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提出，采取“一边倒”是中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寻找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伙伴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有些学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以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必然胜利的思想理论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国际政治立场就是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摘自董振瑞《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边倒”的总特征下，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新中国坚定地实践着“一边倒”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政策使新中国获得发展机会，但也造成外交上的不平衡。这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朝鲜战争结束后，多种因素促成“一边倒”外交战略不断弱化，为新中国执行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

——摘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中国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古代未形成清晰完整的海权意识。清朝前期，被誉为“认识海疆形势第一人”的将军施琅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康熙帝囿于满汉大防，未有效关注。雍正帝一改明代弃守沿海岛屿政策，建立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坚持海防重于通商的指导思想，将与西洋贸易由四口减为一口。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萌发建立外海水军的近代国防思想。1907年，日本人侵入我国东沙岛，在中国方面据理抗争交涉下，最终收回了东沙岛，在收的同时，清政府“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并制定了开发和经营的办法。

——摘编自王秀英《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相对于“海权”，海防一词更符合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传统海防观相比，现代海防的内涵也更丰富，海防职能、范围、难度，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密切。建国之初，无论是肃清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残军，还是解放海南岛、收复台湾都需要加快海军建设，更新舰艇装备。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国战略中心转向朝鲜半岛，1953年，按中苏协定，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共137艘，并迅速具备了自行装配制造海军舰艇的工业能力。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问题。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改编自刘征鲁《毛泽东心系海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