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当时文人看来，这种文学形式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北宋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摘编自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清)钱大昕《正俗》

材料三：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材料  晚清国门洞开，随之而来的除了大炮巨舰还有外来的思想文化，而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文化推广的要求。无锡人裘廷梁创《白话报》提出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并“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字风靡一时，其传布之广泛实在是超迈前人的。在新思想突破旧思想的时候，新文体也突破了旧文体。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见。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要求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进行一次革命。《新青年》从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这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反对文言文的文化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深刻的双重意义上的语言革命，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其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

材料二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在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够感和强化。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因而西方知识分子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