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狗

                                                                                                          欧阳黔森

    贵州关岭花江镇上的人喜欢吃狗肉。狗是不能杀的，只能敲，因为放了狗血，狗肉就不好吃了。狗肉味道不但香飘花江镇，也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镇上只要有临街的店面，都开狗肉馆。每家狗肉馆的灶台上，都放着一只黄澄澄煮熟的狗，离灶台一两米的铁笼子里关着一只夹着尾巴浑身发抖的狗。熟狗与活着的样子差不多，除了皮上没毛了，肉里没骨头了，其余都在。喜爱哪个部位，客人自己选。那只关着的狗，暂时可以不死，却只是让人看的，无非是说，就是这种狗。

    初送来的狗，似乎都能预感到它的末日到了，对着厨子狂吠不已，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厨子拿了一条绳索给狗主人，狗吓得浑身颤抖，却不逃走，反而依偎在主人的两腿之间，夹着尾巴发出呜咽声。主人把绳索套在狗的头上，再把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再不好意思面对可怜而恐惧的狗，头也不回地走了。

    狗见主人一走，眼睛里就透着绝望，它奋力地迈腿想紧跟主人的脚步，可没迈出几步，就被紧绷的绳子拉回来，又奋力地迈步，又被绳子拉回来。

    狗越挣扎，脖子上的绳索越紧，当狗由于憋气在地上翻滚时，厨子拉动绳子，把狗吊了起来，厨子拿来一把包了布头的铁锤猛击狗鼻梁，狗在猛击中只能坚持几分钟，便没了声息。它的眼睛圆瞪着，两行泪水流过脸庞，舌头夸张地伸出嘴巴。打完最后一锤，厨子把锤子往地上一摔，锤子便连翻了几个跟头。厨子接着用手去摸狗鼻梁，确定没碰烂皮后，顺手摸合了狗眼睛。厨子的手湿湿的，是狗的眼泪。

    那年正是大年前夕，厨子想吃狗肉，可过年过节的，没人来卖狗，厨子对刚进师门的徒弟说，把大黄敲了吧!大黄是厨子养了两年的狗，厨子敲狗如麻，却不敲自己养的狗。徒弟照着平时师傅敲狗的过程来了一遍，见狗被敲得没了声息，便解了绳套放在地上。死狗放在地上，地气一上身，便会醒过来。等徒弟从屋里端了个大盆来装狗时，大黄早跑得没了踪影。但是在它挨敲死里逃生后的第二天，又肿着个鼻子回到了主人家。

    现在关在铁笼里的狗也是一条黄色的狗。狗的主人是一个中年汉子，身着土布衣裤，脚穿一双草鞋。那卖狗的中年汉子留下话，说是急用钱才卖这狗，等有了钱再来赎回。临走前，中年汉子神色黯淡，很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抱起狗放进铁笼子，厨子要求他用绳子把狗套住，他死活不愿意。

    半个多月以后，中年汉子来了。黄狗一见主人，伸开前爪猛扒铁笼的铁条，夹了半个多月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了起来。黄狗快乐而兴奋地想从铁笼里伸出头来。徒弟知道，黄狗是想用头去亲热主人的腿，还想后腿立起用前爪去搭主人的手。

    中年汉子说，我来赎狗。

    厨子说，要赎，当初就别卖。

    中年汉子说，我爹得急病要钱救命。

    中年汉子从一个小布袋子里，掏出了一大把零票子，递给厨子说，这是一百块，你数一数。

厨子说，我这不是典当铺，我也不卖活狗。

    中年汉子又把钱往厨子手里送，说这是一百二十块。

    厨子眼一瞪说，二百块，没得商量。

    中年汉子沉默了半晌，走到铁笼子旁，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茗喂大黄狗，大黄狗一边啃咬一边把尾巴摇得团团转。

    中年汉子回头对厨子说，你等着，我筹好钱就来。

    大黄狗见主人走了，不再啃咬红茗，又叫又跳，直到主人的背影不见了，它才停止蹦跳，嘴里又发出一阵呜咽之声。

    晚上，厨子对守店过夜的徒弟说，明天早一点起床，把那只黄狗敲了，我要它的皮，真是一条好狗。

    深夜，徒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半夜，他拿了一根铁棍，用力一撬锁便开了。凌晨时，徒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大黄狗跑进了它的主人家，主人惊喜地迎出来，大黄狗后腿直立，前爪搭上了主人的肩，尾巴摇得团团转，眼睛眯起来充满着笑意。

