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华良——渡江之前立功劳

蒋同明

    ①1949年4月21日夜，滂沱大雨下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安庆长江江面一时间突然炮吼枪鸣、万船竞渡，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在大渡口强渡长江，并一举成功。肥东支前第一团紧随其后，乘风破浪，跨越长江。解放军登岸后即紧追仓皇逃跑的国民党部队，他们猛打猛冲，前仆后继，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担架队员个个气喘吁吁，扛着空担架跟随部队前进。

    ②邵华良的任务，是边行军边解决全连100多人的吃饭问题。进入石台、绩溪山区后，沿途村庄稀少，即使遇上几户人家，也因听信谣传，躲得不见踪影。在绩溪山区的一个夜晚，有人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从一个财主家箩筐里找到几个黄澄澄的大油果。一位医生说是山果，并带头尝了一口，觉得又香又甜，口感很好。于是，几个人就把果子分吃了。当邵华良叫大伙开饭时，几位吃山果的队员全部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后来才知道，这是桐树上结的桐油果，吃了易中毒。那位医生中毒最严重，第二天行军时，成了第一位被担架队抬着走的病员。

    ③山路崎岖，云遮雾绕。解放军一边轻装前进，一边翻山越涧抄近道，欲用双脚超过敌人汽车轮。这时，部分担架员改做运输员，用担架抬着弹药器械随军行动。头一月，几乎天天风雨相伴，白天冒雨行军，浑身湿透，夜晚宿营，架柴烤衣。偶尔遇上好天气，敌机就来跟踪侦察、扔炸弹、低空扫射。夜晚敌机发射的照明弹将天空照得如同白昼。支前队伍中，有少数意志薄弱者，悄悄地不辞而別，开了小差。作为预备党员的邵华良，既要解决全连的生活问题，还要照顾其他队员，他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④随着部队越来越深入南方，粮草供应越来越困难。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很难满足过境大军的需求。邵华良走东家串西家，找村长问保长，人家只认银元，邵华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银元购买；人家没有大米只有稻谷，担架队员就自己打开水碓舂米。队员们大部分都是农村庄稼汉，舂米做饭，个个是行家里手。至于蔬菜供应，在兵荒马乱之际，有钱无货，能搞点儿盐水泡饭即为奢侈生活了。

    ⑤5月上旬，部队进入皖浙交界的高山峡谷，困难接踵而至。尤其是要攀越拦路虎摩天岭，上山15里，峭壁丛林，下山15里，悬崖荆棘。邵华良身背行军餐具带头爬山，大谢村刘玉林紧随其后，肩扛一箱足有100公斤重的机枪子弹，下山后，两人都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5月中旬，支前队伍经浙江转至江西玉山，解放军第十七军后勤部首长带来汽车，将担架团的弹药器械等辎重装车运走。至此，第一民工团完成渡江支前的光荣任务。

（有删改）

行走在岸上的鱼蔡楠

    红鲤逃离白洋淀，开始了在岸上的行走。她的背鳍、腹鳍、胸鳍和臀鳍便化为了四足。在炙热的阳光和频繁的风雨中，红鲤细嫩的身子逐渐粗糙，一身赤红演变成青苍，漂亮的鳞片开始脱落，美丽的尾巴也被撕裂成碎片。然而红鲤仍倔强而执著地行走着，离水越来越远。

    其实红鲤何尝不眷恋那清纯澄明的白洋淀水呢？曾几何时，那里是她的家园呀！那荷、那莲、那苇、那菱，甚至那叫不上名来的蓊蓊郁郁、密密匝匝的水草，都让她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她和她的父辈母辈、兄弟姐妹在这一方碧水里遨游、嬉戏、生存，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啊！更何况红鲤是同类中最招喜爱、最受羡慕、最出类拔萃的宠儿呢！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赤红的锦鳞，有着一条细长而美丽的尾巴，有着一身潜游仰泳的本领。因此红鲤承受着同类太多的呵护和太多的爱怜。

