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草虫鸣                

潘纤云

①倚灯夜读，有虫声从院角黄菊丛内传来，时停时续，忽高忽低，带点诗词里的平仄音律，不紧不慢地在秋夜里弹唱。“灯下草虫鸣”（王维《秋夜独坐》），想着这几个字，指尖慢慢滑过书页，伴着秋虫的浅吟读书，心里更觉温暖得很。

②古人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觉得，这四种声音里，春的鸟声和夏的蝉声过于激烈，浮躁张扬了些，冬的雪声又过于清寂，单调孤寒了些。而端坐在秋虫声里，听虫们一唱三叹的唧唧声，不紧不慢，清越激昂，犹如诗人们的雅集聚会，内心不由自主地抒情起来，或捧卷展读，或邀友煎茶，才不负这诗意秋声。

③“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里描述了季节的转变。西风起，月冷霜寒，虫呜断续，伴着捣衣的砧声，夜风中的箫声，思妇远望征人，秋虫的低吟亦如她的心声：唧——唧唧，分明是“盼——盼啊”。她仰头观天，雁阵穿过暗夜的云朵长鸣而去；她俯首聆听，草丛里秋虫声声低语，天地间响彻它们的叫声。大雁知道南飞，蟋蟀知道归家，良人又在哪里？她的身影在秋灯里愈发孤凄。

④这种意象定格在诗书里，便是一幅幽凄伤情的画卷，极富文学里的抒情美，如叶圣陶所言，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让人回味有加。而常人世界里的秋虫声，又是另一首音韵动人的美好诗篇。幼时在乡下，跟着婶婶到田野里守秋。我们爬上木柱搭成的高高的草棚，田野里的作物尽收眼底。红薯、山药、玉米的藤蔓黑黝黝的，静静地伏在野地里。伴着习习的凉风，有新稻的清香从远处飘来。婶婶略有睡意，让我注意有无田鼠野獾出来偷食。我静静聆听，耳中灌满的却都是虫声，分不清哪是蟋蟀，哪是蚂蚱，哪是蝈蝈……有的若大提琴，有的若竖琴，有的若风笛，仿佛一场绝妙的交响曲，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当时头顶上有金黄的秋月，田野里有成熟的庄稼，草棚里有醒着的我，我们都是虫们肃穆的听众。那晚我着迷于这秋之天籁，到黎明方才睡去。

⑤有时觉得，尘世萧瑟的秋里，因了虫音而生动起来。一个秋夜经过小区的桂树下，听几个女子唱小曲。他们都是乡下来的保姆，夜晚得闲，唱一些做姑娘时的俚曲消磨时间。在桂花香的包围中，我坐在她们中间，陶醉地听。其中一个唱着唱着，却突然静默下来，我发现她眼里有泪花闪烁。问原因，她说，听到草丛里的虫子叫，想起年轻时一个秋天的晚上，和邻村的二牛哥在田埂头唱《摘石榴》，当时虫子就这样唧呀唧呀叫个不停。她的脸上闪过一丝羞涩笑意，又继续唱：“听说下扬州正中我心头，打一个包袱跟上你就走……”她有没有和她的二牛哥下扬州，我没有问；但阵阵虫鸣，让她记忆中的爱情倏然被唤醒，让她回到了曾经的某个美好时刻，已使得这个秋夜温馨满满。

⑥我钟情秋天的虫声，还因为它们谱在大自然的音符，更能令我内心充满宁静。我品味着刘墉的这句话：“秋虫声就是要这样聆听，在那细小的音韵中感触，即使到了极晚秋，只要以心灵触动，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微微的音响。”通常，在这样的细小音韵中，沏一杯滚烫的茶，捧一本心仪的书，窗前的灯影里，我在阅读，窗外的草丛里，秋虫们在吟唱。它们的话语和我心灵的声音汇合，那是无比美妙的体验。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精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现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离开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撂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围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是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信封上的大头菜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价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自己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往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昔日之光

夏笳

    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广场，我突然看见一幅脸部特写照片从大屏幕上闪过。那是一张老态尽现的面孔：深褐色的、布满各色斑点的皮肤，像是某种风干的兽皮皱缩在一起： 眼窝、嘴角、面颊，连同太阳穴都深深凹陷下去；从微微张开一道缝的眼眶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也很难辨识出表情。

