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巨人贝多芬》（节选）
       客人小心翼翼递过去一张字条。贝多芬戴上眼镜，专注地凝视了一会：“好，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子的毛。”他说，虽然严肃，但脸上浮现出善良的微笑，“你们很勇敢……可是你们不容易了解我，也很难使我听懂你们的话。过来坐在我旁边，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
　　他敲敲自己的耳朵，随手拿过来一张纸一枝铅笔给客人。
　　客人在纸上写着：“我们要知道您的生平，把您的消息带给万千大众，使他们了解您真实的好灵魂。”
　　看了这几句话，一滴泪在大音乐家眼里闪光。他喃喃地如同独语：“我的好灵魂！人家都当我是个厌世者，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在这里我孤零地坐着，写我的音符——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比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贝多芬神往地说：
    “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接着说：
   “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拼命巴望挣扎出来。”
　　贝多芬激动而又沉郁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来访者，客人不断写下笔记。
　　命运加在贝多芬身上的不幸是将他的灵魂锁闭在磐石一样密不通风的“耳聋”之中。这犹如一座永无天日的囚室，牢牢地困住了他。不过，“聋”虽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不幸和烦忧，却也带来了与人世的喧嚣相隔绝的安静。他诚然孤独，可是有“永恒”为伴。
　　贝多芬留客人在他屋子里吃简便的晚餐。在晚餐桌上说起他往昔的许多故事，包括他在童年时跟海顿学习时的生活，包括他为了糊口指挥乡村音乐队的生活。
      贝多芬还向他的客人叙述自己最后一次出席指挥音乐会……
　　贝多芬对客人大声说：“听我心里的音乐！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孩子，有些东西不属于你

       我在始发站上了公共汽车，坐到最后一排。在我的后面，紧跟着上来一对母女。妈妈三十多岁，戴着无框眼镜。她的女儿五六岁，怀里紧抱着一只毛绒玩具。那时车厢里尚有部分空座，可是小女孩瞅瞅那些空座，然后坚定地指指我，对她妈妈说：“我要坐那里。”

       我愣住了。

       女人抱歉地冲我笑笑。她低下头，对小女孩说：“咱们去那边靠窗的位置坐吧。”

       “不，我要坐那里！”小女孩再一次指指我。

        我不知道小女孩为什么非要坐到我的位置。但我知道，现在她与妈妈犟上了，任女人如何哄她，就是站在那里，不肯随女人去坐。她不去坐，女人也不去，两个人站在狭窄的过道里，任很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们。

       我想，现在小女孩想要的并非是一个座位，而是一种满足。习惯性的满足，有理或者无理要求的满足。或许大多数时候，她的这种满足可以在家里得到，在她妈妈那里得到。问题是，现在，她并不是在家里。

       “你应该向我要这个座位，而不是你的妈妈。”我终于忍不住了，提醒她说。

       小女孩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看着妈妈，拽着妈妈的手，说：“我要坐那里，我要坐那里。”

       “那你们过来坐吧。”我说，“你和你妈妈挤一挤，或者你妈妈抱着你……”虽然我并不想惯着她，可是我实在不忍看到女人尴尬的模样。

       “不！”她说，“我不要和妈妈一起坐！我要一个人坐！”

       这就太过分了。或者说，对她的妈妈来说，这已经远非胡搅蛮缠，而是威胁了。

      我告诉小女孩，她乘公共汽车是免费的，她的妈妈并没有为她花一分钱。既然是免费，公共汽车上就没有给她准备座位。现在我把座位让给她，她应该把座位让给妈妈。或者，就算她花了钱，就算她有一个座位，有老人或者孕妇上来，她也应该给他们让座。现在，全社会都在这样做。

       “我要坐那个座位！”小女孩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她一门心思缠着她的妈妈。

       我想起一个词：教养。那天，直到终点，我也没有给她让座。我始终坐得安安稳稳，再也没有和小女孩说一句话。而她则始终站在我的面前，拽着妈妈的手，每隔一会儿，就要说一遍“我要坐那个座位”。

       可是，没有用。她的要求在今天、在这辆公共汽车上、在我的面前，注定不会得到满足。

       车上的人看着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妈妈，目光里，各种情绪都有。但不管如何，我想，大概没有人觉得这个小女孩可怜，也没有人觉得我应该把座位让给她。

       那天我必须拒绝她，不仅要用语言，还要用行动。我想告诉这个小女孩：这世上，有些东西并不属于她。不属于她的东西，并非撒娇或者威胁唯一对她没有立场和底线的妈妈就可以得到的。

