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广州市实验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一次阶段考试试卷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扶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城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城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廉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条码支付”迅速发展。据了解,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裁人之间货币资金特移的业务活动,通常包括“扫码付款”和“扫码收款”两种方式。
不过,扫码支付在走入人们生活的同时,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合规总监唐凌介绍,相比于银行卡支付,条码支付没有物理卡片载体,也缺少专业设备支持,在信息安全方面存在一定隐患。比如,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病毒,将消费者手机中的支付账号、密码、身份证信息、联系人信息、照片等隐私信息窃取,甚至可能通过直接截获短信验证码来盗刷手机用户银行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未报记者来访时表示,条码支付由于门槛较低、成本低廉、支付便捷,近年来受到了商户、消费者、银行及支付机构的青睐,在服务普通消费者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技术层面看,二维码通过几何图形来记录数据和储存信息,支付终端缺乏识别与拦截功能,就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从市场层面看,部分支付机构在拓展业务时,通时不当的交叉补贴、滥用优势地位来排除和限制竞争,导致不公平竞争。从合规层面看,部分市场机构片面道求业务发展速度,违规发展商户,带来各类安全隐患。”董希淼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4日)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中心城区 面积 (平方公里) |
中心城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
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 (公里) |
私家车 出行 比例 |
上下班 高峰期 交通状况 |
|
北京 |
668 |
17774 |
23% |
631 |
38.7% |
重度拥堵 |
上海 |
664 |
17056 |
25% |
683 |
36% |
重度拥堵 |
首尔 |
605 |
15087 |
69% |
1098 |
20.9% |
轻度拥堵 |
东京 |
627 |
14525 |
62% |
2705 |
14.7% |
轻度拥堵 |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