    一个星期后，中年汉子走进了狗肉馆，送来了二百块钱。说狗早回了家，为了对厨子表示感谢，还给厨子带来了几斤自家种的花生。

    晚上，厨子油炸了花生，一个人喝闷酒。徒弟三天前已离他而去，他在思考再到哪里招一个徒弟。

（选自《人民文学》，有删节）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说  吻合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回家过年

东方晓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田野一片银白。

    她伫立在村口，睁大双眼向远方瞭望。北风像无数只利爪，无情地撕扯着她的衣服。鹅毛般大小的雪片，一个劲儿地往她的脖子里钻。她紧了紧棉衣外边黛青色的围腰，又围了围那条深蓝色的头巾，继续瞭望。

    她在等待当兵的儿子回来。进腊月时，儿子就来信说打算回家过年，可究竟哪天回他却说不准。今天是三十，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她相信儿子今天一定能回来。

她已经成了雪人，但她并不愿拍去身上的积雪。身为农民，她懂得“瑞雪兆丰年”的道理。可这会儿她又担心雪下得太大，会阻断道路。心里默默念道：儿子你在哪儿呀?是在部队，还是在路上?这天气你还能回来吗?老天爷啊，给我儿子留下回家的路吧……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她就开始等啊，盼啊，盼着儿子早点回来。年根里事情多，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备年货，她的老伴儿有病，她家自然比别人家忙。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每天都到村口瞭望一会儿，一天不落。但直到现在，还是没看到儿子的身影。

    昨夜又下起了大雪。她知道，儿子今天要是再回不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是阻在了路上，还是部队突然有了任务?先前，儿子写信告诉过她，军令如山倒，一旦有命令，任何个人的事情都必须放下。但她依然满怀希望，在她看来，这么太平的世道怎么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呢?肯定是被阻在了路上，这该死的大雪!

    今天吃过早饭，她把大年夜要吃的肉炖上，又吩咐女儿剁饺子馅儿，然后就冒着大雪到村口去瞭望。

    雪不停地下，风使劲地吼。她的脚早已冻得麻木，不停地跺地驱寒。跺着跺着，脚下成了一对儿冰砣窝子，但她决不挪开地方，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等到儿子回来。

    “娘，回家吃饭吧!”

    她以为是儿子在唤她。回头一看，却是女儿。她才意识到已过了中午。

    吃过午饭，她又来到村口。洁白的雪路上，又留下她一串深深的脚印。而那脚印很快就像先前的脚印一样，被大雪盖得无影无踪了。

    来到村口，搜寻到自己踏过的雪窝子。雪窝子已被大雪盖住，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痕迹。她依然站在那对雪窝子上，生怕不能连续似的。她坚信站在老地方等，肯定能等到儿子。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什么也没等到。

    又过了两个小时，她仍然什么也没等到!

    天渐渐黑下来，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鞭炮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她才失望地对来唤她回家吃饭的女儿喃喃地说，你哥今年可能回不来了。

晚上，她还不死心。老伴儿和孩子们都睡了，她还坐在炕沿上，等着儿子回家。直到凌晨，鞭炮声再次响起。她才自言自语地说：“看来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大年初一的清晨，一家人正要开始吃饺子，一封信送到她的手里。是儿子写来的!

    爹，娘：儿不孝，让你们失望了。儿原本要回家过年，但临行前突然接到命令，我们驻地附近发生特大雪灾，积雪超过30厘米，灾区牧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上级命令我们马上赶往灾区救灾。时间紧急，不能多写，请爹娘安心过年，不要牵挂我。

儿拜上

1988年1月5日

    随信寄上我新近照的照片，就先让它陪爹娘过年吧。

她拿起照片认真端详：穿着厚厚棉军装的儿子戴着像雷锋那样的帽子，双手端着枪笔直地站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脚下是厚厚的积雪，身后是碧蓝的天空和皑皑的雪山。

