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心中不曾有过远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微信朋友圈被北京的沙尘暴刷屏，这句话给人的“小清新”之感，更显强烈。近日，河南一位女教师这封“最有情怀”的“辞职申请”，引来无数人共鸣。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句话撩动心弦，正是因为它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说出了不少人心中的渴望。所谓“世界”，其实是相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异质性存在。从朝九晚五的按部就班中跳出来，从办公桌边的循规蹈矩里跳出来，打破思维方式的条条框框，摆脱现实生活的患得患失，拥抱一个更广阔也更精彩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谁的心中没有激荡过一个远方？

    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着普遍稳定性的社会。这不仅会少一些可能引爆社会对抗的易燃点，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想去看世界”的辞职，虽然点赞者甚众，但真正能“从心动到行动”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毕竟，情怀不能当饭吃，甜点也不能当正餐。辞职的女教师去“看世界”了，更多的人却选择了留下来，在讲台上继续自己的事业，换个角度看，没去看世界者不才是这个社会的基石吗？

    说到底，渴望远方，还是因为现实的砝码更重一些，它让说走就走的旅行难以成行。黄土涵养农耕，农耕孕育家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生存状态的“稳定性”，成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最基本的诉求。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有着“超稳定结构”，其实，从安土重迁的观念到家族聚居的方式，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或许也是一些稳定的职业有着很强吸引力的原因。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现世安稳”是一种扯不断的心理牵挂、情感羁绊。

    站在这个层次上，或许更能理解“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引来的共鸣。身处开放的环境、面对信息化的洪流，“世界”是个诱惑十足的词。然而，在竞争激烈、“压力山大”的社会中，面向大海的转身难以避免地遭遇更多艰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去世界看看的人们，终究还是要面对“娜拉出走之后”甚至“娜拉回来之后”的问题。“出门看世界”和“回到老地方”，成为当今中国人一组难以解开的心结，惟有在朋友圈里徒然羡慕着远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起来文艺腔十足的表达，背后是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诠释着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其实，生活充实，何必别处？心有梦想，何必远方？过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未尝不是同样精彩的人生。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减。）

从偏见到卑劣

温宪

    在西藏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国际上某些自以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颇为失态，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怪劲儿。然而，当偏见膨胀得“越了线”，便走向了卑劣。

    试举一例：某英国专栏作家日前撰文，除了极为荒谬地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外，还声称“当西藏形势恶化后，以奥运会为武器针对北京的压力将增大”，中国对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深切关注为全球反华势力提供了“机遇之窗”，继而煽动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内的各方人士，随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应参与“一个滚动的全球范围的反华抗议”。不仅如此，这位曾有从政经历的人士还极力鼓动说：“当西方政治家面临无力扭转经济颓势和人们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上的愤怒郁积之际，将辱骂倾泻于中国，为这些政治家从其他灾难中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荒谬吗？就是如此荒谬！如同经过热炒后，远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被荒诞地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一样，如今借着西藏问题，西方经济颓势、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等“灾难”与奥运会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被联系到了一起，真是一语泄了天机！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它还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反华势力无知而狂妄、狭隘而傲慢、起哄而无理的嘴脸。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盛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需要一种借奥运会得以承载、传扬的高尚精神。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所言，奥林匹克运动是“超越了人类一切宗教的‘宗教’”，这个“宗教”所宣扬的终极追求其实就是那些人类所推崇的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奥林匹克运动初起时令人感动的约定之一是赛会期间交战各方一律休战；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令人感动的一幕便是与火炬同时高高举起的橄榄枝。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奥林匹克精神理应更加具有理性包容、平等沟通、促进和谐的诉求。在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面前，那些不肯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受制于冷战思维定势的人们是不是显得距“道义制高点”很远？

    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以自己的真诚努力见证着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崇尚，履行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地球村变小了，诸如奥运会在内的许多关乎大家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办，也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才能将国际社会的好事办好。恰如英国奥委会主席科林•莫伊尼汉所言，“体育运动和奥运会本身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让中国蒙羞不会赢得任何成果，最终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些以阴暗心理或阴险举措诋毁、攻击乃至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人，伤及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已经进入21世纪的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亦将蒙羞。

