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乌镇，看木心美术馆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木心美术馆已经落成。

    人来人往的乌镇，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一如木心《从前慢》的诗：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行者以为千年往事都这般活在寻常巷陌里头，走着走着，不免发现整个镇却似一个怀旧的情绪博物馆。那些缠绵的温情，忐忑的相思，在水中，在摇橹声里，在拐角的小桥上，在长街夜色拥挤的人群中，盈盈绕绕，都陈列在眼皮底下，久了让人无味。

    西栅的美术馆却安静。一方宁静的水上，横竖几抹白色的墙，极简约的外观，像是一顶桥。听说临终的木心看着美术馆设计图，喃喃自语。今天的美术馆，进门就见到这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

    想到桥这个意象，就想到读木心作品的感觉。木心的作品，很有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2007年春天，我初读《哥伦比亚的倒影》，一片错愕，随手在页眉上涂写：“看木心的散文有点颠覆传统的感觉，不是习见的散文，在形而上的思索中，隐约见到一些作者经历的影子，暗暗让人揣摩其家当是大户，生当盛世自然顾盼生姿 ， 乱世也见许多讲究。”我揣测“木心也许是那种在欧美成熟的作家吧，眼界和视野都远较土生土长者开阔，也怪异。一些名篇，如《明天不散步》《哥伦比亚的倒影》，写得都异常，倒是《上海赋》，琐碎铺陈得淋漓尽致，算是能让人知晓许多上海旧事。”

那时候不知道木心其人，不知道文字里头那些氤氲的味道，是做作还是自然流露？揣测的心境很像梁文道说的：“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指木心)是台湾作家，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

    这么多年下来，木心也终于只是在读者圈中知晓。仅此而已。

    乌镇东栅有木心故居，西栅有木心美术馆，都不引游人注目。我们在故居门口排队，蜂拥而过的游客会偶尔驻足问，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得到一个回答后，“哦”的一声，继续跟着导游的旗帜和小喇叭中的解说词远去了。

    “大家看门前的大狮子，传说王母娘娘……”总是如此。劣质的导游词不知道谁写就，所有的景点都充斥着虚假的传说。游人们心底没有神话，对传说也“哦”的一声，和导游彼此心照不宣 ， 又继续赶点去了。

    木心美术馆里并没有传说。庶几近之的，或者也有。陈列在展柜中细如蚊蚋的狱中书简，让狱中岁月一如传说。美术馆兴建背后的师生情谊，见古礼古风一如传说。传说有时候就是这不能言说的历史吧，有时候就是遗失不再有的情怀吧。

    我们在美术馆前面拍照，雪在栏杆上积得有些厚。朔风射眼，冻得南来的人瑟瑟地抖。步行的游客经过，也取个背景拍几张照，听说要再购票进入，追问一句：“木心是谁？”转身走了。

    木心是谁？馆内还是有零星的介绍的，旧物如新，旧语如新，在展厅的光色声影中，拼凑起来，大抵如是。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后求学于杭州、上海，少时受教于夏承熹。1946年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后又转入杭州国立艺专，在林风眠门下学习中西绘画。四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生涯。后因言获罪，被捕入狱18个月，早期作品全部散失，在狱中用写自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65万字的《狱中笔记》。1982年，前往美国，从此长居纽约。抵美之后，重新开始密集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的文学刊物，获得专刊、专访的待遇，并结集出版。从1986年到1999年，在台出版作品集十二种。2006年，他79岁，其作品集首次于大陆出版，也是这一年，他离开美国，回到了故乡乌镇定居。2011年，木心去世，从此转身也走不了了。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乌镇古镇其表繁华其里，再好的人，再好的东西，会不会被如织的游人的目光洗去特质，最终如不远处的茅盾故居一般，成了导游嘴里一处乏善可陈的老房子？

    木心的特质是什么？我曾经想，他的文字是荒原、雪域，越读越在阔大的平淡中觉出滋味。他的散文是当下散文界的一个异数。大量生僻字、典故，倾泻而下，文白相杂，新意迭出，会让不熟悉的读者晕头转向。童明曾评价：“木心的文字令今日汉语读者略感陌生又新意盎然，直接原因是他把中国古文化的精粹注入白话，文笔陶融了古今的语汇修辞，或叙述、或抒情、或点评，张弛抑扬，曲直收放，皆见独到之处。”有时候，读到“花叶茜明、萧闲、葛蕊”这样的词语，会突然怔住，觉得自己落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推门出去，却突然是古长安的街巷。

