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成就人生的高度

         ①我国南方湘粤一带有一种毛竹，漫山遍野，质地平凡而拙朴，在它一生最初的五年里，确实很平庸，几乎察觉不到它在生长。在别的竹类争先恐后攀比高度时，毛竹似乎不动声色。但是，当第六个雨季到来时，毛竹终于钻出地面，而后像施了魔法一样，以每天60厘米的速度生长，迅速达到30米的高度，在六个星期内就完成了它一生所要达到的高度，并把它的同类远远地甩在身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寻本溯源，毛竹最后的快速生长，所依赖的就是前五年的日积月累，它以一种不易被人发觉的方式向地下生根，在五年的时间内伸展出长达几公里的根系。积微成著，蓄势后发，才造就了毛竹的一柱擎天。

        ②黄山松坚韧傲然，美丽奇特，但生长的环境却十分艰苦，因而生长速度异常缓慢，一棵高不盈丈的黄山松，往往树龄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根部却常比树干长几倍、几十倍，而正是由于黄山松的根扎得很深，能够汲取岩石深处的养分，才能够坚强立于岩石之上，虽经历风霜雨雪却依然永葆青春。

        ③毛竹在蓄势后的“魔法生长”，黄山松在风雨中的“气定神闲”，都源于基础的深厚、稳固。正是在无声中积聚了破土而出的力量，才有了毛竹喷薄而出的奇迹，才有了黄山松悬崖峭壁上的从容。

        ④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在逆境中也能沉下气来，不被困难吓倒；在喧嚣中也能定下心来，不被浮华迷惑；专心致志积聚力量，也会实现自身的飞跃，成就辉煌的人生。

        ⑤十九世纪，一个美国男孩靠在火车上卖报纸和雪茄烟为生，可是当旅客们谈起有关投资方面的事情时，他总会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梦想成为一个能预测未来的交易商。为了这个梦想，他长大后整天躲在狭小的地下室里，将数万根的K线一根根画到纸上，并对着这些K线静静地思索、潜心地研究。后来他干脆把美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记录搜集到一起，在那些杂乱无章的数据中寻找规律。整整六年，他集中研究了美国证券市场的走势与古老数学、几何学和星象学的关系，终于发现了有关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最重要的预测方法，命名为“控制时间因素”。于是，他在金融投资生涯中赚取了五亿美元，创造的理论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他就是威廉·江恩——世界证券行业尽人皆知的最重要的“波浪理论”的创始人。

        ⑥其实，生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积淀的过程，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人生埋下“伏笔”。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只有尽可能地积聚力量，不断坚实人生基础，才会在最恰当的时机，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顺利地攀登上人生的新高度。

和父亲坐一条板凳

孙道荣

    ①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家。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父亲，将身子往一边挪了挪，对我说，坐下吧。印象里，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也是父亲第一次喊我坐到他的身边，与他坐同一条板凳。

    ②第一次坐在父亲身边，其实挺别扭。不过，从那以后，只要我们父子一起坐下来，父亲就会让我坐在他身边。如果是我先坐在板凳上，他就会主动坐到我身边，而我也会像父亲那样，往一边挪一挪。

    ③工作之后，我学会了抽烟。有一次回家，与父亲坐在板凳上，闲聊，父亲掏出烟，自己点了一根。忽然想起了什么，犹豫了一下，把烟盒递到我面前说，你也抽一根吧。那是父亲第一次递烟给我。父子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闷头抽烟。烟雾从板凳的两端漂浮起来，有时候会在空中纠合在一起。而坐在板凳上的两个男人，却很少说话。与大多数农村长大的男孩子一样，我和父亲的沟通很少，我们都缺少这个能力。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和父亲最多的交流，就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默默无语。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与其说是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

    ④父亲并非沉默讷言的人。年轻时，他当过兵，回乡之后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算是村里见多识广的人了。村民有矛盾了，都会请父亲调解，主持公道。双方各自坐一条板凳，父亲则坐在他们对面，听他们诉说，再给他们评理。调和得差不多了，父亲就指指自己的左右，对双方说，你们都坐过来嘛。如果三个男人都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疙瘩也就解开了，母亲就会适时走过来喊他们，吃饭，喝酒。

    ⑤结婚之后，有一次回乡过年，与妻子闹了矛盾。妻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也闷闷不乐地坐在另一条板凳上，父亲坐在对面，母亲惴惴不安地站在父亲身后。父亲严厉地把我训骂了一通。训完了，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坐过来！又轻声对妻子说，你也坐过来吧。我坐在了父亲左边，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亲右边。父亲从不和女人坐一条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亲和姐妹。那是惟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时与父亲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⑥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请父母进城住几天。客厅小，只放了一对小沙发。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另一只沙发对父亲说，您坐吧。父亲走到沙发边，犹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转身对母亲说，你也过来坐一坐嘛。沙发太小，两个人坐在一起，很挤，也很别扭，我干脆坐在了沙发帮上。父亲扭头看看我，忽然站了起来，这玩意太软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亲就执意和母亲一起回乡去了，说田里还有很多农活。后来有了大房子，也买了三人坐的长沙发，可是，父亲却再也没有机会来了。

