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砖

　  “雯雯，该去倒垃圾了！”“哎，知道了。”我愉快地应了一声，提起垃圾斗往外走。“哦，顺便到工地带两块砖回来垫炉子。”妈妈小声对我说。“这砖是公家的呀！”我脱口而出。“公家会在乎这两块砖吗？快走！”妈妈的脸拉长了。我只好默默地提起垃圾斗向外走去。

    倒完垃圾，我来到工地上。工地上静悄悄的，静得让我发怵。我弯下腰，拿眼偷看了一下四周，寂静无人，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月亮姑娘悄悄地躲入云里，黑夜似乎在向我施加无形的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我飞快地拾起一块砖。不知怎的，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我上三年级时一次拾到拾元钱，交给老师受到表扬的事。忽然，我觉得身子软绵绵的，像逃避罪过似的，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家里走去。

    “啪—，啪—”我的脚步声在楼梯响起，妈妈忙把门打开，一把把我拉进门，关切而轻声地问　怎么样　砖太重　我拿不动　这时我竟用异乎平静的语气说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隔壁传来了刚回来不久的爸爸和妈妈的谈话声。

    “雯雯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叫他拿块砖，却说砖太重。”“孩子认识到这块砖的重量，他长大了！”爸爸、妈妈的谈话声越来越小。

    我躺在床上，看到月亮从黑压压的云层里钻出来，皓洁的月亮洒满大地。我愉快地进入了梦乡。

哥白尼和老师较真

沃德卡是哥白尼少年时期最敬重的一位老师，但是，只要和真理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一样会较真，直到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一天，哥白尼去沃德卡家做客，老师不在。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打开一看，老师在折了角的地方写了一条批注：圣诞节晚上，火星和土星排成一种特殊的角度，预示着匈牙利的皇上卡尔温有很大的灾难。

正在这时，沃德卡推门走进来。他见哥白尼在家里看书，高兴地问：“孩子，又看什么书了？”

哥白尼毕恭毕敬地把书递过去，老师边接书边关切地问：“能看懂吗？哥白尼认真地回答说：“老师，我看不懂。火星也好，土星也罢，都是天上的星星，他们与卡尔温毫无关系，怎么能预示他的祸福呢？”

“怎么不能呢？”沃德卡反问道，“命星决定一切！

哥白尼当仁不让，大声反驳说：“如果是这样，那人还有没有意志？如果有，人的意志和天上的星星又有什么关系？”对于哥白尼尖刻的反驳，沃德卡并没有生气，他明白，信不信天命是关系到天文学命运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对传统的偏见有过怀疑，但又说不出道理。他踌躇再三，深情地对哥白尼说：“你提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但我没有能力回答你，你如果有毅力的话，以后研究吧！”

几十年后，哥白尼创立了“太阳中心说”的伟大理论，宣告了“天命论”的彻底破产。

（选自《永远的坚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鸿（hóng)昌的故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身为国民党军队重要将领的吉鸿昌，起初还硬着头皮去尽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但他率领的常胜“铁军”，却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吉鸿昌震惊之余，连连向自己发问：“是我吉大胆变得胆小了，还是我的部下都变成了窝囊废?这些打败我吉大胆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化装成钉锅补壶的小炉匠，进入鄂豫皖苏区，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回来之后，吉鸿昌在记事本上写下了“顿开茅塞”四个字，当天夜里，他回想起少年时代的爱国抱负和投军以后的救国志向，辗转不能入睡。最后他披衣坐起，在那四个字后面又添上了一句话：“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

    从此，吉鸿昌一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催他进攻红军的电报，就撕得粉碎，并且命令部队，遇到红军就朝天开枪，他在河南光山县驻地看到一对石狮子，联想到称为“东亚睡狮”的祖国，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即在狮背上写下16个大字：“国将不国，尔速醒悟。睡狮猛醒，领导民众！”

    蒋介石对吉鸿昌的变化十分惊惧，指使特务用金钱、美女收买他部下的一批军官。当吉鸿昌发觉事态严重，准备起义投向红军时，这些人发动兵变，拉走了他们自己的人马。接着，蒋介石又调重兵包围了吉鸿昌的亲信部队，逼他交出兵权。最后，又派特务挟（xié)持他到上海，把他强行送往国外“考察实业”。

我发现枕头里有个世界

    从小，我就有落枕的毛病，早晨起来，常常是歪着脖子，疼得哭爹喊娘。母亲自然是小心地替我揉来揉去，可这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

    母亲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决定给我特制一个枕头。棉花是最如意的材料，可是太软了不行，太硬了也不行，母亲就一把把地挑（tiāo  tiǎo）选着棉花，感觉适中（zhòng  zhōng）才放进枕袋。两天后，我感激地接过母亲的这只花枕头，它那么轻，却又那么重。把头放上去，花枕的中间正好凹下去，将我的头包在里面，棉籽轻轻按摩着我的头部，就像是静静的深夜，躺在海边沙地上，看满天繁星，吸清新空气，舒畅极了，呼吸之间全是妈妈的一瓣心香。

    可是夏天来了，棉花被汗水一浸，就会发出霉味。于是，我索性撇开枕头，仰着头睡觉。结果自然是我又睡歪了脖子，母亲又有了心事。

    没办法，母亲只好托人从外地带回一大包绿豆壳用它又缝制了一只新枕头。这只枕头可比棉花的好多了，睡在上面，只要我轻轻一动，就会有一种“沙沙”的声音，像是没有歌词的童谣，在静静的夜空弥散，连夜的精灵都会因此止住脚步，我当然睡得格外香。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绿豆壳花了父亲近半个月的薪水，或许是因为太喜欢这只绿豆枕了，我做作业时都会捧着它。终于有一天枕布破了，看到满枕的绿豆壳散落满地，我的眼泪也一下子落了下来：这可是父母第二次为我做的枕头啊！

