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虎臣

汪曾褀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 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西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追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 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曰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腹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褀文集》，有删改）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父亲的半瓶酒

贾平凹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我从前的作品没有给他寄，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一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惟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慌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来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彤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有改动）

比 邻

聂鑫森

    仲夏时节，五点钟的样子，天就露出了鱼肚色。

    七十岁的常惠生，赶忙下床，他的妻子问道：“你到哪里去？”

    “到德山家去看看。”

    “德山被他儿子接到城里治病去了，那座房子空空的，有什么看头？”

    “他临走前把钥匙交给了我，我去开开门，让房子透透气。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还来和我们做邻居。”

    常惠生从枕头下摸出钥匙，小心地掂了掂，然后塞到口袋里。这一串钥匙可以打开尹家的大门、卧室门、仓库门……不是情如一家人，不会对他这么信任。他走出卧室，穿过堂屋，再打开自家的大门，跨过高高的门槛，站在台阶上，便望见了几百米开外的尹家老屋。

    常惠生突然觉得眼睛有些润湿，喃喃地说：“德山呀，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他走下台阶，沿着一条被林荫遮蔽的小路，朝尹家老屋走去。

    这个村有三四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到处是半裸半掩的土石山丘和坡地，稀稀拉拉地只长矮小的杂树、荆棘和野草。常家和尹家住的这一面坡地，原叫秃毛坡，但现在却有了成片的树林，还有了许多自开自谢的野花。常惠生的儿子常凯是个农民企业家，先在城里经营农副产品市场，早几年回到老家创建农业科技园，事业红红火火。他的科技园就在坡下的小河边，呼啦啦沿河排开几百亩地，瓜果蔬菜全是早熟、高产、优质品种。他不喜欢秃毛坡这个名字，遂改名为锦绣坡，单位则称为“湘楚锦绣坡农业科技园”。

    常惠生曾对儿子说：“这面坡是我家和尹家共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山，你改名问过他吗？”

    儿子说：“问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同意的。这几十年，你们二老对尹家施惠多多，他报过什么恩？”

    “混账东西！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就算我们帮过人家一点小忙，老想着人家怎么回报，那么原本的动机就歪了。”

    儿子赶忙说：“爹骂得对，我……再不乱说了。”

    常惠生缓缓地走在小路上，不时地见到带露的枝叶横到路中来，他像小孩子一样，用手轻轻拈住枝叶放到嘴边，去舔晶亮的露珠，舌尖似乎有了一点甜味。他和尹德山同年，两家人的上一辈子就是邻居，童年时他们清晨相邀去远处砍柴，见到枝叶上的露珠，也是这样去舔，比谁舔得多舔得快。

    常惠生忍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都成家了，又都有了孩子。

    尹德山个子瘦小，还有哮喘病，儿子尹忠十岁时得急性阑尾炎，是常惠生催促尹德山，两人连夜轮流背着尹忠赶往几十里路外的镇医院，并代交了医药费，这才保住了尹家的这条根。尹忠读初中、高中、大学时，常惠生不时地资助学费……

    常惠生从不认为邻里之间相互帮个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念念不忘。尹忠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经济宽裕了，一定要归还历年来的欠款，常惠生说：“你爹记的账，我不认，是他记错了。”但这满坡的绿意和清凉，悦目清心，常惠生却不拒绝。

    终于到了尹家老屋前，常惠生掏出钥匙打开大门的牛鼻子铜锁，也不急着进去，在高门槛上坐下来，点着一支烟，慢慢地抽。

    尹德山去城里治病，一眨眼就十天了。临别时，他对常惠生说：“我的心脏病有日子了，怕耽误儿子的工作，又舍不得常大哥你，一直没言语，现在看来是拖不下去了。这串钥匙就交给你了，让老屋不长霉不生虫。我会……回来的……”

    仿佛尹德山真的回来了，也坐在门槛上。他们平日里相互走动时，就喜欢坐在门槛上抽烟、聊天。

    风吹满坡树叶，沙啦啦地响，就像他们高高低低的说话声。

    常惠生抽完了烟，起身进了堂屋，打开卧室门，进去后再打开朝南的窗户，屋里顿时明亮起来。

    ……

    这年夏至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骤然而来，下得昏天黑地，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山洪暴发，各处山体滑坡，不少人家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只有秃毛坡因树木多而密且扎根深，居然岿然不动，常家和尹家的房子毫发无伤。特别是坡下的科技园，因排水系统好，安然渡过这一劫。

    常惠生对全家人说：“你们不是说尹家没有回报我们吗？德山几十年栽树、护树，不言不语地护佑我们！”常凯低下了头。

    常惠生马上打手机给尹德山，没有回应。常惠生忍不住大哭起来。

    （有删改）

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

乔迁

队伍来到乔家屯的时候，正是年根，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这天，天色刚刚泛白，屯子还笼罩在一片灰白之中。乔家屯的乔老六最先看到队伍，应该说是碰到的。他一大早被尿憋醒，急忙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蹿出屋就往房后的树趟子跑。一钻进树趟子便一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乔老六头也没抬哪囔了一句，话音未落，他的肩膀便被牢牢抓住了。

