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二：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按照他的叙述，唐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则更较汉代进步，它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建设。体制、观念上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此，更是有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王亚南则认为是完全的君主专制。他指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的产物。

——毛凯贤《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评价：钱穆与王亚南的分歧》

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

材料一 

西周以同姓兄弟或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分封出去的邦国，按“授民授土”的原则，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西周政治体制明显是二元，而不是一元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并存共荣。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他（秦始皇）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醇酒）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各种原因而陆续失爵。爵。

——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材料四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均未采纳他的主张。

——人民版《历史必修1》

材料二  (孔子的学说)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