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第一次合影

陈敏

        奶奶一生有两个忌讳：不照相，不过生日。她认为照相会吸走人的精气，过一次生日就会折寿半年。她将这一理念坚持了一辈子，于是，我们做晚辈的，都尽量顺着她。不为她庆生，也不为她照相，尽管我曾偷拍过她几次，但终因怕她知道了不悦，也一直没让她看，她低调对待生命，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她的任何印记。

        奶奶很上相。她坐在屋檐下剥玉米，银白色的头发贴在脑后，身材瘦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长对襟衣，那模样本身就是一幅水墨画。我一直想给她拍张二寸彩照，等她百年之后使用，毕竟，她已年过90了，但她从不配合，一直未能成行。

        年过90的人几乎是风雨地里的一盏灯。

        入秋的那场雨下过，天气呼啦一下就凉了。奶奶的老疾病气管炎犯得很准时，年年秋后，奶奶尽量压低喘息，但咳嗽声还是传了过来，一阵一阵的，将她的身子压得越来越低，让她的脚步更加蹒跚。

        门外的那棵油桐树叶黄了，秋雨过后，“啪啪”地往地上落。叶落归根了！奶奶嘴里嘀咕一声，缩了缩身子，弯着腰回屋里了。奶奶怕风吹，就待在黑洞洞的屋子里不出来，有时，看半天没动静，喊她几声，她才应一声。

        有一回，母亲去屋子里看奶奶，大惊，出来变脸失色地告诉我父亲，说妈一辈子都没照过镜子，这会儿怎么突然照起镜子了？没听人说，老年人突然照镜子，不是好兆头吗？家要败呀！她又说：这也不好阻挡，要不，悄悄把镜子给藏起来？

        奶奶把我房子里的小圆镜拿进自己屋里，偷偷地照呢。父亲听后，没反应，半天，支吾一句，再老也是女人嘛，让她照照有啥呢？母亲一脸不悦，嘟囔了很久。

        一辈子连相都不照的奶奶，怎么突然就照起镜子了呢？不过，这种疑惑瞬间就从我的记忆中消退了。我和父亲的观点一样，奶奶再老也是女人，女人再老也爱美，照照镜子是合乎情理的事。

        转眼冬天来了。

        父亲打来电话，声音大得可怕，简直是吼，说：老房门前被画了白线，有高速公路要从门口过，这叫人咋活呀？

        这是很多农民当下面临的一个难题，谁也没办法，我还一直为我们家地处偏僻地带，不会被现代化设施骚扰而得意呢，没想到还是没躲过被拆迁这一劫，想着想着，头就大了，跟老板请了假，回去看看。

        院子里依然静悄悄的，只是房阶下三米以外的地方醒目地画了一条白线。那棵高高挺立的油桐树首当其冲，白线就画在它的根部。

        那条白线就像一道符，在太阳的光里显得阴森而恐怖。

        耳后，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传来，回头看，是奶奶。

        奶奶今天显得很精神，她将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走出她宅了一冬的房子，微笑地看着我说，二丫，你知道不，咱家门前的这个油桐树是你爷爷盖房时栽的，你爹才7岁时，你爷爷蹬脚走了，他走时树才有碗口那么粗。

        我只知道吃从树上掉下来的油桐籽，却从不知道这颗树竟然有这么长的历史。它现在粗得我一抱都搂不严。

        奶奶说后，用手捋了捋头发，又说：过不了几天，这树就要被砍了，咱们的老屋和院墙肯定也保不住了，丫，你给我照张相吧，我要和树连同这老屋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该到头了。

        我的眼泪竟然“哗”地落了下来，拿相机的手颤抖得厉害。

        奶奶端端地站在油桐树下，望着我，脸上透出少有的光。

        透过被泪水朦胧的眼，我看了看镜头里的奶奶，使劲地摁了快门。奶奶看了看相机里的照片说：我不敢看了，收起来吧，也不知道你爷爷敢不敢看。她颤颤巍巍地走回了屋里。

        一年后，奶奶和那棵老油桐以及老屋永远地待在了一起。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乌鸦

孙艳梅

    老婆子在门框与门把之间拴了根线。黑色的缝衣线，细，轻轻推门就会断掉，楼上共两间卧室一个储藏室，老婆子挨个拴。拴好，她把老花镜推向头顶，试着推推门，线果然马上抻直要断掉的样子。老婆子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挪下楼。

