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儒家新人文主义

﹣﹣儒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能路径

王正

    儒家对人、对社群、对自然、对精神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中国思想是在一种“存有的连续”中去思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关系，而西方则是以各个分解的逻辑或定义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在这样一种差别下，基于儒家思想的新人文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基础和实践方向。

    儒家认为个人不是个体性的存在，因此儒家根本反对西方近代以来原子主义式的对人的理解。儒家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盼与他人共同在一起的伦理情境中，所以儒家特别重视人伦观念。孔子就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人应当按照人伦规定来生活，任何试图逃离人伦之外的想法和做法从根本上讲都是有问题的。

    对于社群，儒家认可独立社群的独立存在意义，但儒家并不认为各个社群之间是一种绝对不同或者完全隔离甚至处于冲突的状态，而是将各个家庭、社区、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看作相互关联着的社群，并认为由这些社群共同构成了一个最大的社群﹣﹣整体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而这个最大社群的和睦正是它的共同善。由此可知，儒家认为每个小社群之间不应当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应当基于对大社群和谐的认同而处于和睦的状态。

    儒家认为自然虽然有其独立客观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讲，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外在于自然的，因此自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内在于人的存在中。也正因如此，人虽然有其特殊于其他物种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高于自然，而恰恰是自然赋予了人这种独特性，所以人应当在一定的不伤害自然的范围内去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当这种独特性和自然恰到好处地共同实现的时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了。

    当然，儒家的天还有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并不仅是自然意义的合一，还有终极超越意义的合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无声无息而自然作用，生化万物而并不与人分裂，因此它是人本来应具之天性和最终应达之境界。所以人应以天为则，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最终实现最高的境界﹣﹣天人合一。由此，儒家将人的精神提升到具有宗教性意义的程度。

      因为儒家如上对人、社群、自然、精神的认识和追求，基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可以成立。而这种成立，不仅是一种经典阐释上的成立，更是一种哲学理念的成立。因为它是当代儒家学者经由和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对照，而在传统儒家基础上重新发掘出的具有新意义的哲学理念，所以它可以在当下这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时代生发出真正的力量，去影响人、改变人。当然，我们应当给基于儒家资源的新人文主义一个长时间的发酵，以使它正常而顺利地发展，而不宜过于苛刻的要求它迅速发生效力，那最终只会伤害到这一理念的自发性生长，而造成儒家思想一次新创生的迟滞。

    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假定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的人，可被推崇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其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再者，当今学术的专门化，细目化，各有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并且必须做“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确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则难如登天。当下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一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可谓空前；生今之世，如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我们何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日本、印度茶业虽然在制度的构建主体、组织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但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实现全体茶业参与者的利益均衡而非仅仅一部分茶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构建有利于整个茶业发展的有效秩序，即他们的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组织制度体系，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反观中国情形，正如1891年湖北盐茶牙厘局针对华茶为何衰落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华茶在生产、收集以及加工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资金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体制的松散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而且还由于茶叶运抵汉口出售之前要换好几手，层层加码使其价格抬升，其标价就比其竞争对手高得多。总之，数百年来在国内贸易中运行得很好的由收集代理人与中间人组成的精致的网络，一旦面对新的体制外竞争形势，却被证明是笨拙的、无能为力的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构建印度、日本等国有效的茶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也不可能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具体的规则，同时由于单个企业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交易规则的构建主体由谁来承担？杜恂诚教授认为：“商会和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市场操作层面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秩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角放大到中外贸易领域，市场制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商会和同业公会肩负其责，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洋商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构建的制度对利益各方有着怎样的“好处”，以及对经济有着怎样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面和其他行业，国家被排除在制定规范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就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茶业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加之贸易不能直营，故在争夺茶叶贸易主导权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进行了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中国原有的贸易网络与洋行进行了自然的结合。在制度构建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居于市场支配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在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条件下，他们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这样，他们构建了另外几大产茶国都没有的组织、制度框架，这些是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根本保障。

    （摘编自张跃《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向度来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和品质的纬度来看，却并不是呈现为鲜明的向前发展和进步性，而是出现经常性回复或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被誉为“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是先民对海洋充满敬畏的体现，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人类所能接近。于是，海洋就成了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真实海洋”为特征。可是随着驾船技术的娴熟化，尤其是到了明朝，人类终于较大规模地进入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神话叙事书写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增加了。

    海洋就这样随着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任何奇异可言。可是这个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小说，却并不是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这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世界和象征对象，人们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

（摘编自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

文化自信：本质属性与力量之源

冯鹏志

    在50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中华民族共同经历非凡奋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信念，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建构出独特高标的精神气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把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道路和命运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顺境中从容淡定、在逆境中奋进崛起，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漫长历史中确立起来的包括理念自信、道德自信、人文自信等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维系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历史命脉。理念自信，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文化心性，开拓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道德自信，维系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团结统一、泱泱大国的伦理秩序和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人文自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矗立起卓越而独特的中国传统和中华格局。

    文化自信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在世界的东方生息繁衍、超越突破、融合交流、开放发展，积淀并升华出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崇高的天地境界。理念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天下理念、大同追求和知行观念；道德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刚毅朗健的担当意识、爱国情怀、优良品格和荣辱观念；人文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仁恕宽厚的为人之道、处世方法、理想抱负、进取精神、教化观念、博大胸怀和生活理念。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为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昂扬而现实地展现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撑。

    文化自信建构了中国方案的文明气度。“中国特色”文化自信，不论是体现为中国道路的深化扩展和坚持完善，还是体现为中国方案的实践推进和意义呈现，其所坚守和强调的始终都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其所瞩望和践行的始终都是在对话学习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共存共赢中美美与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展开和实现，以中国方案为重要内容和表征的“中国特色”及其文化自信，必将在21世纪结出更加丰硕的实践成果，绽放出更加璀璨的中国光焰。

（节选自2017年7月12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