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雷雨》的戏剧冲突

      戏剧不懂得平静地过日子 ， 它需要不断地掀起冲突的浪潮，使人物在相互冲突中撞击出性格火花。《雷雨》中，曹禺把20年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集中于周、鲁两家的冲突氛围内，把两家30年来错综复杂的和集中在一天的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性格就得到了自然的艺术显现。

      同是炎黄子孙，鲁侍萍这位柔弱、善良、温情的女子，在那个特定的社会里却一直不能将驾驭生命的缰绳紧握在自己手中，她被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所 蹂躏，被伪善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混血儿”周朴园所欺骗。在第二幕中，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话看似平淡，冲突却异常激烈。当周朴园吩咐她“先下去”时，侍萍“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只问了一句：“老爷，没有事了？”这简短的话语和细微的表情变化，就很好地展示了侍萍A和B的心情，当侍萍说“老爷，想见一见她么？”时，冷酷无情的周朴园连忙回答：“不，不，不用。”三个“不”字，便将他人性的C和灵魂的D暴露得淋漓尽致。当周朴园得知面前这个两鬓染霜的老婆子就是他玩弄过的漂亮的使女时，他色厉内荏，拿出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并声称“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侍萍将肮脏的支票撕得粉碎，然后迸发出血泪控诉：“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这一撕，撕碎了周朴园甲的假面具，撕碎了资本家乙的信条，撕出了侍萍丙的性格，撕出了她30年风雨中磨炼出来丁的精神。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已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刀疤

（阿根廷）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支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说肩膀痛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

    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七点钟回，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魇似的黑走廊和使人晕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姓娃！”她把灯点着了。里面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淋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砰！”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有删改）

大 红 花

李娟

 大红花五十多岁的光景。花白头发，大嗓门，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 往那儿一站，中流砥柱般稳稳当当，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平日里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上面一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脐眼，下面一条 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此外，她还从不穿袜子，光脚吸一双男式破拖鞋。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獠牙般凶狠。 不过劳动人民嘛，整天辛苦奔忙，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红花就“不讲究”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我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时间。本地礼俗 是单身汉不用自己开伙，可随意上门混饭。于是他就挨家挨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只去过一次，从此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跟放过了十个夏天似的。 我叔叔说，那油又稀又软，上面陷满了苍蝇，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活着的还在拼命挣扎。 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大红花全家上下好几口人，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她出门远眺一番，谁家的烟面最先冒烟，就率领老公儿子儿媳孙子一群 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倒也不挑剔。 但若是有啥不吃啥，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锅里还煮着素面条。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下来，亲自“啪 啪啪”剁成块，统统扔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环顾一周，立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西红柿!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大的!” 

我又跑回去，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往床板上四平八稳一坐，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然而，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她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 

而我只砍两排埂子才能勉强追上她。 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这一带种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早回家，中午还要午休俩小时，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苦的却是我们的邻居，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是汉族，不太方便管穆斯林工人们吃饭。而我家葵花地位置又太偏，方圆数里再无其 他人家，没处打尖。于是来打工的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的职工食堂是清真餐食……

 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上饭的，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一起进餐。

 才开始，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别吃了!已经不够了!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起大喊：“大红花!明天别来了!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预算超支了!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围着餐桌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的厚脸皮，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嗯，再困苦再窝囊的人生，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于是，在农忙时节最紧 张的那两天，大红花一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本地一种传统的民间 文化活动，除了歌手对唱，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的行为令人大为恼火——一时半会儿的叫我们到哪儿找人顶上当前繁重的活 计？!

 况且时间紧迫，南下的游牧大军已经驻扎在鸟伦古北岸了。得赶在牲畜过河之前砍完花盘、 晒完葵花，否则，辛苦一夏天，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也没用。 

提高工资，还是没用。

 我妈恨得咬牙：“活该穷死!有钱不账，真是变态。”

我劝道：“别和她计较了。人家都已经这么穷了，若是连个弹唱会都看不成，岂不更是活得更没意思？”

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全家上阵。连着两天，从天刚亮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累得跟猴儿似的。总算抢在牛群过河之前赶完了全部的活儿。

再想想大红花干活时从容不迫的架势，虽然依旧埋怨，却更加钦佩了。 

看弹唱会时的大红花想必远远抛弃了葵花地里的劳动形象，已经全身上下耳目一新。

我曾在阿克哈拉的集市街头见过她打扮起来的样子——金丝绒的花裙子上级了一层又一层 亮锂锂沉甸句的装饰物。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鹤鹑蛋大。蕾丝边的紫头巾，银晃晃的粗簪子。脸雪白、眉乌黑。

还有靴子，擦得那个亮!

 说实在的，一般人打扮得如此招摇肯定会显得特俗气。可大红花不，哪怕浑身插满了花， 她也有压得住的那种气派。

 她本来就是丰壮体面的大架子身材嘛，稍一打扮就额外神气。

 兼之左右手各拽着一长串花花绿绿的孩子，大踏步前进，目不斜视。所到之处，额外引人 注目。

虽然一直都没搞清楚大红花为什么要叫“大红花”，但实在觉得这名宇太符合她了! 

也说不清哪儿符合。反正吧：“大红花”——呃，好名字，“大红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