    推门进去，却是一个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木心美术馆融合着现代建筑的干练和明快。走进去，沉浸，逐渐沉浸，彻底地沉浸。某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有着落地大书柜的小图书馆，坐在阶梯上，目光尽处，枯山水一圈圈的涟漪仿佛年轮一圈圈。

    图书馆里收藏木心阅读过的大量作品。听说，木心小时候是在其远房叔叔茅盾的书房中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他的笔下，一会儿是琼美卡的小路，一会儿是哥伦比亚河边的倒影，一会儿是埃及的金字塔，一会儿又是盛唐的嘉峪关，欧风美雨，汉唐明月，衔接之处竟如随风潜入夜的细雨，没有丝毫觉得突兀，只剩下你的思绪跟着他做无尽的神游。

    这种风格，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也很明显。在他对文学史人物和作品的亦庄亦谐点评中，可以看到，木心真是一个调皮的老小孩。他说：“卡夫卡就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谈到哪吒，“哪吒是尼采的先驱，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这哪里是文论者有过的论调？

    美术馆里最多的自然是美术作品。那些画作，色彩和线条的想象中，会有一些粼粼的思乡的梦么？或者只是一个时间的过客的信马由缰？灰白的展厅墙上，一行行镌刻着木心的诗。那韵味，像一颗琥珀，闪烁着时光流逝的光芒。

    “你这样吹过/清凉，柔和/再吹过来的/我知道不是你了”

    他写五月，低吟声里没有一丝的呜咽，却在最后让人怅然若失。他写离人：“十五年前/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这些诗，是韦庄？晏殊？还是木心？思念的唯一，时空里头的荒凉，亘古以来的诗人各有意境，却有共同的悲凉。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只看一个木心美术馆。

（取材于吴合众的同名散文）

三松堂断忆

宗璞

    ①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②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③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冶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④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⑤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⑥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⑦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⑧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癣，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〇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⑨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⑩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⑪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⑫时间会抚慰一切。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⑬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⑭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本文有删改）

去做人生的学徒

铁凝

    三十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

    三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咳，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啊。”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边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边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边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边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蹿入云霄去天堂上学。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

    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

    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选自《意林》2019年4月）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地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质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甚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来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耿耿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地跟我说过，地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难以自禁地，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叫；“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橡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号啕大哭，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有删改）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 ， 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

海燕(节选）

峻青

五月的一个傍晚，我由定海乘船去嵊泗列岛。船在这宁静的粉红海洋里，像一匹在草原上撒欢奔跑的小马。林小燕站在舱外甲板上，默默地望着大海出神。她是刚分配到文工团的新演员。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听到她在吟诵高尔基的《海燕》^① ， 她整个身心都贯注其中。

“是为演出准备的吗?”

“不是，”她笑了，“因为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她抬起头来迅速地望了我一眼，说道：“她和我一样，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不，她不是演员，是英雄，是真正的英雄！”

“说吧，小燕，我很希望听听这个英雄的故事。”

她点了点头，眼睛望着前面那一列在月光下迷迷蒙蒙的山影，神情回到了过去。

风怒吼着，大海里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只小小的火轮呜呜地叫着离开定海码头，向着大海里驶去。那是1950年秋天的一个黄昏。

小火轮上只有二十几个乘客，全是当地居民，另有三个军人，其中一个女的长得非常漂亮，身上穿着一套草绿色军装。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像闪电似的。

那时候，我正病得厉害，在厕所旁边一条狭窄过道上躺下，像个蜷缩的小狗。迷迷糊糊中，一股凉森森的冷开水涌进我的喉咙。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睁眼一看，喂我水喝的正是那个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同志。见我睁开了眼睛，她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她照顾我在一条长凳上躺下，我的泪唰唰地流了出来。

我把身世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父亲是个渔民，我五岁时他出海打鱼遇上风暴再没有回来。母亲叫我到定海学戏，戏班里老板打骂虐待，最后把生了病的我赶出来。她流了泪，把她的出身历史也告诉了我，她叫蓝海燕，也是渔民的女儿。父母参加抗战双双牺牲了。她在部队剧团大，成了一个话剧演员。