    我呆呆地停下脚步站住。那是奶奶，我认得出，却又与记忆中的样子如此不同。我掐着手指算了很久才算出，奶奶今年应该是106岁了。

    屏幕上依旧闪动着一张又一张面孔，配以字幕和解说词：抗战胜利80周年，最后的老兵，国家荣誉奖章……于我而言，这些数字、地点与事件总显得些许陌生，仿佛一 张过于庞大繁复的蛛网，向历史纵深处无边无际地蔓延。我读到这些字句时从来不会想起奶奶，不会想到那个从路边小贩推车上购买拐枣的老太太，是地主家的小姐，是一位将军。

    我买了一张车票，坐上高铁回老家。

    车厢里孩子的哭闹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我按下座位旁边的按钮，几道薄薄的光幕从上方落下，将我包围其中。我在光幕上轻敲几下，寻找关于奶奶的资料。文字和图片一段段在光幕上流淌，奶奶这一生的故事都随时间之河顺流而下。资料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一篇小学生作文，题目是“写给爷爷奶奶的一封信”。我费力辨认那些歪七扭八的字迹，突然意识到这篇作文正是我自己写的。

    继而，我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一份写作提纲：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年迈的奶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打盹。梦中她告诉战友们，战争已胜利，他们期盼的那种和平生活已经来临；她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些不可思议的新奇玩意儿——高楼、高铁、无人飞机、小汽车……或许是因为内心深处的胆怯吧，我怕自己无法设身处地体认奶奶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也无力把握那些过于宏大的历史图景，能够把握的只有距离我最切近的生活场景，譬如奶奶颤巍巍行走的步态和苍老的容颜，譬如院里的葡萄架，譬如拐枣在舌尖黏稠的甜味。

    光幕上出现一扇漆黑的大门，门上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老兵不朽”四个大字。这是一个网上纪念墓园。伸手推门，我慢慢向墓碑中间走去，耳边依稀传来风声和鸟鸣。我面对其中一座墓碑，伸手轻触上面的照片。一个老人的影像浮现出来，他是我的爷爷，穿着绿军装，戴着军帽，胸前挂着各色勋章。

    “今年是哪一年啦？”“是2025年。”“你奶奶还好吧？”“很好。”“孩子，我给你讲讲我们那时候的事吧。”

    我点点头，老人便用他浓重的口音慢慢讲起来。给我讲奶奶怎样离家出走，怎样昼行夜宿，怎样摇着小船去海上截击敌寇，怎样踏上漫漫长路奔赴战场。爷爷的讲述让我把这些故事和奶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让我再次想起了奶奶。在许多年前的许多个夏夜，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这些故事奶奶给我讲过多次，我总是一边听一边忍不住走神， 一会儿数天上的星星，一会儿留意墙角的蟋蟀，不知不觉就歪在椅子里睡着了。夜风微凉，奶奶的故事像露水一样在花叶上凝聚，一颗一颗渗入大地深处。

    一个声音渺渺地从远方传来。“旅客朋友们，列车就要到站了……”我深深鞠躬， 向爷爷告别。

    “走好，孩子，别忘了我们。”

    我撤去光幕，车厢内的喧哗又再度涌来。邻座哭闹的小男孩已蜷缩在奶奶怀中睡作一团。这样一个宁静的、晴空万里的好日子，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孩子脸上，他密匝匝的睫毛忽闪着，肉嘟嘟的嘴唇像初生的嫩芽般圆润。这幅画面不知为什么竟让我想要落泪。

    推门进屋时，我看见奶奶正在轮椅中打盹，脑袋沉甸甸地垂向一侧，透过白发露出稀疏的头皮。

    轮椅侧面的袋子里插着几份报纸，还有那个我送她的套着粉色塑胶壳的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循环播放着几幅画面：一幅黑白的画面，画上是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站在一棵大树下，相视而笑，风吹树影，洒落满地光斑。指尖滑动，下一幅图是一群青年围坐桌旁，面前摆着茶缸纸笔，做学习讨论状。再下一幅图上有垂柳依依，还有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三个小孩站立在湖边。

    忽然我明白了：奶奶一定是用“昔日之光”图片处理软件将平板电脑里存的旧照片处理过了。原来她现在终日凝望的，正是这些短暂却永恒的片刻。

    我低下头，把脸埋在手里，眼泪顺着指缝不断往外淌。擦干眼泪抬头时，我看见奶奶正望着我。

    她苍老的脸上绽放出微笑，那笑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柳侯祠

余秋雨

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辩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祠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汩罗遇风》）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祠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