    老婆子坐在厚厚的蒲团上，沏一壶普洱，给墙上照片的老头儿倒了一杯，反手泼下，老婆子坚信反手泼下的茶水老头子在那边才能喝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慢慢呷着。

    老婆子本来和墙上的老头子是沂州街的一对神仙儿。住二层小洋楼，吃自家种的菜，三个儿子讲究孝道，你来我往槐花串似的看望老两口。老两口还有什么心事啊，就在西边房檐下栽下一片肥竹，撒了一把粉豆花的种子。风吹起来，竹影花影影影绰绰照进屋里。屋里的老头儿老婆子坐在蒲团上喝茶，虽然有沙发，可是老两口却喜欢坐蒲团，蒲团厚厚的，四周用花布缠绕。喝着喝着，会像喝酒一样咣当一声碰下杯，茶喝得是花团锦簇。也许连老天爷都嫉妒他们了，说把老头收走就收走了。头天晚上老头儿还唠叨着要第二天一早起来拔拔小菜园的草，半夜就硬在了床上。神仙伴侣撇下一个。

    给父亲送完殡，三个儿子着手讨论老母亲的赡养问题。仓廪实，然后知礼节，三个儿子的仓廪还算实，争着抢着让老母亲去家住。大儿子说，我是长子。二儿子说，我家住的宽敞。三儿子说，我是医生。定夺不下，老大说，听妈的，妈说上谁家就上谁家。

    老婆子望着儿孙满堂高高矮矮的一屋子说，守完“头七”再说吧。守“头七”是沂州街的风俗，老婆子又说，这几天都累，不要都守在这里了，每家轮一晚吧。

    第一天轮到老大和媳妇当值。老婆子坐在厚厚的蒲团上，慢慢呷着茶，呷着呷着一窗的斜阳就渐渐枯萎下去，天色暗下来，长子长媳如约而至。

    白话一阵，老婆子毕竟上了年纪，就在毕毕剥剥的燃烧着的白蜡烛声中，睡着了。长子长媳窝在客厅的沙发上头靠脚脚靠头，睡了。院里的狗，这几天人来人往的，也是乏了，应付差事般叫两声，也睡了。外面的一城灯火，远远近近闪烁着，把夜晚没开灯的房间映得明明灭灭。

    忽然，老大被媳妇的脚挠了一下，老大翻身跃起，媳妇瞪了他一眼，朝熟睡的老婆子呶呶嘴，两人蹑手蹑足上了楼。

    两口子把两间卧室一间储藏室翻了个遍，一无所获。媳妇说，你爹你娘没攒下好东西，至少还有洋钱吧，怎么连洋钱声都没听见？老大挠挠头，既然没找到，咱赶快下楼吧，让娘发现了，我这老大以后得蒙着狗皮出门。媳妇说，咱神不知鬼不觉，你娘哪会发现？说罢，媳妇把门轻轻阖上，甚至连门上挂的一条香荷包都纹丝不动。

    老婆子在天光大亮的时候醒了，她像埋伏了一夜的猎人一样上了楼。

    黑线断了，一大半垂头丧气地耷拉在门把上，另一小半耷拉在门框上。老婆子揉揉昏花的老眼，愣片刻，觉得早上明晃晃的艳阳顿时暗淡无光了，一步，一步，下了楼，长子长媳头靠脚脚靠头仍旧睡得正酣，老婆子挪到蒲团上，将昨夜剩的残茶，抖抖索索地倒了一盏，喝下。

    第二天晚上，老二和媳妇当值。

    一晚上，老婆子睡得并不踏实，醒醒睡睡中，看着儿子和媳妇一直都头靠脚脚靠头睡得很酣，可是早上上楼去看时，黑线仍然断了。

    第三天，老婆子在楼上拴线时，有些后悔自己的行为了，可开弓哪有回头箭啊，她咬咬牙，既然要试，就试到底吧。

    早上醒来的老婆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楼。老天爷啊，那根细细的轻轻一开门就断的黑线竟然仍旧拴着。神谕般的晨光渗进幽暗的斗室，老婆子眼睛酸涩起来，小三，没白生，没白生哇。