上述幸灾乐祸者文中有言：“魔瓶已经打开，如何终结尚未可知。”其实，结局可以预料：打开充满偏见的魔瓶后，亵渎奥运者终将自取其辱！

——2008-04-02 06：57：26新华网

和谐的文化传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生机和活力，要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得到世界的广泛尊重，文化上的传统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渊源，其实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这里的“和”，一意即“适合”，但亦可做“和谐”解。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礼”与“和”，是互相作用的。“礼”的作用，是“和”，而“和”也是维系“礼”的重要手段，是最重要的。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荀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可见，“和”的思想是先秦诸儒的共识，它与儒家的另一核心价值观“礼”是互为表里的。“礼”指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而“和”更是维持“礼”稳定的重要手段。“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因此，与“礼”一样，“和”，即和谐、适合的思想，是先秦儒家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为了实现建立一个和谐的、秩序的社会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政治理论、政治构想以及政治实践过程中，都设定了自己的价值原则。“礼乐制度”的制度安排、“中庸精神”的思想原则以及民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即是为构建和谐、秩序的社会的理论主张。

    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并没有去排斥，而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特别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中华文化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会对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进程中，中华文化会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选自《人民日报》）

    环境美学应该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有人就有环境，有环境必然有环境美，有环境美就意味着环境审美观。长期以来环境审美之所以较少被人们谈及，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它为别的论述特别是为自然审美观所代替。准确地说，环境审美隐含在自然审美观之中。

    渔猎文明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对关涉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已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但这个时代只能说是环境意识的萌生期。人类的环境意识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建立的，因为有了农业，人们才定居下来，才有了家。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生产与生活紧密联系，农民居住在田园，生产在田园。家庭人员不仅担任着不同的生活角色，也担任着不同的生产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均是不可少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环境审美意识体现出了一种原始的生态平衡的意味。

工业文明的建立是由农民走向城市开始的。人类的主要生活环境由农村转为城市，城市环境与农村环境大不相同，这种文明培育的环境审美观念只能建立在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景观上，而不再是兼具田园风味的自然山水景观。对于这种环境，进入城市的农民们在日常生活上由不适应到适应，在审美情感上由惊奇到赞美。而随着工业文明弊病的逐渐凸显，人们与这个主要由钢筋混凝土组建成的人工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日常生活上不再适应，审美情感上则转为厌恶甚至诅咒。人们渴望着新的文明，这个文明至少在观念上也部分地在实践上出现了，它就是生态文明。人们同时也在渴望着新的环境审美观——生态文明的审美观。

生态文明的审美观强调审美的一种重要性质：生态与文明的共生。从总体上来看，人类仍然在向自然索取资源，但这种索取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与意义，那就是同时在对自然回赠，具体来说，就是力促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与维持。现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共生，两者相互作用，相互生成：一方面自然满足人的需要，表现为自然向人的生成；另一方面人满足自然的需要，参与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表现为人向自然的生成。文明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改造，这种改造本是破坏生态的，现在要求文明不破坏生态，而且参与已破坏的生态的修复，这说明生态与文明这一对天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只能是共生。它是文明的，也是合乎生态的，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文明的实质是人代自然或助自然司职——司生态之职。

    人类传统的审美观均是漠视动植物的生命的，即使重视动植物的生命，也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黑格尔就强调动植物的生命只有在见出人的生命意味时才美。生态文明的审美观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它重视的是生态自身的意义。换句话说，动植物有它的生存权利，包括展示其美(当然这美是在人看来的)的权利。人当然可以欣赏这种美，但人要尊重这种美，这种尊重就是要明白，这种美其实并不是为人的，而是为动植物自身的。

    在生态文明审美观中，生态平衡成为自然环境审美的核心。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忽视了生态平衡，一味地从人的立场和利益的角度来欣赏和评价自然环境美。一些具有破坏生态平衡性质的自然美由于其感性形式能愉悦人类而得到人们的正面评价；而从生态文明的审美观来看，不论这种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景观的外在形式多么悦耳悦目，都不能给予其正面的评价。

    生态文明审美观特别重视荒野的审美价值。荒野对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荒野是生命之根。不仅人的肉体是荒野锻造出的产物，人的精神也是从荒野中得以诞生的。以巫术为突出特点的原始思维，还有以神灵崇拜为灵魂的情感与理念，均来自人们对荒野的感受。其次，荒野是维系地球上自然生态的骨干力量，正是因为地球上尚有不少的荒野存在，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基本上还能运转。试想，如果喜马拉雅山不再是荒野，而是成为类似黄山那样的旅游胜地了，那么整个地球上的生态会遭到如何巨大的破坏!重视保护荒野，为地球留下更多的荒野，既需要从科学上认识到荒野的重要性，也需要有新的审美观来欣赏荒野。因此，生态文明审美观的出现不仅为环境审美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而且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

（摘编自陈望衡《再论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宋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井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有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搏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超越了唐代。唐代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①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②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③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④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⑤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⑥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