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摘编自张允熠《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材料一：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纸烛：灯笼）”其人默默而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李贽自称）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贽《焚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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