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材料一：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思想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儒家之仁义礼乐，对于治国治人，有其优越性的一面，故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持守。至于治心，佛学从理论到实践有一套比较精密、细致的办法，使儒学相形见绌。这一点由上述韩愈辟佛限于佛教之迹而无法触及佛学之心，李翱试图从理论上建立儒家的复性理论而不得不取资于禅宗二例即可证明。”宋儒“始自出议论”。宋初，振作士风、砥砺名节的代表是范仲淹。范仲淹一生三次因谏议而遭贬黜，当时的士大夫认为他一次比一次更光荣。

———摘编自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论述》

材料三：平遥古城平面图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中央集权的“大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见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