    ⑦父亲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主动坐到他身边，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侧身听我讲。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无论我当初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后来调到报社上班，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是我升职之后不久，我回家报喜，和父亲坐在板凳上，年轻气盛的我，一脸踌躇满志。父亲显然也很高兴，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淘淘不绝。正当我讲到兴致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翘了起来，我一个趔趄，差一点和板凳一起摔倒。父亲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稳喽。不知道是刚才的惊吓，还是父亲的话，让我猛然清醒。这些年，虽然换过很多单位，也做过一些部门的小领导，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于父亲给我上的那无声一课。

    ⑧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机会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会往边上挪一挪，留出一个空位，我觉得，父亲还坐在我身边。我们父子俩，还像以往一样，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在陈旧而弥香的板凳上，任时光穿梭。

（说明以上内容选自《思维与智慧》2015年第8期上，有增删）

鞋

阎耀明

       ①年轻人的鞋坏了，去修。街口就有一个修鞋的，摊子不大，一个戴着单帽的人在埋头干活儿。年轻人把鞋放下，修鞋人拿起鞋，看了看，说过半个小时就可以来取。

       ②年轻人就离开了，往街上走。年轻人心里正烦，大学毕业有一阵子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人介绍一份，年轻人嫌工资太低，而且给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老板打工，年轻人觉得有点那个。年轻人找了不下二十份工作，都觉得不太满意，没有去做。他每天都注意看报纸上的用工信息，每天都去联系，有时上门去毛遂自荐，结果，都没有谈成。年轻人自然心里不是滋味，别的不用说，光鞋就走坏了两双。鞋走坏了可以修，往修鞋摊儿上一放就行了，可工作始终没有影子，这让年轻人很是心焦。

       ③取鞋的时候，年轻人付了钱，正要走，修鞋人问：“还没有找到工作？”年轻人一愣，说：“没有。”转身闷闷不乐地走了。

       ④不久，年轻人又去那儿修鞋，却先愣了一下。原来的修鞋摊儿不见了，被一间干干净净的小屋取代了。修鞋人坐在屋里，正捧着一份杂志看。年轻人走进屋里看了看，放下鞋说：“这小屋不错，你发财了。”街口这地段，金贵，能有一间屋，是许多人眼馋的事。修鞋人说：“夏天省得风吹日晒，冬天省得挨冻，享点福吧。”年轻人说：“你把一个小小的修鞋摊儿干大了，不简单。”修鞋人放下杂志，开始干活儿。

       ⑤年轻人没有出去，拿起杂志一看，竟是一本文学杂志。年轻人问：“你喜欢？”修鞋人说：“喜欢。”转眼鞋就修好了。修鞋人问：“这么久了，应该找到工作了吧？”年轻人有点不高兴，觉得修鞋人多嘴。但他不好跟一个修鞋人发火。年轻人没有说话。修鞋人真是多嘴了，年轻人往外掏钱时，又说：“这个小摊儿，我干了两年多，总算有一点模样了，我挺高兴的。”年轻人觉得修鞋人说的话是给自己听的，有挖苦人的味道，放钱时就把不满表现出来了，他没有放，而是扔。修鞋人似乎看出来了，淡淡地笑了一下。

       ⑥年轻人再次来修鞋时，修鞋人放下杂志，请他先坐下，还倒了一杯水。年轻人颇觉迷惑，不知道修鞋人为什么这么客气。修鞋人说：“我们是校友。”年轻人一惊，认真地看修鞋人，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修鞋人说：“你大学没毕业的时候，有一年寒假你到我这儿来修鞋，我见你戴着校徽，知道咱俩是一个大学的校友。”年轻人吃惊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修鞋人。修鞋人说：“我毕业已经两年了。我高你两届，算是师兄了，我叫钉子。”年轻人似乎一下想起了什么，说：“钉子？对了，是钉子。我在校报上见过这个名字。钉子就是你呀？你好像写了几首诗，发表在校报上。”修鞋人说：“没错，钉子就是我。我挺喜欢文学的，觉得生活中如果有文学相伴，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能啥都不干啊，就干起了这个。我父亲是鞋厂的技师，摆弄鞋有一套，我学来了。”

       ⑦年轻人不解地看着修鞋人，心里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修鞋，咋想咋有点那个。修鞋人开始干活儿。年轻人翻着杂志，竟看到了钉子的名字，杂志上登了他的一篇小说。年轻人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写的就是修鞋的事。“修完了。”修鞋人说，“鞋穿在脚上，可怎么走路还得听脚的，所谓“路在脚下”嘛！我只会修鞋，不会告诉脚怎么走路。所以我和你说过的话，你可以不听，或者只当没有听见。”

       ⑧年轻人拿出钱。修鞋人说：“这次不要钱了。”“为什么？”年轻人问。“不为什么。”修鞋人答。年轻人看了修鞋人一眼，似有所悟……

       ⑨年轻人走出小屋，在门外站了好一阵，才慢慢离去。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怕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哕。”他说。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连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相互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共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采，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