    老婆子宣布，她要跟三儿子住。搬家的时候，老婆子只带走了茶桌和蒲团。老婆子小脚点点的站在屋子中央指挥着，我就要这个桌子，好喝茶，剩下的你们分分吧。另外俩儿子就有些带气，都是些破烂，白送也不要。

    老婆子在三子家一口气活到九十。有一天，小孙子爬到她膝盖上，小孙子刚刚在学校里学会了讲故事，他骄傲地给奶奶讲《乌鸦喝水》。讲完，老婆子摸摸小孙子的头说，乌鸦聪明，飞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又有一天，三子和媳妇商量贷款换个大房子。家里俩儿子一个老人，是有些局促。老婆子说，贷啥款，我这里有。她起身，找把剪子，把两个蒲团小心翼翼地拆开，层层叠叠的棉絮中铺陈着百元大钞及洋钱，数来得有百万元之多。

（《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22期）

头柜

相裕亭

    天成大药房紧挨着一栋红楼房。

    但是，他们并非一家。天成大药房隶属大盐商吴三才，而红房子则是杨家在外做官的的大公子折腾起来的。那些红如鸡血的砖、瓦，据说是从荷兰国购来的，杨家人用它建起一座红彤彤的楼房，鹤立鸡群似的矗立在盐区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式建筑群内，如同冬日里灰土土的树枝上摇曳着一枚大红的柿子，打老远就能望到，可显眼！前来盐区寻医问诊的患者，奔着红楼而去，自然就找到了“天成”。这在那个尚不知“广告”为何物的年代，是何等受益。

    而拥有“红楼”的杨家，整天看到南来北往的患者打门前走过，陡生开店问诊之意，就地办起一家名曰“康乐”的大药房，与隔壁吴家的“天成”，悄然拉开了竞争的态势。

    可“天成”凭着它百年老字号的声誉，丝毫没把个“初出茅庐”的“康乐”放在眼里。

    天成大药房的大东家吴三才吴老爷，看到他的“天成”长盛不衰，干脆把店内的事务甩手给头柜德昌。吴老爷作为大东家，闲来店里坐坐，所能见到的，多为德昌的笑脸。

    那时，药店的头柜，也称大先生。但凡是药店的大先生，大都是坐诊把脉的高手。

    可德昌这位大先生，医术并不高明。他的能耐是善于用人，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思，三岁小孩哭着抱进店来，他都有招数把孩子给逗乐了。颇为经典的一例是，他用一对小酒杯，与孩子玩“碰杯”的把戏，愣是哄着孩子把苦叽叽的汤药当酒一样给喝了。这在“天成”，曾一度传为美谈。

    德昌在店内看似不做什么事情，可他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什么事情都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店，开门头件事儿，先把店里的炉子捅开，给顾客和店里伙计把开水烧上。

    这期间，店里伙计陆续进门，他便摸过门后的扫把，或是抽出瓷瓶中的鸡毛掸子，帮伙计们收拾店面。但那样的时候，不等他真去弯腰做活儿，眼疾手快的伙计们，早把他手中的物件儿接去。那场景，有点儿像合唱团的领唱，他起头唱上一句，大伙儿很快就跟上唱了。

    在外人看来，德昌是个闲不住的人。

    东家很看重德昌身先士卒的这一点，有事派人传个话来，德昌饭不吃、水不喝，都会亲自把大东家的事情办好。所以，东家很少到店内来。但是，东家的名字，每年会在店内出现几次。比如年底分红及店内人员晋升，店门外的告示栏里就会贴出一张大红纸，上书：经店内举荐，某某某即日起，晋升“天成”的三柜、或二柜，特此告之，落款：吴三才。

