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尚儒学，是儒学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地道学与词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

——摘：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二：宣圣谕。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六事乃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曲尽做人的道理，件件当遵守。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愿我一族长幼会集祠（堂）中，敬听宣读，悉心向善，皆作好人，有过即改，共为盛世良民，贻子孙无穷福泽。

——（明）《虎墩崔氏族谱·族约》

材料一：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义）也。”“夫仁谊（同义）礼知（同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佛祖统纪》卷48

材料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五：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那些经济上有实力的商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出现了精神上的反叛。……李贽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他的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民主意识”，从而为他的“民本意识”突破儒家“民本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从李贽生存的地理环境来看，当时李贽生活在比较繁华的贸易港口泉州，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一窗口传播进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影响下，李贽的思想更具反叛精神，富有战斗性。

——肖国华《李贽的儒家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