他挣扎了一下，没挣开，骂了一句：“瞎闹啥！”抬头一瞧，立马清醒了，面前黑压压耸着一群人，个个手里都拿着家伙什儿，能打响的那种。他虽没摸过，但是见过，百八十里地外的拉哈镇他去过，有扛枪站岗的。

乔老六差点儿没把尿整到裤兜子里，神色紧张地看着这群带枪的人。

抓着他肩膀的人口气和蔼地问了他一句：“你是这屯子的？”

乔老六忙点下头。

那人就笑了一下说：“兄弟，你别怕，我们是抗联，屯子里来没来外人？”

乔老六赶紧摇头，磕巴着说了一句：“我们这地偏，没人来。”

那人便说：“我姓王，是队长。你能带我去见一下屯子里主事的人吗？”

王队长说话的语气一直和蔼可亲，乔老六便不那么紧张了。他苦着脸说：“能让我把尿先撒了吗？快憋不住了。”

王队长笑了笑，拿开了手。

走出树趟子，乔老六说：“我带你们去找我四哥，他是主事的，我们屯儿大事小情都由他做主。”

王队长回头对队伍说：“你们在这里等着。”

这会儿，乔家屯主事乔金贵已经起来了。他每天起得都很早，琢磨着该做的活儿，派谁干着合适。乔老六把王队长带到他面前时，他怔了一下，目光盯在了王队长挎的盒子枪上。

乔老六说：“四哥，他说他是抗联的。”

王队长就上前一步，冲乔金贵伸出手说：“你好，我姓王……”乔老六突然在后面一把抱住了王队长，急切地冲乔金贵喊道：“四哥，快，拿绳子！他们人老多了，都在房后的树趟子里呢，他是头儿。”

王队长既没动，也没挣扎，微笑着说：“我们是咱穷苦百姓的队伍……”

乔老六叫道：“别蒙人了，拉哈镇我去过，警察贴着告示说你们抗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谁要是发现你们，报告了有赏钱，抓住赏钱更多呢。”

王队长说：“那些警察都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专门帮日本人祸害咱老百姓的。”

乔老六喊道：“我们这从来没来过队伍，谁知道哪个好哪个坏的！”

“松开！”乔金贵冲乔老六喝道。

“四哥……乔老六不撒手。

“松开！”乔金贵厉声喝道，口气不容置疑。

乔老六迟疑着慢慢地松开了手，目光紧紧盯着王队长的手，怕王队长伸手去摸枪。

乔金贵冲王队长一抱拳：“来的都是客！不知贵客有何吩咐？”

王队长忙道：“我们要去火烧沟，昨天晚上八成是走错了路，跑到了这里，能否找个认路的给带个路？”

乔金贵没吭声。

乔老六看王队长被松开后并没掏枪，依旧和蔼亲切地说话，心中颇有好感，便说道：“我认识路，我带你们去。”

乔金贵迟疑了一会儿，点了下头。

王队长说：“能否再给弄点儿吃的，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两块钱，递给乔金贵说：“只有这些了，日后一定来补上。”

乔金贵面容抽动了一下，摆手说道：“不用！王队长去把队伍带进来吧，我立刻安排人做饭。饭菜不好，但是热乎，管饱。”

王队长连声感谢，转身去带队伍。

队伍吃饱后，要走，王队长跟乔金贵告辞，一个战士过来，牵着一匹健壮的大黑马，对王队长说：“队长，咱们用一下老乡的这匹马吧，伤员走得太慢了。”王队长立刻喝道：“不行！抬着伤员走。”

那个战士无奈地松开了马缰绳。

乔金贵喊乔老六：“你带他们走小路，送到就回来。把大黑马牵上，驮着伤员走。”乔老六转身要走，乔金贵说道：“带上干粮和水。”

乔老六说：“不用，送到后，我骑大黑马有个把小时就回来了，大黑马跑得快。”

乔金贵眼一瞪说：“带上！”

乔老六只好进屋去拿了干粮和水。

贴近晌午的时候，乔老六便回来了。乔老六跳下大黑马时，乔金贵说了一句：“骑回来了？”乔老六边拴马边对乔金贵说：“不骑回来我还能再牵着走回来！非得让我带干粮，我都说了大黑马跑得快，晌午饭都没耽误的。给，王队长非得让我交给你的。”乔老六伸过来的手里是乔金贵没要的那两块钱。

乔金贵嘴唇抖动了好几下，伸手摸着大黑马的脖子，哽咽着说了一句：“这支队伍，能行！”

这时，远远的屯子里依稀传来爆竹声，一声高，一声低……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