦子。西方人眼中的麦子具有神性，因为麦子经过“施洗”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有信仰的面包，荣升为基督的圣餐。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可以降福于诸般良善与恩惠、纯洁与正义，那么它可以启示麦子，同样也能祝福大米。

    粮食是至善至美的对象，敬畏粮食，就是遵守心灵的律法，可以凭此找回自我，梳结人与大地的伦理，并抵达感恩的故乡。

    从一粒大米的恩典中，我领受了永恒的充实与安宁。

（选自《人民日报》）

季羡林先生二两三事

    季羡林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得知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即复长函致季羡林，奖掖、鼓励了他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晚年的季羡林，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如果说陈寅恪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10天）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胡适那时在编一份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甚而是切磋。季羡林说，解放前3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读《胡适论学近著》受启发而写的《浮屠与佛》。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墓陵，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张中行先生认为，季羡林先生一生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是朴厚。他的家虽然房间还算多，但大都成了书库，剩下的几间生活用房，也是陈旧简单，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都是最简单不过的陈设。而季羡林的布衣粗食，更是让接触过季羡林先生的人印象深刻，他永远是穿布衣制服，是那种很耐穿的咔叽布料做的，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工友，绝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那样大学问和社会地位的著名学者。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百度百科）

    ②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传记》）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摘编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恳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金三儿

范子平

桃花、顺子姊弟俩背了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桃花娘锁了门，钥匙塞砖头下，急匆匆扛起锄头要上工，忽觉脊背发热，一愣怔，马上明白，是金三儿！她回过头来，果然见金三儿隔着矮矮的院墙，贼溜溜地看着她。她说，三儿，又看上了俺家啥东西？金三儿说，说那话！东西在你屋，我看得见吗？

桃花娘没心思跟他打卦聊嘴，想起是钥匙放得不对了。那时候的锁是老式狭长的黄铜锁，钥匙是一根细长铁板儿，头儿弯一点弯儿。一把锁就一把钥匙，为了自家人开锁方便，上地干活都不带钥匙，都是随意放屋门的近处，或门槛里边——那时屋门不开锁也能往里推一大祚深的地方，或鸡窝里，或窗户下的旧鞋里等。但这些地方，金三儿都能寻摸得到。

村里左不过三四百口人，人人都知道金三儿是偷儿。金三儿到地里干活偷地里，到村里游荡偷村里，各家各户偷了个遍。最恶劣的是去下蛋的老母鸡肚下摸鸡蛋——金三儿都懒得煮，随即磕开倒嘴里就生喝了。不过，小偷小摸不算喊，那个时代讲究家庭成分，金三儿往上推三代都贫农，两岁死了爹，娘又跟人跑了没踪影，他一个人过，冷锅冷灶的也可怜，大家伙儿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三儿偷屋里东西最烦人。不过那时都穷，屋里也都没啥值钱东西，再说金三儿偷屋里也算有节制，都是趁没人，寻摸到屋门钥匙，开了门进去拿块饼，或弄个烤红薯等，别的他也不拿。为此金三儿挨过骂，挨过打，但坏习惯改不了。今年中秋节前，在贵州煤矿当工人的桃花姑父过来，带来两包月饼。一包四块，桃花娘要给桃花的姥姥送一包。剩下一包，家里四口人，夫妻俩加桃花和顺子，正好每人一块。桃花娘先是去了桃花姥姥家。剩余的一包桃花娘放馍篮里，高高地挂起来。

可还是遭了贼手——那贼百分之百是金三儿。其实那天下午，桃花娘也是见到金三儿隔了墙斜眼看她。她当时就一惊，但想这次钥匙放屋门上搁板里，金三儿个子低够不着，就放心扛着锄头往地里走了。到晚上全家吃月饼时，桃花娘傻眼了。包裹纸还有上边红盖头都好好的，可拆开里边，四块月饼每一块都被刀子切过，每块月饼去掉五分之一，篮子里还有些许月饼屑末。看来是就着篮子当场就进肚里了。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今天又被金三儿盯上，桃花娘心里烦躁。想钥匙放到哪里都能被金三儿寻到，这次不能着了他的道儿，桃花爹被队里派到外地挖渠做工，桃花和顺子放学晚，那干脆就把钥匙带身上吧，但从没在身边带过，搁大口袋里也沉沉的，不时得摸它一下恐怕丢失。

男的女的一众社员在西北麦田里点豆饼，大家嘻嘻哈哈的。桃花娘由于身上带了个一排长的铁钥匙，一弯腰就硌得慌，心里就不高兴，平日里的开朗活泼不见了，她只是不住气地暗暗骂金三儿。后半晌，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疾驰而来，是邮局送信的，经常从村里村外过，大家都认得他。喜梅想给他来一句笑话。送信的却严肃地吆喝起来，咱这儿谁是桃花娘？人们都一愣。桃花娘赶紧说，就是俺，咋的啦？送信的说，我走出您村时，听到有人吆喝桃花家失火了，回头看村东头有冒烟，还有人追着我车子喊，让过来给你捎个信呢！

桃花娘啥也顾不上了，起来就往家跑，跑得丧魂失魄像逃兵一样。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自己家从不富足，那五间房是十几年口挪肚攒才盖起来的，一柱栋檩一根橡木一块砖瓦都是自家的血汗，再说，房子烧毁了，去哪里弄钱再搭窝呢？还有屋里的方桌柳椅，床第铺盖，要说都不值钱，可再去购置，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拿出这笔钱的！她又想，好好的咋就失火了呢？想起来了，昨晚洗的单子没有晾干，早晨把它折叠了放在竹熥笼上去通，熥笼放在煤火口，留的煤眼儿大了，大约火焰蹿上来了，把单子燃着了……

家里的方向还冒着黑烟，桃花娘一气儿跑进院子，腿都软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有人把她拉起来，一院子人呢，都在看她。她抬起头看家里，屋门被端掉了，锁扣搭连着一扇门斜挂一边。喂牲口的大伯王增说，桃花娘呀，你要感谢人家金三儿呀，他跟我正在牲口棚里铡草，看到你家院子冒黑烟，连说不好了，去大街上喊“救火了——”，又抢先挑起水桶往你家跑。来了好多人，可都进不去门呀，金三儿窝下腰把你家门硬端掉一扇，大家都去泼水，还算及时，没过太大会儿就扑灭了火。桃花娘强撑着精神进屋看，遍地浊水横流，煤火上熥笼连单子早烧成灰了，灶火前木头窗户烧没了，墙壁也黑一大片，房顶也有烟熏的痕迹，要不是及时救下火，后果不堪设想，想着想着目光就不由自主地寻金三儿。

金三儿其实就在她身后，头发都烧没了，满脸黑乎乎的，额头带着伤；棉袄烧掉半拉，裸露的胳膊也带着伤。金三儿看桃花娘目光往他身上扫描，嘶哑着喉咙喊，桃花娘，天地良心，你家的锁我可没打开，事儿太急，真没找到钥匙呀！

桃花娘感慨万千，嘴里喃喃着：“金三儿呀，金三儿呀——”她喊道：“老少爷们儿，我谢谢咱了，再帮点忙，赶紧把咱金三儿送医院救治吧！”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0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