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 、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 ，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交流主要是对话，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大部分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有理，必须进入更高层次：推理和论证。

    到了孟子那里，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另一方面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弈秋诲人”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比孔子进了一步。用寓言与、做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的发展。但类比推理和比喻一样，只是在某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面的，故类比推理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孟子对于与自己论点不符合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用“他说圆己说”，这就是把正例和反例、论证和驳论结合起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这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的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说”在最开始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虽不像“论”那样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具有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其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是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其二：不是单层次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而“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上显然比“说”要复杂的多。“论”是直接推理，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全面资源，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加以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来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过秦论》《六国论》就是这样的典范。

（选自孙绍振《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有删改）

    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②与西方古希腊文明起源相比，东方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5000多年前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权利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西周时期的敬天、孝祖、保民这些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石，也是探索中国儒学来源的重要方面。古人称此为“天人之际”，即把握天道与人道这个主题，强调二者的协调和谐，突出“人”的地位、责任与社会化的特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等问题。儒学最早提出君子“人格”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以及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疾等美德，这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对儒学的研究，可称之为“人学”。我个人也持此观点。

    ③就儒学来说，孔子首先强调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当“道”与个人生命相冲突，君子应牺牲个人，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就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理想，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④这种使命感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被称为“正气”“操守”。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之气”，这是集合了正义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君子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战国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称此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总之，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德操：道德是第一位的。

    ⑤在孔子看来，人对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情操是要靠后天学习，并加以培养。所以他特别关心教育。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是“教育”一词的创造者，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曾尝试整合地域文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书同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得以实现。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国家的统一称为重要的问题。统一要有理论支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其中“大一统”思想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确立儒学在诸子学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当中国历史到东汉元帝时，即公元100年左右，儒学以“三纲五常”为主线，展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个时期的儒学已不完全同于春秋末期孔子关于儒学的论述。

（选自张岂之《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