那天夜里，她对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我疲倦了，依偎在她身边呼呼睡了过去。

突然一阵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睁眼一看，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乘客”手里端着匣枪，把文工团的两个男同志打死了。还有两个拿枪的“乘客”把海燕大姐按在凳子上用绳子捆，海燕大姐在拼命挣扎。

我吃了一惊，忽地爬起身来。“不许动！”有人粗声地喊，“谁动，我打死谁！”

舱门口高凳上站着一个粗黑的汉子，手握一支匣枪。啊！那是我老板的哥哥、我的仇人单耳虎！我心想糟了，遇上海匪了。

乌云低低地在海面翻腾，白花花的浪头一排接一排地向着轮船冲来，船在这茫无边际的海上摇晃着。

单耳虎向一个穿海员服装的老头儿喊道：“船长，开船。大陈^②的方向。”

“什么？大陈？”老船长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全舱乘客也都叫喊起来。这不是一般的海匪，这是劫船逃跑！

老船长看看那黑洞洞的枪口，又看看那地上的尸体，脸上出现惊惧的神色。

船外风浪声突然增高了，风在呜呜地呼啸。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关头，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船长，不要开船！”

我回头一看，啊，是蓝海燕！她高高地仰着头，挺着胸，眼睛里放射着闪电似的亮光：“坚决不开！记住，船长，你不能忘记一个海员的荣誉，不应该做祖国的叛徒！这儿是我们军队控制的区域。我们的巡逻艇随时都会来！”

海浪凶狠地拍打着船体，呼啸的海风吹开了窗子，涌了进来。天空乌云乱翻，电光闪闪。海燕的头发高高扬起，她简直就像一尊庄严的女神，立在那里，眼睛里闪着光。人们振奋起来了，立刻有四五个人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枪声响了，接二连三有人倒下。舱里又沉寂了，乘客们缩回位上，绝望地望着海燕。她把乱发向后一甩，大声地说：“老乡们，我们坚持下去！他们逃不掉！”

“我不开！”老船长毅然点点头。他的脸上，惊惧的影子早已不见了。

沉默，紧张的沉默。风浪在大声地呼啸着，惊慌和紧张在匪徒们当中开始滋生。

突然，透过风浪的呼啸，远处海上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巡逻艇！”站在舱门口的黑瘦子大声说，匪徒们更加惊慌。我的心里不禁一阵狂喜。

“小妹妹！”我回头一看，是海燕大姐。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赶紧趁这时机溜到海燕大姐身后给她解开了绳子。

海燕抖掉身上的绳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向门口。乘客们轰地站了起来，随着她一齐奔过去。

“砰坪！”海燕大姐摇晃了一下，血从她的左肩涌了出来。后面的群众一拥而上，黑瘦子被踏成一团肉酱，匣枪落进了海燕大姐的手里。

暴风雨般的战斗爆发得很快，结束得也很迅速。四个匪徒受到了应有惩罚，却独不见了特务头子单耳虎。突然响起一声冷枪，海燕大姐身子一晃，跌到船板上。

船尾上有人喊：“快来呀，在水里！”大家一齐涌到船尾。朦胧的亮光中，水中一个黑色的影子。船上的人都气得不行，也急得厉害。

突然两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啊，是海燕大姐！只见她一手捂着满是鲜血的胸脯，一手擎着匣枪，威严地望着海里。海里的黑影不见了。船上响起一阵沉雷般的欢呼声。

斗争胜利了，我们又回到船舱。但是海燕大姐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林小燕的故事讲到这里停住了。

月亮这时已经升得很高了。风轻轻地吹着，掠过银波闪闪的海面，带来周围小岛上的五月的花香。林小燕凝神望着这银色的海面，又低低地吟诵起那篇她心爱的《海燕》。

1959年10月20日(有删改）

[注]①《海燕》，又名《海燕之歌》，是高尔基创作的一篇散文诗。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海面上飞翔。高尔基通过对海燕形象的描写，热情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②大陈，大陈岛，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位于椒江区东南52公里的东海海上。1955年1月，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大陈岛失去外围屏障，国民党当局被迫实施“大陈撤退”计划，毁坏岛内设施，向台湾撤离，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