    那张看似与头柜德昌无关的“告示”，实则与德昌有着很大的关系。细心的人，从“店内举荐”四个字上，总能咂摸出其中的味道。

    德昌那人善于忍耐。凡事只要东家高兴，他就高兴。东家不高兴，他也笑脸相迎。平日里，德昌在吴家大院里行走，无论是见到老爷、太太、丫鬟、还是吴家的某位老妈子，他都会弯下腰来笑脸相向。更为离奇的是，黑夜里，德昌一个人走在吴家的院墙外，他脸上都时刻挂着微笑，生怕猛然间遇上老爷家的什么人。德昌脸上的笑容，已经职业化了。店里新来的伙计犯了事，要挨板子时，他会笑着对他说：“去吧，去长点记性。”

    好像挨板子是什么喜庆事似的。

    但凡在“天成”这边受过处分，或降级使用的二柜、三柜，投靠到隔壁“康乐”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名医能手。刚开始，大东家没太在意这事，可等他发现自家的“天成”一天不如一天；而隔壁的“康乐”又一天比一天火红时，东家忽然觉得“天成”这边该找找原因了。

    于是，民国二十几年，恰逢西医在盐区盛行时，东家借这个当口，重金聘来一位留学东洋的西医坐诊。其目的，就是要逼头柜德昌让位。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德昌，自然意识到这一点，他主动向东家递交辞呈。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脸很白、手也很白的西洋医生，不知怎么迷上大东家的四姨太，这让东家十分恼火，当即辞退了那家伙。

    此后，德昌临危受命，又在头柜的位置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听内部人说，当初那位西洋医生主持“天成”时，并没有像外面传言的那样花哨，好多情话，都是头柜德昌自编自导出来的。

白痴的生活

（爱沙尼亚）梅希斯·海因萨尔

    ①维洛·林德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白痴，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周围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丝毫没有想到他有这种可怕的症候。

    ②“这一切简直太离谱了！”维洛暗想。

    ③维洛开始频繁地照镜子端详自己的脸，可是除了忧虑的表情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样子。而忧虑的表情对于一家之长、真正的父亲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家里人都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不管他所做的事多么引人入胜，不管工作中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都不能给他带来像白痴那样生活所享受到的快乐。可他却不得不掩饰这见不得人的秘密。

    ④有时候，劳碌地工作了一天之后，维洛发现自己在公园里张大嘴巴看着麻雀，有时更傻里傻气地纵声大笑。他惶恐地看看四周，扮出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情，然后匆忙离开。

    ⑤与这种神魂颠倒完全不同的是，维洛做出了不少杰出的发明。他受过两种高等教育：一种是人文科学，另一种是实用艺术，现在他在塔尔图家具公司担任厨房装饰工艺艺术设计师，在这一领域他颇受尊重，是当之无愧的知名专家。此外，他还熟练掌握了五种外语，娶了哲学教授的女儿为妻，和她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他还善于结交朋友，其中不乏绝顶聪明和智慧超群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起不到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所有的大智慧固然很有意思，使他开心，可在这中间他根本体会不到那种快乐、那种生活中原本质朴而纯真的快乐。

    ⑥三十五岁时，维洛终于明白：如果揭开那并非天生而是后天获得的保护色，那么可以看出，在他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白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很悲伤，却又感到某种解脱。从那时起，他开始享有静谧而怡然自得的独处时刻。他有时提前下班，或者星期日一大早就悄悄溜出家门。

    ⑦在这样的日子，维洛的眼睛格外闪闪发光，他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长途汽车站，随便登上某辆城郊汽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基亚尔尔肯纳或艾克。不过，他最常去的地方是设在达比韦雷的垃圾场。在那里他能摆脱掉一切束缚，自由自在。他毫不掩饰内心的快乐，高兴地看看被扔掉的暖气片、熨斗还有旧杂志，随心所欲地挺直身子躺在发霉的破垃圾堆当中，放心地扯着嗓子大声喊叫，以迎合乌鸦的哇哇叫声。

    ⑧当妻子偶尔问他经常外出到哪里去时，维洛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因为家具市场竞争激烈，他不得不经常到图书馆去，以便提高专业水平。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会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专业书籍和图纸，再加上专业术语来解释分析。妻子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也就相信了他。这样维洛便可以继续过着自己原本状态下的隐秘生活了。

