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索

阿城

    一个钟头之前就听到这隐隐闷雷，初不在意。雷总不停，才渐渐生疑，懒懒问了一句。领队也只懒懒说是怒江，要过溜索了。不由捏紧了心，准备一睹纵贯滇西的怒江，却不料转出山口，依然是闷闷的雷。见前边牛死也不肯再走，心下大惑，就下马向前。行到岸边，抽一口气，腿子抖起来，如牛一般，不敢再往前动半步。

    万丈绝壁垂直而下，驮队原来就在这壁顶上。怒江自西北天际亮亮而来，深远似涓涓细流，隐隐喧声腾上来，一派森气。俯望那江，蓦地心中一颤，再不敢向下看。

    领队稳稳坐在马上，笑一笑。那马平时并不觉得雄壮，此时却静立如伟人，晃一晃头，鬃飘起来。牛铃如击在心上，一步一响，驮队向横在峡上的一根索子颤颤移去。那索似有千钧之力，扯住两岸石壁，谁也动弹不得。

    领队下马，走到索前，举手敲一敲那索，索一动不动。领队瞟一眼汉子们，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站起来，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脚一用力，飞身离岸，嗖地一下小过去，却发现他腰上还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峡谷。一只大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在风中抖。再看时，瘦小汉子已到索子向上弯的地方，悄没声地反着倒手拔索，横在索下的绳也一抖一抖地长出去。

    大家正睁眼望，对岸一个黑点早停在壁上。不一刻，一个长音飘过来，绳子抖了几抖。三条汉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一个一个小过去。领队哑声问道：“可还歇？”余下的汉子漫声应道：“不消。”纷纷走到牛队里卸驮子。

    牛早卧在地下，两眼哀哀地慢慢眨。两个汉子拽起一条牛，骂着赶到索头。那牛软下去，淌出两滴泪，大眼失了神，皮肉开始抖。汉子们缚了它的四蹄，挂在角框上，又将绳扣住框，发一声喊，猛力一推。牛嘴咧开，叫不出声，皮肉抖得模糊一层，屎尿尽数撒泄。过了索子一多半，那边的汉子用力飞快地收绳，牛倒垂着，升到对岸。这边的牛哀哀地叫着，汉子们并不理会，仍一头一头推过去。之后是运驮子，就玩一般了。这边的汉子也一个接一个飞身小过去。

    我战战兢兢跨上角框，领队吼一声：“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猛一送，只觉耳边生风，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自觉慢了一下，急忙伸手在索上向身后拔去。这索由十几股竹皮扭绞而成，磨得赛刀。手划出血来，黏黏的反倒抓得紧。手一松开，撕得钻心一疼，不及多想，赶紧倒上去抓住。猛然耳边有人笑：“莫抓住不撒手，看脚底板！”方才觉出已到索头。慎慎地下来，腿子抖得站不住，脚倒像生下来第一遭知道世界上还有土地，亲亲热热跺几下。

    猛听得空中一声唿哨，尖得直入脑髓。回身却见领队早已飞到索头，抽身跃下，走到汉子们跟前。

    牛终于又上了驮，铃铛朗郎响着，似是急急地要离开这里。上得马上，才觉出一身黏汗，风吹得身子抖起来。顺风出一口长气，又觉出闷雷原来一直响着。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改)

香    伯

    香伯住在一幢很旧的老屋里。屋子坐落于一条很瘦的老街上。这间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火把”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老屋虽老可一点也不寂寞哪！

    到老屋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的那一层，还调皮的粘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饼馅的麦芽糖，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黏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人，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因”地唤他作“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叶生根。香伯，就像是现实生活里的许许多多小人物一般，慢慢地从我生活的画面淡出，淡出了。长大以后，姻缘那一条美丽的线却把我和故乡人紧紧地系在一起。婆家在怡保，自此以后回返怡保省亲，便成了常年事务。

    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给我，说：“你尝尝，特地定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呢，一面做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呈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大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块；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黏牙……

