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帝国以多极简化方式的强力融合，结束了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使华夏世界获得了统一治权条件下的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秦，确实是中国帝国时代的开创者。

——孙皓晖《大秦帝国》

材料二：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三;黄仁宇曾说：“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秦朝至唐末地方行政建制简表

材料：唐代道制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分贞观十道为十二道和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十五道，置按察、采访使，确定道的治所和使府编制，变革道的运行机制。唐中后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就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变化，逐渐由州、府一县两级制向道一州、府一县三级制的体制转变。唐前期沿用十道巡察旧制，朝廷除临时遣使视察以外，缺乏更有效的间接调控管理手段。中央行政管理处于直接面对350余州府的局面，管理幅度太大，行政效率不高。玄宗集团的改革就是从整顿这种现状入手，唐代的道制改革及发展实践，不仅继秦郡、汉州之后开辟了一个唐道的时代，也为后来宋路、元明清行省和近代省地县制的发展做了阶段准备。唐道的发展甚至对东邻日本、朝鲜的地方行政体制建设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锋《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摘编自黄继林《理财家刘晏》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臣民不得违背和更改。中国古代曾经创制了许多对皇权限制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把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纳入法权的约束之下，在司法行政官员中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明确规定司法行政官员在任职前须通过吏部主持的法律考试，使其在任职后能迅速胜任司法审判的事务。唐朝政府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的设计，如实行三审立案审核制。唐代国家监察官员和上级司法长官还通过录囚的方式监督、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审判。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