    ⑨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了更加喜欢的地方。那是一个被废弃的古老的庄园。维洛一到庄园就钻到畜牲棚里，仰面躺在鸡群和羊群之间，静静地待在饲料和干粪堆上。他欣赏着吃力咀嚼饲料的羊，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体验着最幸福美妙的瞬间。鸡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悠闲地散步，用呆傻的目光看他，有时啄他外衣上的纽扣。羊呢，不停地闻着维洛那沾满谷壳饲料的头发，用粗糙地舌头舔维洛那抹了盐的脖子。他眨巴着眼睛，嘴角上流出黄色的口水。有趣的是某一只母鸡会把维洛当成公鸡在他眼前迈着碎步走过，向他卖弄风情，竖起羽毛向他求偶，面对这种情景，他的心里美滋滋的。他与这间破旧不堪的小房、鸡、羊，还有弥漫在阳光中的尘埃融合在一起，他每分每秒都在享受着极乐世界般的幸福。

    ⑩外面天开始变黑了，维洛跑进庄园里的厨房，默默的坐在板凳上，凝视着日光渐渐把自己的阴影从污水桶向右边移动，直到破旧餐桌上仅仅留下一个小小的亮点。这时小老鼠爬到餐桌上寻找面包残渣吃，它根本不在意这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看着它。小老鼠对于他这个生命体的存在毫不在乎，如此不加掩饰地无视他是一个生命体，使他顿时产生许多感悟。

    ⑪每次维洛这样外出归来，情绪都格外高昂，眼里闪烁着特殊的光芒。他热烈地亲吻妻子，和孩子们玩耍嬉戏。而当夜幕降临时，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设计用于遥远未来的另类家具。在这些迅速绘制出的桌、椅、柜橱的草图中，可以捕捉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完全新颖的、宏伟壮观的风格，维洛会立刻把这些图纸藏到办公桌的最里面，仿佛担心被不吉祥的毒眼看见似的。

制琴记

阿占

话说那天下午，胡三背着琴，像侠客佩剑一样，行于当街，去琴行与韩五见面。胡三亮出了琴——一把手作小提琴。琴体的造型和构造比照了欧洲制琴巨匠鼎盛时期的风格，整体弧度圆润。雕工很有自信。琴腰狭窄，便于演奏高把位和低音弦。面板与背板中间有音柱支撑，位置不偏不倚。琴表油漆均匀，不太硬也不太软。琴箱内部处理得同样细致，没有留下任何工具的痕迹⋯⋯真是一把有样貌的手作琴，韩五心中暗暗叫绝。

“爷们儿，你代理的那些机械琴不利于天才琴童形成个人风格，机械琴看上去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饰物，手工琴却是艺术品。我有匠人手艺，你有音乐资本，不如我们一起做琴吧。”

是年，胡三五十初叩天命，韩五三十恰逢而立。

胡三看上去像个糙人，肿眼泡，狮子鼻，头顶是谢的，常见油光，一张凡夫黑脸。胡三木匠出身，十六岁学徒，三十岁上练成了一等一的高手。四十九岁那年，首届国际小提琴节在家门口举办，胡三走了进去，结果被国际琴展上的名琴镇住了。太美了！他魔怔了一路，回家就跟老婆说：“我要做琴！”那年春节，他用两瓶茅台换回来两摞小提琴图纸，大年初一就拉开架势，图纸铺了满床满地，逐步分解，归纳笔记。二月初二，开凌梭鱼上市的时候，胡三取料、晒料、刨料，继而打眼、锯榫头、组装，把自己放在半成品、木屑和工具之间，一边琢磨一边敲打，不分昼夜。终于，樱花盛开的时候，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小提琴。当然，第一把琴的音色不均、不圆、不润，自然也就不美。胡三很不服气，他决心一把一把地做下去，于是便有了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到了第五把，胡三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搭档了，于是想起了韩五，也就有了开头的那段当街背琴疾行。