    我那份意愿，死亡了的记忆，立刻“霍”的一声复活了。

     “做饼的人可是香伯？” 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的窝在老屋里烤饼。烤好的饼放在铁皮饼干桶内，每桶10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预定，香伯屋里放了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订购者的姓名和订购的数量，凡是不曾预先订购而冒冒然地摸上门去的，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也将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凡人皆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领回的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以确保香饼的新鲜度。

    有时，他心血潮还会“微服出游”，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机械死板板、硬邦邦，做出的饼干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有人见他孑然一身，劝他寻个伴。他倒是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少年做徒弟，三个人“生死与共”地窝在老屋里做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香伯“原装货”的，却傻傻的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的，便闻到了烤饼的香味。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通过了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的照了进，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于内心的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是这枚行将腐化的柿子在这所光线暗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人世的形态》）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杰克·伦敦

    卡鲁塞尔斯小姐简直是美得惊人，她迷住了周围的每一个男人。她又是一个骄傲的女人。种族的骄傲，门第的骄傲，性别的骄傲，权利的骄傲——她都占全了，这是一种又奇怪、又任性、又可怕的骄傲。

    在科伦坡的一天早上，在甲板的天蓬下面，卡鲁赛尔斯小姐召来船长本特利，叫那群给游客表演泅水的当地小孩都到上层甲板上来比赛。她把我们的零钱全收罗过去，亲自把它们一个一个或者一把一把地扔下海，并且规定捞不着的要挨骂，捞得巧妙的会得到额外赏赐。

    有个小家伙最出色，他对天鹅入水式非常在行，我从没见过比他跳得更美的人。这个孩子一次次地这样跳，我们都很喜欢看，特别是卡鲁赛尔斯小姐。他至多不过十二三岁，是一个美丽的孩子，好像一个身体柔软的少年神仙的青铜塑像，几乎全身都射出了生命的光辉。他的皮肤闪烁着生命，眼睛里充满了炽热的生命，我几乎听到了生命从他身体里爆裂的声音。一瞧见他，就像闻到一股臭氧的气味——他就是这样新鲜，这样身体健康、精神焕发，这样粗野奔放。

    突然这些孩子拼命奔向舷门，用他们最快的姿势游水，乱糟糟地、手脚不停地打得水花四溅，脸上充满了恐怖，一蹿一跳地爬出水面。

    “怎么回事？”卡鲁赛尔斯小姐问道。

    “大概是鲨鱼。”船长本特利回答道。

    “他们怕鲨鱼吗？”她问道。

    “难道你不怕吗？”他反问道。

    她耸耸肩膀，噘了一下嘴。“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敢到可能有鲨鱼的地方去冒险，”她说完又耸了下肩，“它们太可怕了！”

    这时，那些小孩全走上了甲板，表演结束了，船长本特利就叫他们下船。可是，她拦住了他，“等一会儿，船长。我一向听说这儿的土人不怕鲨鱼。”

    她把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喊到身边，要他再跳水。他摇摇头，那群孩子笑了起来，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

    “有鲨鱼。”他指着水面说。

    “不，”她说，“没有鲨鱼。”    

    可是，他肯定地点着头，站在他后面的那些小孩子也同样肯定地点着头。

    “没有，没有，没有。”她叫道。接着她就对我们说，“谁愿意借给我半个克朗和一个金镑？”

    我们立刻掏出了许多克朗和金镑，她从邓尼森手里接过了两个硬币。

    她举起那个半克朗给孩子们瞧。可是谁也没有准备跳下去。她把这个半克朗扔下了海。他们望着这个银币飞下去，脸上都带着惋惜渴望的神气，不过谁也没有跟着一块下去。

    “千万别用那个金镑来引诱他们。”邓尼森低声对她说。

    她一点也不理睬，反而用这个金币在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子眼前晃来晃去。

    “不能这样。”船长本特利说道。可是她却笑了起来，仍然引诱着那个孩子。

    “别引诱他。”邓尼森坚决地劝她。“这对于他是一笔大钱，他可能跳下去的。”    

