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发昌机器厂原是方举赞、孙英德于1866年合伙成立的一个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的手工业锻造作坊，制造资本为200元。1869年已经使用车床，这是它从手工作坊转化为近代工业的重要标志。19世纪70年代后，已经能够制造小火轮船，不久又生产车床、汽锤等，但其制造小火轮船的发动机均为英国制造。进入80年代，受到外商排挤，日趋衰落，到90年代，终于被英商开办的耶松船厂吞并。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

材料二：在筹办纱厂、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垦苏北沿海滩涂荒地时，张謇都是依靠股份制向社会集资。为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他“考诸上海各厂，而加以斟酌”，使纱厂在开创之始就建立了一套精干的企业管理机构。……当兴办实业初见成效时，他用企业盈余兴办近代教育事业，创办职业教育机构是大生企业集团培养中低级职员的最佳途径。

——摘编自陈争平《近代张謇的企业制度创新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三：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1911－1919年间，建成厂矿470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1919年随着欧洲列强的卷土重来，民族工业走向萧条。

——《中国近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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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曾经说道，越是了解“西学西理”，越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在他心中，中国古代淳美的社会风尚皆因孔子学说教化所致，相形之下，“近日风俗人心之坏”，令人痛心。欲挽救此种乱象，还须用“孔子旧方”。康有为遍考秦汉典籍，指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制立法。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改制最核心的主张即三世进化，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君主制到立宪制再到民主制的进化，这是孔子借《春秋》而阐发的微言大义。如此，则维新变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必要性。

陈独秀认为“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而今已是共和制，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孔教只是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三纲五常违背了人的自由权利，缘此而生的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这种泯灭个性的儒家思想伦理禁锢，必须破除，“儒家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摘编自王鹏燕《康有为的孔教观与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

材料一 宋之不竞，始焉起于黄袍加身而上位的太祖之猜忌也。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公(王安石)立志改变“弋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不多)，良以此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 康有为代人草拟上疏，请废八股。光绪帝虑及各种变法的奏章多为保守大臣反对，此疏交付廷议必引起大哗，于是决定不付廷议，径下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后依张之洞建议，乡试以历代掌故为主，兼及五洲各国政艺，“会试亦如之”。 迂腐的读书人对此“惊怪不知所为”。 书商则“乘时射利，猎取中外时报，补缀成篇，标以俗名，如《三场要诀》之类，获利亡算”。

——杨松等《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三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