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   放

                                                                               安宁
      ①走廊里的声控灯，很早以前就坏了。每次走到门口，同租三室一厅的几个人，都会习惯性地叹口气，在黑暗中摸索着将门打开，又重重地关上，似乎想要以此发泄对那一脸晦暗的廊灯的愤恨。其实，楼下的小卖部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灯泡，而且价格低廉到不过是坐一站公交车的价格，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有想起，在买泡面的时候，顺手捎带一个灯泡上来。
      ②父亲过来看我，走到门口，看见我费力地用手机里微弱的光线照明，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说声“稍等”，便下了楼。不过是几分钟的工夫，他便拿了一个灯泡上来，一声不响地安好。然后，他轻轻一击掌，昔日暗淡无光的走廊，瞬间便有了温暖通透的光亮，我站在门口，看父亲脸上淡然的微笑，便说：“你可真是光明使者呢，你一来，这灯就好了。”
      ③父亲却扭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其实路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光明使者 ， 不过是一块五毛钱的灯泡，顺手就捎过来了，何必每次总是感叹世风日下，自己却始终不去动手呢？”      
      ④我笑：“可不是人人都像您这样乐于助人，况且，这还是租来的房子，这走廊，也属于公共的区域，不只我们这一层，楼上的人也都要从此经过呢。”     
      ⑤父亲没吱声，只拿起身边的扫帚，边一层层地扫着楼梯上丢掉的烟头、纸屑、菜叶，边哼起他惯唱的京剧。有人从他身边经过，他便停下来，将身子朝楼梯一侧，又朝来人笑着点一点头，表示让对方先行。而路人总是诧异地看父亲一眼，又微微地停一下，这才在父亲的笑意里，慌乱地点一下头，匆匆离去。那脚步的失措，看上去有些逃的意思。   
      ⑥我在晚饭的时候，便抱怨他，说：“何必对陌生人这样殷勤？他们指不定在心里觉得你有毛病呢。”父亲呷下一口酒，道：“我管不着别人心里怎么想，但我开心就可以啊，况且，我就不信你给别人微笑，他还能泼你一盆冷水不成？所谓寻开心，就是这样，你自己不去主动找，它还会自登家门？”    
      ⑦几日后，翻起账本，突然想起一个借钱的熟人，当时他信誓旦旦，说三个月后肯定一分不少地全都打到我的账户里来，可是又过去两个月了，他不仅没有打钱，连一个解释的电话都没有。气愤之下，我抄起电话便要质问熟人。父亲得知后将我拦住，说：“钱既然已经借出去了，就不必再催了。”我不解，说：“难道就让这笔钱白白地给他了不成？这样不守信用的人，你又何必跟他客气？”    
      ⑧父亲一声不响地拿过我的账本，将我记下的还款日期一栏“啪”的一道线勾掉，这才说：“何时你将心里那个还款的日期，也一并改成无期限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气愤了；假如人家忙得忘记了，你过去一通责问，那岂不是彼此坏了感情？一笔钱丢掉不要紧，连带地连一个朋友也给弄丢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⑨我依然心里憋闷，说：“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故意忘记的，我刚刚听说他借过别人的钱，每次别人一催，他就推说下个月还，结果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丝毫要还的迹象。”    
      ⑩父亲依然不紧不慢地喝一口茶，道：“如果他真是一个常占便宜的人，那你这钱，丢了也没有关系，能够用钱测出一个人的深浅，并在以后的路上，尽可能地远离这样的人，不是更好吗？况且，如果他不打算还你，你再怎样地催促，也是得不到这笔钱的，不如心中先放下，这样轻松的是你，而他，则会在你的安静里，心里有小小的失落与不安。”
      ⑪隔着十几年的光阴看过去，我第一次发觉，硕士毕业的我，从书本中得到的那些东西，在没有读过几本书的父亲面前，原来是如此的苍白且无力。人生中一切矛盾的化解，并不是拿尖锐的刀子划过，而是那最朴素最温暖的轻轻一放。

         A  轻轻抱起“监狱之花”，把深切的爱意，和那些自己未必能实现的理想，尽情灌注在幼小的花朵上：“孩子，心爱的孩子！你看红旗，这是你爸爸妈妈留下来的……”她连连亲着“监狱之花”的脸，又爱怜地凝视着孩子亮晶晶的眼睛，她似乎觉得幼稚的孩子完全能够听懂她的话：“孩子啊，快点成长吧！叔叔娘娘们将举起这面红旗，去参加战斗，还要亲手将红旗托付给你……”

以上文字选自长篇小说《{#blank#}1{#/blank#}》，文中A处的人物是{#blank#}2{#/blank#}。小说通过{#blank#}3{#/blank#}、{#blank#}4{#/blank#}等情节内容，塑造了这一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忠于理想，宁死不屈的女共产党人形象。

想念铁匠老孙

肖复兴

       ①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②1968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三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且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声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③第一场戏，我演出的是“访贫问苦”，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同学悄悄地跑到这三个“反革命”的家里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清晨天刚蒙蒙亮，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见到三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当场脱下自己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救世主。

       ④第二场戏，我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现在的剧作家、话剧《正红旗下》的编剧李龙云一起连夜赶写了三张大字报，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三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的杰作。

       ⑤第三场戏，我演出的是“现场辩论”，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三张大字报招呼到食堂里中，我们和坚持要把那三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我们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惊讶的目光。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目光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⑥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⑦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我当时因为值夜班脱谷正在睡大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那天，天上正下着纷纷的小雪，队上的头头推开我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跟着他爬出了暖烘烘的被窝。我被叫到了食堂，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带有东北的腔调，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那时，我还没有觉得会是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呢。

       ⑧第二天，他们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而那好几本日记里，并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样，全部都是雷锋式的日记，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挑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最后上升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

       ⑨那一天收工之后，一个好朋友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三个“反革命”一勺烩了。

       ⑩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呆会儿真的被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⑪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天晚上了。

       ⑫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唯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我们队上烘炉的铁匠老孙，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一尊雪白的雕像。

       ⑬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⑭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⑮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门回了一趟北大荒，回到队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9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当时，他正在烘炉子，我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在井里冰好的一罐子椴树蜜冲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他告诉我工作组组长已经得癌死了，队长前几年知青大返城时因为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算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往事如烟，弥漫开来。

       ⑯今年的夏天，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象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七十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淡定的秋色

曾妈妈的平凡故事

 理由

       岳母曾志去世十年，至今仍是家中鲜活的话题。她经过无数次重大革命运动的磨练，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本色。由于理念、追求以及生死历练而形成了人格特征的一贯风貌，即使在后来我所见到的常态生活环境中，也深深刻下原先的样子。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中组部正部级待遇，但家中私事，她不指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照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署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饭菜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莱，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妻子陶斯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我这个女婿似乎宽容一些。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二十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秋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上，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叱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句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身为医生的陶斯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她的家居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我本想，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陶斯亮告诉我，那样的结果一定是被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台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台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岂止半块台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一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未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的，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总是笑吟吟地婉谢。

       有一年夏天，曾妈妈去北戴河，需要提前返回北京，她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朋友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弄得他进退两难，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傻硒。

       有六十多位朋友为曾妈妈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七十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为我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跟随党走过七十年，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甘价值！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我们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台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忱然有悟：这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在常态生活中，刻意走向平凡，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安详，心清似水，净无杂尘。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在和平岁月里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