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极为崇尚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较为通速，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他还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他先后任杨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等书院主讲，精心培养了梅曾亮、姚莹等一大批弟子，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桐城家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等。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槲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

﹣﹣摘编自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论述》

      传统社会治理结构      宗羲设想的社会治理结构

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