    她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孩子，又把那枚金镑举到他眼前。接着，她做了一个要扔出去的样子，这时，那个孩子好像不由自主似地向栏杆跑去，可是伙伴们的大声责备又把他拦住了，他们的声音还带着愤怒。

    “我知道你不过是在逗着玩，”邓尼森说道，“你愿意怎么逗他就怎么逗他好了，不过，看在老天面上，千万别扔出去。”

    话音未落，那个金币一下就从天篷的影子下飞到了耀眼的太阳光里，在半空中划了一道亮晶晶的弧形。大家还没来得及把那个小孩抓住，他就翻过了栏杆，非常美妙地弯着身体随着那个钱下去了。两个同时都在半空里，很好看。金镑破水而入，那个小孩子也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几乎连声音都没有地钻到水里。

    水很清，从上面望下去，什么都清清楚楚。那条鲨鱼很大，一下子就把那孩子咬成了两半。

    第一个开口的是卡鲁塞尔斯小姐。她的脸白得跟死人一样。

    “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一面说，一面发出一种短促的、神经质的笑声。

    她的全部骄傲都在勉力使她能克制自己。她有气无力地瞧着邓尼森，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可怕的难过神色，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着。

    “邓尼森先生，”她说道，“你愿意扶我下去吗？”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凝神注视的方向，他连眼皮也没有动一动。船上一片沉默。

    她转过身子，打算镇静地走下甲板。走了不过二十尺，她就摇晃起来，用手扶着墙以免栽倒。后来，她就这样走下去，用手扶着舱板，慢腾腾地走开了。

（节选自《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杰克·伦敦》，人民文学出版社）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牟定的铁匠

于坚

    云南楚雄州的牟定县有一个村子，从前是个铁匠村。最兴旺的时候，全村有70多家人打铁，一边打铁，一边眺望稻田。这些铁匠铺，就像金黄地毯边缘的火炬，很美。大地那边越是丰收，铁匠们的炉子越是热烈。这些铁匠铺，打造的是农具，镰刀、犁头之类，如今还剩着七八家。打铁已经不用大锤，用的是被工厂淘汰的小型汽锤，这汽锤的声音听起来不烦，像某种低调的鼓，徒劳地召唤田野回来。

    詹铁匠正在打铁，咬紧牙关，火光舔着他的脸颊。铁匠一只脚踩着汽锤刹，钳子上夹着一块通红的铁泥，揉面似的翻着，得心应手。他妻子为他当帮手，将炉子里烧红的铁块用一个长铁夹子夹给他，像是速食物似的。与英国画家约瑟夫·莱特18世纪中叶画的那些铁匠作坊类似。看得出他们心心相印，相依为命，相得益彰。铁匠长得就是那种铁匠的样子，脸庞宽阔，浓眉大眼。女人是铁匠的女人，俊俏而坚毅。铁匠意味着一种天然的男子气概，他们总是能找到好女人，就像那些荒野上的牛仔、骑手一样。他俩在炉子前面，时而鲜明，时而幽暗，就像是一对行将就义的烈士，毁灭他们生计的势力已经不远了。

    铁匠就像真理的一种隐喻 ， 或者说真理具有一种铁匠般的斩钉截铁的气质。来自黑暗的碳和铁，燃烧产生的光辉，锻造之舞，斩钉截铁地成形……这一切都隐喻着真理的质地。真理不是概念，而是行动，材料的品质（坚硬、锋利等）被召唤、去蔽的过程，朝向田野和劳动敞开。福柯在讲到真理的时候曾经说：“直言意味着‘坦诚’，即一个人自由地、勇敢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铁匠不仅仅是生计，它也是乡村世界暗藏的哲学，构建着乡村世界的真理。一把镰刀，要求的就是“直言者对所言说的真理做出个人承诺，并且通过这一真理确定自己的身份”。炉子、大锤、铁砧就在大地上，大地这位伟大的执法者直接检验产品的真伪，铁匠要直接对大地负责，他必须像大地一样诚实。“修辞立其诚”。詹铁匠每件产品都要打上一个标记“一”，他对这个“一”负责，就像真理，说一不二。