与野生的胡三不同，韩五看上去像个文人，戴眼镜，不高，偏瘦，食草动物的眼神，一介书生的白面。大学毕了业却没脱下满身的学生气，韩五跟父亲借钱，开起了琴行。韩五似乎知道每把琴的脾性，知道如何顺着琴的性子捋。没几年，琴行就有了口碑。乐器行当里，都知道城西有个韩五，性格孤僻，音乐学养却是极高的，侍弄乐器很有道道儿。知音难逢，大多数时间里，韩五都是寂寞的。直到胡三的闯入，让他预感到，一些期待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就这样，在太阳下面，在月光里面，在德式老房子中，在木头的淡淡暗香里，胡三、韩五这一老一少，一动一静，一黑一白，一武一文，运用数学、物理学、造桥工艺、美学、声学甚至化学，开始做琴。做一把琴至少需要三十五天，而每做完一把琴，胡三都会给自己一个彻底的放松——通常是休息整整二十天，望天、听海、穿风，各种出神。

只有一次，胡三做完琴之后没有休息。韩五去上海参观国际名琴展了，琴作坊里一下子没有了敲打木头的声音，胡三感到很寂寞，便把北墙上的老琴取了下来。这是一把被虫蛀了的老琴，千疮百孔，声音已经喑哑，一直被韩五当镇店之宝供着。

刚修了两天，韩五回来了。

“胡三，你疯了！你在干什么！给我住手！……你不应该自作主张去修它，你应该先问问我。因为你不了解这把琴对一个家族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祖父用命换来的。1914年秋天，日军占领青岛，祖父护送一个叫希姆森的德国建筑师一家乘船返回德国。希姆森将小提琴托祖父保管好，说是家传之物，日后来取。20世纪中期以后，祖父的苦难日子就没有间断过。祖母自缢，父亲和两个伯父因为家庭成分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参军。祖父把能烧的书都烧了，琴总是藏得很好。最后一次，他从抄家人手中夺过这把琴，跳下二楼的阳台，摔成了残疾。”

“为了一把琴，去跳楼?”

“人人都说祖父傻，为了一把琴赔了后半生。”

胡三发誓一定要修好这把琴。前前后后修了一年，果然，重生后的琴音绮丽饱满，也沧桑沉郁。韩五感激胡三，胡三倒不好意思起来。

琴作坊开业的第七年，十一岁的小满来了。买不起手作琴的小满经常偷偷跑到琴作坊，只为看一眼漂亮的琴。一天，小满又来了，但他的左臂上戴着孝，黑色布纱像一个死寂的静止符。忽然，胡三说：“小满，你想试琴吗?有好几把琴等着你试呢。”小满很难把泪水一下子咽回去，可他的眼睛被点亮了。他拉起了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即便是难度最高的第三乐章，小满仍能从容地使用双音技巧，他似乎已经懂得捕捉瞬间之美而不事铺张。

“小满，你进步太快了！”

“爸爸走了以后，我一直拉这个曲子。妈妈外表坚强，其实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得很厉害。教琴的老师说这首曲子经常被心理学家用来给病人解除痛苦，我就不停地拉，希望对妈妈有用……”

“是的，是的，音乐可以救人。小满，你要拉得更好一些。”

琴作坊开到第八年，订单越来越多了，胡三、韩五爱挑剔的毛病却越来越厉害——挑剔订单的数量和时间，挑剔琴主的品性。

琴作坊开到第九年，人们说胡三、韩五越来越矫情了，琴做完了当年不卖，放一放，为了声音更好听。

秋天，月亮升了起来。城里的儒商林先生亲自来琴作坊，说：“十把手作琴的订单，加拿大的朋友拜托我把这件事办好。请两位老师配合一下。价格翻番儿，时间紧。”

胡三接了一句：“做不了，情绪上不来。”

这两个怪人，一个抬头看着月亮，痴痴地、傻傻地、呆呆地不动。另一个笑了，伸出手指，弹了一下月光，那铮铮鸣响，不觉间，把人世的一切都水银般流散了。他们似乎同时想起了那个孩子——小满，还有北墙上的老琴。

“小满应该可以参加维尼亚大斯基世界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了吧?”

“他需要一把好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