    眼泪一下子就溢满她的眼眶……

他把儿子的照片装进相框，端正地放在桌子的一边，又在照片后面放上凳子，然后含泪笑着说：“儿啊，过年了，吃饺子吧!……”

金大力

汪曾祺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是个瓦匠头儿，是个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分钱的好处。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洒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虽不高，这些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呢，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这我就知足。”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选自《汪增祺作品集》，有删改）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谎 言

相裕亭

    盐河北岸，有一小村，依河而居。几十户人家，却散落在一条两里多长的古河套里。远看，乌蒙蒙一片，恰如零零散散的旧船被遗弃到河岸边。走到跟前，透过河堤上茂密的竹柳，才可辨出一家一户错落有致的小院及房屋间的石巷黛瓦。

    此村，名曰犯庄。乍一听，此处是出土匪、罪犯的地方。其实不然。

    日伪时期，那里曾上演过一场貌似影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有两个偷偷摸进村里的小鬼子，被村里的男人打死，扔到村外的芦苇荡里。驻扎在盐河口的小鬼子追查下来，把全村的成年男子集中到盐河边的小码头上，架起机枪，限定时间，逼他们交出“凶犯”。否则，将统统杀死。

    关键时刻，村里的陈铁匠站了出来。陈铁匠说，小鬼子是他杀死的。

    日本兵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队长，看到陈铁匠站出来，嘲讽般地独自鼓起掌来。随后，那家伙满脸狐疑地走到陈铁匠跟前，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变换着指间的数字，问他：“你的，一个人，杀死他们两个？”

    陈铁匠脖子一挺，说：“是。”

    小鬼子“呦西”一声，随之，目光转向旁边陈铁匠的儿子，怒吼一声：“你的，不明白吗？”

    小鬼子不相信陈铁匠一个人，能杀死他们两个日本兵。当即，陈铁匠的儿子也被拉出队列。在处置了铁匠父子后，小鬼子们仍不肯罢休。他们把村里的男人押上河边巡逻舰。说是要带他们到“据点”内继续盘查。其实，是强征他们到山东招远金矿做劳役。

    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写信回来。

    小村里，许多妇人听说那户人家有信来，都纷纷跑去看。信中提到几户人家的男人，在半道上逃跑，或是在开采金矿时不守纪律，被日本人给杀了。那几户死去男人的人家，先是有妇人滚在床上或地上哭。随之，就有人帮着焚烧火纸。另有妇人们帮着收拾庭院，支起灵棚，支起锅灶，办一桌酒菜，来祭奠那家死去的男人。此时，陈铁匠家的女人，一定会在这些妇人当中。因为，当初她家男人与儿子被日本人杀死后，村里的妇人们，就是这样帮她的。

    但是，此番铁匠家的女人，在帮衬那户家人料理后事时，如坐针毡！她从那户人家的哭声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人家的冤屈与愤懑。

    “死鬼呀，你死得好冤！你跟着人家白白送死呀。”

    盐河边的女人，哭亡夫时，都是那样称其“死鬼”。人家哭她家的死鬼死得冤，白白地跟着去送死！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家男人是不该那样死的。究其原因，自然就落到铁匠父子的头上了。整个村庄的男人被日本人掠去做劳役，都与她家的男人打死鬼子有关。所以，铁匠家的女人在那户人家做事时，半天不说一句话。

    村子里的女人，表面上看不出她们是怎样恨铁匠家的男人和女人。但是，那些女人的心里，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怨恨铁匠父子招惹祸端，给大家带来麻烦。以至于，性格刻薄的女人，在街面上与铁匠家的女人走个对面，都不搭理她。这样一来，村子里再传来哪家男人死去的噩耗，她干脆缩在家里，不想去做帮手了。再后来，她悄无声息地带着孩子隐居娘家。

    解放后，陈铁匠的后人想为他们因打死鬼子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先祖树碑立传。他们找到盐区地方政府。编写盐区地方志的同志告诉他们，当年死在芦苇荡里的那两个“鬼子”，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两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盐工，并不是真的日本兵。他们之所以要自编自导那样一场惨剧，是为了向金矿输送劳工。

    这就是说，铁匠父子打死鬼子之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过，地方政府还是追认陈铁匠父子为革命烈士。为了一村村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不是烈士，又是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