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魂枪

老舍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枣红色多穗的镖旗，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

    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给他创出来“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还时常来找他。他们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有的在庙会上去卖艺，还时常去走会。虽然算不了什么，他们打扮得像个样儿，他们是神枪沙子龙的徒弟——虽然沙子龙并不承认——得到处露脸。没钱，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沙老师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有时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王三胜——沙子龙的大伙计——在土地庙拉开了场子，摆好了家伙。抹了一鼻子茶叶末色的鼻烟，他抡了几下竹节钢鞭，把场子打大一些。放下鞭，没向四围作揖，叉着腰念了两句：“脚踢天下好汉，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围扫了一眼：“乡亲们，王三胜不是卖艺的。有爱练的尽管下来，王三胜以武会友，有赏脸的，我陪着。神枪沙子龙是我的师傅；玩艺地道!诸位，有愿下来的没有？”他看着，准知道没人敢下来，他的话硬，可是那条钢鞭更硬，十八斤重。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像两块老桦木根子。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踩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稀稀的扔下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地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

    有功夫!”西北角上一个黄胡子老头儿答了话。

    “下来玩玩，大叔!”王三胜说得很得体。

    点点头，老头儿往里走。这一走，四处全笑了。他的胳臂不大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地往前拉扯，像是患过瘫痪病。蹭到场中，一点没理会四围怎样笑他。

    “神枪沙子龙的徒弟，好，让你使枪吧，我呢?”。

    “三截棍进枪吧?”王三胜要看老头子一手，三截棍不是随便就拿得起来的家伙。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王三胜努着眼，抖着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

    “别走!”王三胜擦着汗：“你不离，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

    “就是为会他才来的!”老头子的干巴脸上皱起点来，似乎是笑呢。

    “你老贵姓?”他问。

    “姓孙哪，”老头子的话与人一样，都那么干巴。“爱练，久想会会沙子龙。”

    沙子龙不把你打扁了!王三胜心里说。他脚底下加了劲，可是没把孙老头落下。但是，沙子龙是没对手的。准知道孙老头要吃亏，他心中痛快了些，放慢了些脚步。

    到了客栈，他心中直跳，惟恐沙老师不在家，他急于报仇。他知道老师不爱管这种事，可是他相信这回必定行，他是大伙计，不比那些毛孩子；再说，人家在庙会上点名叫阵，沙老师还能丢这个脸吗?

    “三胜，”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有事吗?”

    “栽了跟头!”

    只打了个不甚长的哈欠，沙老师没别的表示。

    王三胜心中不平，但是不敢发作；他得激动老师：“姓孙的一个老头儿，门外等着老师呢；把我的枪，枪，打掉了两次!”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

    客人进来，沙子龙在外间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他叫三胜去泡茶。三胜希望两个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能不沏茶去。孙老者没话讲，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龙。

    龙很客气：“要是三胜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纪还轻。”

    “教徒弟不易!”孙老者说。

    “我没收过徒弟。走吧，这个水不开!茶馆去喝，喝饿了就吃。”沙予龙从桌子上拿起缎子褡裢，一头装着鼻烟壶，一头装着点钱，挂在腰带上。

    “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

    “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了：“早忘干净了!早忘干净了!告诉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各处逛逛，临走，多少送点盘缠。”

    “教给我那趟枪!”孙老者抱了抱拳。

    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孙老者的胡子嘴动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到屋里抄起蓝布大衫：“打搅了，再会!”

    沙子龙把客人送到小门，然后回到屋中，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宽肩的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阁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版。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版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里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国子监

汪曾祺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作为考场。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选自《草木春秋》，原文有删改)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平  原

路翎

    胡顺昌跟在他的女人后面吵叫着。

    阳光强烈得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一条小河在平原的中间弯曲地流着，通过那些被树荫遮着的寂静的人家而流到金黄色的田野中去。一些精致的石桥跨在这条清澈的河上。

    一个精力饱满的年轻汉子，戴着一顶大草帽，骑在一只瘦小的驴子上，从胡顺昌夫妇的后面跑了过来。他热情洋溢地和胡顺昌夫妇打招呼，要到城里去接他当官的姐夫，也没留意两人的表情。

    胡顺昌的一件白布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时地用它揩着脸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在他女人的后面走着，吵嚷着。他的女人短小、瘦弱，然而很美丽。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脸色惨白。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好话!”胡顺昌又开始说了，“你自己凭良心想想看好了!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回去吧，桂英!”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道。

    他的女人不理睬他，仍旧急急地往前走着。

    于是他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来了。他无论怎样警告自己不要发怒都不行。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艰难地走着，不时地闭起眼睛来揉着胸口，显得快要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顺昌大声叫着，重又追了上来，“要是你真的要回你的娘家，老子就从今日起跟你一刀两断!不过你要晓得你娘家也并不是了不起的呀，哼!他们自己还不是没得吃的!“太阳毒辣无情地照射着他们。

“我求你听我说啊!“他拿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但是被她推开了，“你想想，我不过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长他们叫他们等一下来好了!就是征粮收米么也要等男人回来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两斗拿给他们还不算，连床底下的四斗也让他们给搜走了!你想想，这四斗米我们要度多久的命啊!一直要到收了稻子!就是照你说的保长是带了兵来的，你一个女人家未必还怕他们，他们真的还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话，给了他们，你也该向他们取得字据呀!不然的话，他们明天又来要了，你怎样办?”

    说到这里，他又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了，他又拿起衣服来狠狠地揩着汗，偷偷地看了一眼，希望能够看到她的难受的、悔过的表情。然而她整个的苍白的脸冰冷有如铁石。于是他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向稻田的远处。

    “唉，真可怜啊，我们这些庄稼人!为了几斗米!”他想。但是想到这几斗米，他又动气了，重新憎恶地看着她。

    “你走吧!你走好了，没有关系!你自己想想，这几年，有吃的总给你先吃，有穿的总给你先穿！你走好了!“他对着她悲痛地叫，希望能够感动她。

    但回答他的却是暑热下的眩晕的寂静。他的女人提着布包走过那个高而窄的石桥，走到石桥的那一边。

    “唉，我这个可怜人，我怎么好哟!”胡顺昌蹲了下来，昏沉地抱着头。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望向桥那边，走着路的她忽地倒了下去!他飞奔过去。她微弱地喘息着，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的心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

    “桂英!”他小声喊，伏在烈日下面的草地上，“你要回娘家，你去好了，都是我不对，你去住些时好了。”

    她无力地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眼泪从她的睫毛里流了出来。

    这时，那个精力饱满的郭老二骑着驴子又奔回来了，和去的时候一样兴高采烈，在驴子上大声地怪叫着。看见了河岸上的胡顺昌夫妇，他就迅速地翻下驴子来，从夫妇的表情他即刻就有些明白了，严肃地看着他们。

    “喂，胡顺昌，你说什么军粮不军粮的，车站上又到了兵哩!又是机关枪，又是大炮，几百箱子弹，恐怕总有一营人，我们这街上哪里够他们吃呀!……好，你们谈心。”他又向着他们难受地看了一眼，“我先走一步了！”

    “都是我不对!“胡顺昌趴在妻子身边说，“那几斗米有什么关系呢，拿给那批狼心狗肺的东西就算了，还有个把月就收稻子了，到那时就好了……”

    他抓紧了她的手，猛然抬头，河的两岸金黄而无际的稻海在他的眼前闪耀。

一九四六年九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