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七块

冯骥才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踝，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①灯，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戳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各色^②。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作“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选自《俗世奇人》）

【注】①赛：天津地方土语，有“好像”或“似”之意。②各色：方言，意思是特殊，与众不同。

最后一趟生意

    漫天的沙尘渐渐退去，蓝天和烈日又一次出现在沙漠上空。

    他开着那辆破旧的出租车在公路上行驶，道路的两边，处处可见车辆的残骸，远处的浓烟告诉他，战争正在他的祖国里进行着。

    天气晴好，很炎热，没有一丝风，对面驶来一支车队，车上也坐了很多人，这情景有点像这个国度里的乘卡车赶集的人群。不过不同的是，不是卡车，而是坦克，上面都是外国人，手里拿枪。他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他，就这样交叉而过。

    “该死的战争！”他暗暗地咒骂。两天前，一颗导弹落在了他家门口的市集里，几乎毁灭了一切，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于是他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了，他盘算着等今天最后一趟生意做完，就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莎拉，孩子们，我爱你们，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等最后一趟生意做完。”他转头看了看驾驶座上放的一张照片，相框的玻璃碎了，不过照片上，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笑脸仍然是能让他感到唯一欣慰的东西。

    不久，他到了一个检查站，路边停着不少坦克，那长长的炮管和多边形的脑袋简直让人不寒栗。不少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站在路边。一个外国士兵伸手示意让他停车，他定了定神，停下了车。这几天，几乎没有什么平民的车辆从首都出来，所以现在，路上除了坦克，就只有他一辆车了。

    几个外国士兵走上前 ，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一个为首的看了看这破车，弯下腰，又看了看他，问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A他笑了笑 ， 用那士兵能听懂的语言生疏地答：“长官，我从首都来，想离开这个地方，战争太危险了，”说着话，他递给士兵一支香烟，并点上了火，“战争几时才能结束？”

    “快了，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能解放你们的首都，”外国士兵深吸了一口烟，像是看到了车里的相框，“这烟还不错，那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吗？我也有两个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年纪。”“是啊，他们是我最牵挂的人，不久前就离开这里了，我这就去看他们，也许不再回来了，战争年代开出租车太危险，我不想干了。”B他看了看外国士兵，仍然微笑地回答。

    “等我们推翻了你们的独裁者，你就可以回来放心地开车了。”士兵靠在车窗上，也许那么多天来，第一次遇上对他微笑的原住民，因而心情也不错吧。

    “也许吧，不过我得去看我的妻儿了，有兴趣去我的家吗，我妻子会为你们做好吃的。一起去吧，最后一趟生意，不收你们的钱。”

    “我们有任务在身，去不了了，代我向你的妻儿问好吧，”士兵显然有些兴奋，他也许认为，这里的人民，还是有不少欢迎他们的，“对了，南方都是战场，你要到哪里去见的妻儿呢？”

    C他依旧微笑着 ， 拿起了那个破碎的相框，在照片上吻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依旧得意忘形的士兵，还有他身边其他拿着枪的外国人。一字一句地说道：“天堂”。

    他最后能看到的，是那个士兵惊骇和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还有从指间滑落的烟头。

    然后，他按下了按钮。

大雁塔其实是一个人

孙天才

    记得岑参有一首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不知为何，在我从小到大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代僧人玄奘。

    大雁塔离我居住的新村很近，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站在乐游原上向西南眺望，那座六十四米之高的伟岸身躯就那样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

    其实，最早到西域求法的不是唐僧。从三国到东西晋到南北朝，史书上记载的离开东土到西天取经的就有一百七十人，但能够全身而归的却只有四十三人，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但这种西天取经的壮举，却成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不管佛教能否称得上真理，当时的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不断往西天求法的。这是僧侣的追求，也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传统。