    如果不是逃避老黑的魔掌，如果不是遇到白鲢，如果不是渔人们不停息地追捕，红鲤也许就平静地在白洋淀里生活了，直到衰老死亡，直到化为白洋淀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厄运开始于那个炎热的夏天。天气干燥久无雨霖，白洋淀水位骤降，红鲤家族居住的明珠淀只剩下了半米深的水，而且它们再也忍受不了近期污水中毒的折磨，不得不在一天夜里开始向深水里迁移。迁移途中，鲤鱼们遭到了一群黑鱼的袭击，那是一场心惊肉跳的厮杀。黑涛翻腾，白浪迸溅，红波激荡，鲤鱼们伤亡惨重。最后的结局是，红鲤被黑鱼族头领老黑猎获，鲤鱼们才得以通行。

    其实老黑早就风闻红鲤的美丽，并渴望用她作为诱饵捕猎更多的美味。因此老黑有预谋地安排了这次伏击战。老黑将红鲤俘获并将其放在洞口旁边，在周围安排了多个看守和猎手。红鲤不肯“出卖”无辜的生灵，身上便满布刽子手的啮痕和血粼粼的伤口，晶莹剔透的眼睛没几天就暗淡了下去。红鲤坚强地忍受着严酷的身心折磨，也暗暗地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中午是老黑们最为倦怠的时刻。为逃避渔人的捕杀，它们不敢出洞，常常是吃完夜间觅来的食物后便沉入梦乡。就是中午，红鲤悄悄地绕开看守，轻甩尾鳍，打一个挺儿便钻出了黑鱼洞，浮上了水面。红鲤望见了水一样的天空，望见了鱼一样的鸟儿，望见了树叶一样漂浮的渔船。老黑率领一群黑鱼一路啸叫追逐而来。红鲤急中生智，躲到了一只渔船的尾部。她看到渔船上那个头戴斗笠的年轻渔人甩出了一面大大的旋网，旋网在空中生动地划了一个圆，便准准地罩住了黑鱼群。

    红鲤扁扁嘴，一个猛子扎入深水，向远处游去。接下来的日子，红鲤开始了对红鲤家族的寻找。寻找一度成为红鲤生命的主题。在寻找中，红鲤的伤口发了炎，加之不易觅食，又饿又痛，终于昏倒在寻找的水道上。

    这时，白鲢出现在红鲤的生死线上。白鲢将红鲤托进了荷花淀。白鲢用嘴吮吸清洗红鲤的伤口，一口一口地喂她食物。红鲤慢慢复苏了。

    荷花淀里多了两个生死相依的朋友。红鲤红，白鲢白，藕花映日，荷叶如盖。红鲤和白鲢在无数个白天和夜晚听渔歌互答，看鸥鸟飞徊。白鲢对红鲤说：“天空的鸟自由，也比不过我们呢，它们飞上天空，不知被多少猎枪瞄着呢！”红鲤提醒说：“我们也不自由呀，荷花淀外的渔船一只挨一只，人们各式各样的渔具，都在威胁着我们，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成为网中之鱼呢！”

    果然，不幸被红鲤言中。一个午后，白鲢和红鲤出外觅食，兴之所至，便远离了荷花淀。他们穿过了一道又一道苇箔，绕过一条又一条粘网，闪过一只又一只鱼叉，快活地畅游、嬉戏。他们来到了一个细长而幽邃的港汊间。这时一只哒哒作响的渔船开过来，白鲢看见一柄长长的渔竿伸下，一个圆乎乎的铁圈拖着长长的电线冲他们伸来。白鲢用尾巴一扫红鲤，喊了声快跑，便觉一股电流划过，一阵晕眩，就失去了知觉。

    红鲤亲眼目睹了白鲢被电船电翻打捞上去的经过。红鲤扎入青泥中紧贴苇根再不愿动弹。她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念头强烈地震撼着她：离开这里，离开水，离开离开离开——