       小女孩终会长大。但愿长大后她会明白：世界不是她家的客厅，别人的东西不是她怀里的毛绒玩具，别人也绝非她的妈妈。

       这是世间最为简单的道理。

                                                                                                                                                                        （选自《今日文摘》2015年第1期）

刀疤

（阿根廷）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孤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侧的额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没待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一—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人。【A】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觉得泄漏了一个秘密似的。

    晚饭后，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捧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

    “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批注：“无脊椎动物”传神表现他的瘦小无力，生动勾勒一个靠出卖偷生的人灵魂，极具讽刺意味。）他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辩证唯物论来下结论……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恩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我转过身，只见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枝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来源”。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说肩膀痛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

    我们在将军的大宅里待了九天。有一天，我们聊天时，他打听我们的计划，夸夸其谈地加以批评或者修改。他还经常抨击我们“可悲的经济基础”，“武断而阴沉地预言结局肯定一团糟”。他嘀咕着说：“这件事完蛋了。”

    第十天，爱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部队完全控制了城市。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我晚上七点钟回，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魔似的黑走廊和使人晕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

    【B】“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在意的。”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太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底护我的人，我就是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选自《外国精品小说选》，有删改）

十三岁男孩的忧伤

    儿子桑岩和同学去爬山，出了点小事故，左腿小腿骨折了，在骨科医院治疗。

    这是桑岩长这么大，第一次因受伤住院，看望的人络绎不绝，带着各种营养品和水果。我和老公也轮流值班陪着他，每天想办法给他做可口的饭菜。

    家境富足，这个时候更想让孩子享受到好的照顾。

    那天中午，我开了车带着从家里煲的冬瓜排骨汤赶到医院时，病房里静悄悄的，桑岩旁边的病床空空荡荡的 ， 只有桑岩在，老公在我快到时赶回去处理公事了。

    我把冒着热气的排骨盛出来，这是桑岩从小最爱吃的，每天都吃不厌。但这次，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我熟悉的热情来，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说：“妈，以后你别给我送饭了，我想吃医院的饭菜。”“怎么了？”我有些诧异，“医院的饭菜做得那么粗糙，哪有家里的可口？”

    桑岩却并不回答我，又说：“你也别让那么多叔叔阿姨带着东西来看我了，好吗？”

    我有些愣怔，看着他——我在这个十三岁男孩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柔软的忧伤。

    我轻轻问他：“告诉妈妈，为什么呀？”

    桑岩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指指旁边的床位：“因为我不想让那个哥哥心里难受。”

    桑岩旁边的床位，有个比他大两三岁的男孩，小腿粉碎性骨折，已经住院半个多月了。我不知道桑岩为什么会这么说。于是我问：“哥哥为什么会难过？”

    “因为……”桑岩说，“你知道吗？他没有妈妈，他爸爸在工地上班，都没有时间照顾他，工地上的人有空就轮流来陪他，但是没有人给他带好吃的，他只能吃医院的饭。妈妈你看，他的柜子里面都是空的，连一盒牛奶都没有，可是你们什么都给我买，他看了，心里一定会难受的。以后我和他一起吃医院的饭，我陪着他，他就不难过了……”

    我的心也不由得柔软起来，因这个十三岁男孩的善良——这些天，我只顾着他，心疼他的伤，担心着他的恢复，全力以赴地照顾他，却忽视了他旁边那个跟着父亲在工地上受伤的少年和他的处境、他的感受。我忽视了我们对桑岩如此丰富的宠爱，会让同样在病痛中孤单的男孩更加孤单，或者会自卑、伤感……桑岩一定是捕捉到了他的目光，那目光中一定流露出了这样的感受。

    可是，我还是不愿意为此委屈儿子。于是我说：“那以后我多做一些，你和那个哥哥一起吃好吗？你的那些东西，也可以分一些给哥哥……”

    “不好。”桑岩打断我，“妈妈，这样他会觉得我们是可怜他，我不想那样做，如果是我，我也不会要别人可怜。妈，你就让我吃医院的饭吧，挺好的。”

    我的视线忽然就模糊了，然后，我伸出手轻轻拥抱了儿子。我很惭愧，我在这一刻看到了我的爱是多么自私和狭隘，已经是成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对于善良的感知，还不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桑岩还不懂得太多大道理，甚至不谙世事，但是他本能地知道：善良就是不在病痛面前炫耀健康，不在贫穷面前显示富有，哪怕只是在一顿简陋的饭菜面前。

    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成全他的善良呢！

回忆陈寅恪先生

①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②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③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寅恪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④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⑤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意料地迅速，先生回复了一封长信，并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会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

⑥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⑦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几乎没对任何人说过贬损的话。对青年学者，他更是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寅恪先生也从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

⑧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①。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

（作者：季羡林。有删改）

【注释】①堂奥：房屋的深处，比喻深奥的道理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