    贞观三年八月，唐僧“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兰州，过凉州，过甘州，过肃州，唐僧是日宿夜行的。在抵达玉门关的时候，唐僧所骑的那匹白马死了。现在的疏勒河边还有一座白马塔，一颗曾经拴马的大柳树还存活在寺院门口。他又买了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收了一个叫石盘陀的徒弟。这时，捉拿唐僧的文书早已到达，但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成功了。那个羌笛怨柳春风不度的地方我去过，一座夯土的孤台上唯余了几面断垣残壁，前面的戈壁荒漠上就是散落的烽燧了，当地人叫白墩子。又是几天几夜的行走，到了第五座烽燧，也就是最后一座烽燧，那个叫石盘陀的胡儿深知，再往前就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死亡之地。这胡儿动摇了，也是想着协助偷渡出境是死罪，也是想着前途渺茫去也是死，就动了抽刀杀师的念头。但唐僧闭目端坐，念珠如常，那种沉静如佛的庄严令这个凡夫俗小还刀入鞘了。

    在八百里浩瀚无边的莫贺延碛，一个大唐的苦行僧孤身而西，人兽的骨骸是生灵的路标。在漫天扬卷的黄风黄沙中，唐僧随身携带的水袋不慎掉在沙土上。水尽则命尽呀！他牵马往回走了。可他突然想到，他是发过誓的，不到天竺，绝不回头，宁愿朝西而死，也不东回一步。就这样，又西行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意志再也撑不住他的身体，他躺倒了。或许是有佛祖在冥冥护佑，那匹老瘦的红马拖着他走，前面是一片水草丛生的绿地……

    就这样，出了流沙，到了伊吾，到了高昌。又西行千余里到了天山，那里海拔四千多米，月佘的踏雪卧冰自不须说，在高昌剃度的四个徒弟已有两死，二十五个使役冻毙者十之六七，三十匹牛马也死之将尽了。但这个人依旧义无反顾，千里万里，一路向西，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越白山黑岭，穿江河泽川……

    就这样，历经十八个春秋的千难万劫，一个大唐的和尚携带着三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回到了他的祖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那是一种怎样举国相拥的盛隆啊！

    我知道，矗立在大慈恩寺西院的那座塔，是唐僧“亲负篑箕，担运砖石，首尾两年，功业始毕”的。我也知道，这座塔之所以叫大雁塔，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中那只舍身而死的大雁菩萨般慈悲显灵的传说。一部《西游记》已让这个人家喻户晓，一座大雁塔也让这个人名留千古而不朽。这个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赐号“三藏法师”。这个人活了六十四岁，大雁塔高六十四米。

    真的，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眺望西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是一个人。有人说，大雁塔是西安人心中的一枚印章。我以为，大雁塔抑或是一种颇有典范意义的民族性格或中国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瑞宣辞职

老  舍

    大街上，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规矩的店伙，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经有了洋车，车夫们却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

    瑞宣今天没课，但他还是决定到学校去看看。在护国寺街口，他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

    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可是学生并没有到齐。这是一个生活在北平的意大利教授窦先生办的洋学堂，瑞宣一周在这里兼两天课，四个钟点，有点儿额外的收入。平日，窦校长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祁瑞宣眼中，他却好像很冷淡，高傲。

    “平常你们都很爱国，赶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瑞宣本来想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今天没有他的课，可是被一点儿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了回去。不过他还是诚意的请教洋先生：“窦校长，您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窦校长的脸上看到了人类的劣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

    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校长——他不再来教课。

    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的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祁先生！”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给瑞宣的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啦！”

    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她才看见瑞宣：“哟！祁大爷呀，你看我这瞎摸合眼的！祁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净街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也说不清！盼着过几天就好点儿了吧！”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

    进了家门，他看见祁老人，天佑，瑞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多到要往下流的程度。

    瑞丰竭力要显出心中的不痛快：“我们学校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二十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听说，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二孙子的话。

    “你到学校去啦？怎么样？”天佑问儿子。

    瑞宣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

    “什——”老二连“什”下的“么”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

    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不愿意别人追问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赶紧的说：“反正只是四个钟点，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瑞宣走进老三瑞全屋里去。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

    瑞宣把与窦校长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儿劲儿！”瑞宣很兴奋的说。

    “谁知道这点儿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儿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一想起窦校长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儿气！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

    “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

    “不，我不拦你走！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秘密呀，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的说。

    “当然！”

    “我就不放心妈妈！她的身体不好，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摘编自《四世同堂》）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