    铁匠不仅是一个生计，也是一种美学、生生之谓易，花开，鸟鸣，生生的事都是美的。美也是时间的结果，古老的事物无一不美，就是那些在它的时代里生着的庸常事物，经过时间陶冶，也会归于美。美不是既定的模式，而是时间的悠久魅力。没有世代相传的事因为不生生，不美。未来这种事，也许会更美，但不关我们这些人的事，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来说，美永远在过去。铁匠、农夫、渔夫、樵夫、裁缝、纺织娘……就像大地一样，曾经是古典文学的主角。现代主义很实用，但是不美，或者美得很勉强，很做作，很霸道。不美的实用令生命无聊。人类最终得适应一个没有铁匠及其派生的一系列的词组、诗歌、艺术、手艺的世界，这就是现代。但是，这种适应也许没有那么容易。

    从前，詹铁匠在自家的炉子前打铁的时候，时常会看见那些农夫在大地上弯着腰。他不知道让·弗朗索瓦·米勒画过这场景，牟定县的米勒还没有来得及诞生。他见我有相机，就翻出一块塑料布，与他妻子一人扯着一头展开，上面印着他的广告：传统手工艺，远销省内外，专门打造各种农具、刀具，一字号。上面还有他的手机号码。他让我多拍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

（有删改）

亮丽家园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花园宫的一切是如此的完美无瑕，每座房子的表情都骄傲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新盖的 大房子中间，经常还能看见另一种屋子，那就是老城区像富勒顿太太家那样的老房子。这 些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阴沉沉的，被围困着，显示出岁月长短不同的沉积。它们的无序和突 兀、不协调的屋顶角度和斜坡，透露出某种近似原始的气息，与这些街道格格不入。

    一群邻居家的女人坐在起居室里，还有一些男人也在。玛丽知道她们在说富勒顿太太 的房子。她绝望地看着窗户外头，或者盯着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漂亮的解释中 止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

    “要是我住她隔壁，”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显然在期待随后的笑声，“我把孩子带 过去，让他们带上火柴。”

    伊迪斯道：“亲爱的，你在开玩笑，我却努力做了点什么，我给市政厅打过电话了。 我说，他们至少可以让她刷刷墙，或者把那些棚屋推掉一些。”

    “还有那些鸡。”贾妮·英奇说，“我的天哪，那个味道。我知道我们住在边远地区， 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隔壁就是家畜棚。”

    “住街对面可比住隔壁更糟糕。我都纳闷，我们干吗费半天劲要景观窗。”另一个女 人说。

    史蒂夫竟然说：“按规定市政厅得给我们修条路，她的房子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我们现在让市政厅通路，这样，她就得走。这是法律。”愉快的笑声响起来。

    玛丽开口之前，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哆哆嗦嗦。“不过，你们想没想过，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我们大部分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她拼命地想找一些别的话，比现在这些话更有力、更理智的话，但她就是找不到一句。

    他们的话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棚屋。扎眼。肮脏。私有产权。价格。

    “她的时代已经走了。”卡尔说，“不管你明白不明白，这栋房子压低了这条街每一座房子的价格。我做这行，我知道。”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进来。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蔓延，在他们的声音中散发，如同一股狂热的洪流席卷了他们。

    “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每一个人了。”史蒂夫说，“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道路申请书开始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

    玛丽跪在地板上，和丹尼的拉链斗争了半天，然后站了起来，穿上外套，理了理头发，戴上手套，随即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到什么能做的了，于是走向餐厅的桌子，那是通 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了她。

    “我不能签字。”她回答。她的脸刷地红了，声音战栗。“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们没有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呀。”

    “哦，我，我不在乎。”想象之中，每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声音洪亮，而周围的人被你惊醒，感到羞愧不安。但，在真实生活里却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自己变成大家下次一起喝咖啡时的笑料。

    “大家不是为了好玩才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得为社 区着想。”

    “没错。”玛丽回答道。但是，她把双手塞进了外衣口袋，她突然想到了，他们是对 的，为了他们自己，这都是他们必须做的。玛丽带上丹尼，走出了门。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进口袋里，保留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以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