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駐英大使顾维钓，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关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属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受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カ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回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漸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进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致区基本法》

材料一  《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间的历史，也叙述了汉朝周边各民族如朝鲜、匈奴和中亚、南亚各地的史实。全书以编年叙事的帝王“本纪”为纲，以人物“列传”为主体，被称为“纪传体”，成为后来历代官修史书的正宗。司马迁以儒家的历史观为宗旨，在前代深厚的历史学积淀基础上，坚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原则，常常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甚至疑惑。《史记》充分利用各类先秦文献、汉朝政事档案等，客观、如实地叙述史实，并佐以司马迁的游历见闻及民间传说，力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简史》展现了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简史》讲清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最终找到正确道路，从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讲清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讲清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找到、坚持并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讲清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历史。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邵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