    后来，母亲塞（sài  sāi）给我一只新枕头，新枕头溢着一股股药香，沁人心脾。母亲说，这是父亲特地上南通买的。在学校住宿的每一天，枕着药枕，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梦里我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母亲，来到了落叶林，看一地金黄，满是温馨。

    岁月流逝，我渐渐明白，在这变化的枕头里有个不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种情感无时无刻不在延续。也许，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并不精彩，可它会伴我一生一世……

注：落枕（lào  zhěn）：睡觉时脖子受寒，或因枕枕头的姿势不合适，以致脖子疼痛。

雪凝红叶

    峡谷中，坐落着一座低矮简陋的小草房。门上刻着淡淡的字迹：“赵一曼被俘地址”“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永垂不朽！”时令才深秋，却下了一场大雪，山野白皑皑，好一个银色世界。这里没有高耸的赵一曼纪念碑，没有鲜花，没有坟墓，她和白山黑水卧在一起，她和蓝天沃野永驻在一起。朔风在峡谷里呼啸，白雪在天空中飞舞，四野默默无声，那山、那水、那风、那雪似乎在为烈士致哀。小草房前的一丛柞树披着厚厚的雪，像盛开的梨花，它的叶子并未凋零，一片火红，像燃烧的火苗，耀眼。

    一位正在着手写赵一曼传记作品的作家，随手采了一片鲜红的柞叶，沉重地讲起一段悲壮的历史来：

    赵一曼同志在战斗中左腿被打断，跌倒在地，不幸被俘。在哈尔滨，她惨遭百般折磨，受尽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把她押送到亮珠河杀害。在赴刑场途中，赵一曼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唱着歌向人们诀别：“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透了旗帜……”她高喊着：“打倒日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口号声中，她倒在了血泊里，她才三十一岁……

    我们都沉默着，谁也不说话，静听着这位作家的讲述。我仿佛感到赵一曼就站在我们面前，她英姿飒爽，目光炯炯，身披大衣，腰系皮带，手执匣枪，威严如铁……她没有死，没有离去，她就屹立在这高高的崖顶上，像一尊不朽的雕像。

    我采撷了一片柞叶，珍惜地夹在我带着的笔记本里，这一片红叶呀，不是可作我最珍贵的书签吗？书签，凝结着赵一曼烈士的斑斑血迹，我把它珍藏在身边……

温暖的小刀

    那年春末，我到一所中学去监考。

    发卷的时候，我发现靠近讲台的一个女生怪怪的，左手藏在袖口里，遮遮掩掩，不愿伸出来。和我一起监考的是另一所学校的一位女老师。大约她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随后，我俩便开始留意这个女生。在我们想来，她袖口里的那只不愿示人的手，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考场里静悄悄的，学生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答题。只有这个女生，一边答题，一边有意紧藏着她的那只手，一边还不自觉地环顾着左右，神色紧张而怪异。这愈加坚定了我们的怀疑：她的手里一定攥着小纸条或者其他用来作弊的什么东西。

    然而，我们错了。半小时后，也许女生做题做得太过专注，一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左手——天哪，这个女生的左手居然没有手指头。

    原来，她竟是一个有残疾的学生！

    这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愧怍之余，不禁心生悲悯……那位女老师，更是一脸的痛楚，小声地嘟着：“怎么会是这样，多可怜的孩子啊，多可怜的孩子。”

    考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道地理题需要改动。办公室送来了一沓纸片，纸片上，印着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地形图。我们分发给了学生，然后让他们各自粘贴在试卷的答卷纸上。由于是临时赶印出来的，太过匆忙，这些纸片裁剪得很粗糙，考生们只有自己动手把四个毛边撕去，大小合适，才能贴在试卷上。这下，可难为了这个女生。大约，她还是不愿让别人看到她的那只手，就用左胳膊使劲压紧纸片，右手一点一点地撕。可是，那张小纸片仿佛不听话，只要地一用力，就从她的胳膊下跑出来，再压下去，再跑出来。她急得都有些冒汗了。

    “这位女同学，我可以帮你吗？”女老师走过去，俯下身子，声音低低地征询女生的意见。女生抬起头，看了看，迟疑了一下，还是把纸片给了她。

    然而，女老师并没有立即动手，她把那张纸片放在讲台上后，便在满考场里寻找着什么。我有些纳闷，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她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不一会儿，女老师从一个学生那里找到了一把小刀。然后，她坐在讲台前，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裁着那张纸片，“哧——哧——”，小刀割裂纸片的声音很好听。我和女生看着她做这一切。①说实话，那一刻，女老师慈祥得像坐在讲台前的一尊佛，她专注的神情仿佛是在完成一件精致的手工艺品。

    随后，她微笑着把这张小纸片轻轻地放在女生的桌子上。女生欠了欠身子，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她拍了拍女生的肩膀，说，赶紧答题吧，便走开了。

    然而，我还在纳闷着。一张小纸片，用手也完全可以撕得很整齐，为什么一定要找把小刀来呢？

    考试结束后，我道出了心中的不解。那位女老师笑了，说：“这个女生所残缺的，是一只手。我不想在她面前，用自己灵巧的手指头去斯那张纸片，那样的话，会撕碎这个女孩的心。我满考场去寻找一把小刀，就是想借助小刀，避开对她的这种伤害。”

    一直以来，小刀在我心中不过是一片冰冷的铁片而已。②而那年春天我懂得了，原来，即便是利而冰冷的一片小刀，也会裁剪出人性的温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