    天黑了，一声炸雷响起，暴风雨来了。红鲤缓慢地浮上水面。暴雨如注，水面一片苍茫。红鲤一个又一个地打着挺儿，一个又一个地翻着跟头。突然又一阵更大的雷声，又一道更亮的闪电，红鲤抖尾振鳍昂首收腹，一头冲进了暴风雨，然后逆流而上，鸟一样跨过白洋淀，竟然飞落到了岸上。

    那场暴风雨过去，红鲤便开始了岸上的行走。她要创造一个鱼儿离水也能活的神话，她要寻找一块能够自由栖息、自由生活的陆地。

（有删改）

母亲的心

    ①熬过六岁那年漫长的严冬，我终于从一场大病中清醒了过来。

    ②春日的阳光映着窗外的夹竹桃，投下斑驳的树影，母亲却明显地憔悴了，瘦弱的样子差点让我不敢认，但她的精神状态却很好，仿佛拣回了珍贵的珠宝一般小心地守护着我。

    ③久病初愈的我没胃口，家人总会变着法子哄我吃饭。那一天，我告诉母亲，很想吃螃蟹，却让家人犯了难：在物质条件极差的偏远山村，怎么可能买得到螃蟹呢！

    ④好在爱子心切的母亲自有她的法子，她很快拎着竹篓出去了。我们村子外面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溪流，六月天若翻开小溪里一块块大石头，可以找得到螃蟹。可是，在溪水还寒冽的春天，螃蟹躲在岩洞里是翻不到的。

    ⑤母亲不死心，沿着溪流一路上行，在一块块或大或小的石头下面翻找着。春天的溪水冰凉彻骨，却冻不住她心里涌动的希望。

    ⑥或许上天也怜惜母亲那深切的舐犊之情吧，在母亲双手肿胀发抖，几近绝望的时候，她终于发现了一只个头肥大的螃蟹，正在一块大石头下面迟缓地爬动着。

    ⑦母亲的惊喜可想而知，她赶忙迅捷地双手捞起了螃蟹，可是望着手里那只惶惑无措的螃蟹，母亲的手却止不住颤抖！因为那是一只母蟹，它鼓鼓的肚皮底下正围着无数只细如蚊子的小蟹，有的还爬到了母亲的手背上……

    ⑧母亲思忖了很久，把螃蟹又轻轻地放回了水里，可是刚放下，她又想起什么似的，赶紧再一次捞起了螃蟹，如是者数次。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一向坚强能干的母亲想必正面临着她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罢!在抓起与放下的动作的重复间，她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交战与折磨。

    ⑨这个经过，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是母亲回来后坐在我床头，抚摩着我的额头细细讲给我听的。母亲说，最后一次她干脆咬咬牙，闭起双眼把螃蟹放进了竹篓，甚至已经带出了十几步路。可是竹篓里那不停的“沙沙沙”的挣扎声，最终还是让她彻底丧失了往家走的勇气，再一次跑回到溪边。放下母蟹的那一刹那，她潸（shān）然泪下！

    ⑩母亲最终是空着手回家的，在那个还带着寒意的春日里，母亲再也没能翻到第二只螃蟹。坐在溪水中间的石块上，望着那不停地欢快前行的溪流，她止不住放声大哭。母亲擦着眼睛说，她并没有后悔放了那只母蟹，因为她也是一位母亲，天底下所有母亲的心是一样的。

    ⑪窗外是涌动的暮色，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仔细看着母亲不再光洁红润的面孔，心里忽然生出了一阵与我七岁年龄绝不相称的苍凉。

    ⑫那是多么不幸而又幸运的一只螃蟹啊，它碰上的恰好是一位母亲，这世上也只有母亲才能最懂得做母亲的心罢！

房间里的大象

①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②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③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国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④"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⑤有些时候，对于"大象"的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害怕：人们害怕权力、高压让现有的好处打折，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甚至害怕在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上无法进行自我保护，害怕肉体上的暴力伤害。

⑥其实，还有些时候，人们所害怕的，更是精神上被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园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⑦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凝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菌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⑧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落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⑨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刘心武

①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②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啧啧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③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母亲为我订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④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⑤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昵，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地生活。父母迁离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⑥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醒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⑦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