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这个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选自《巴金文集》）

后生可畏

    “哦！爸爸认输了，爸爸认输了！”随着弟弟的叫喊声，响起了爸爸爽朗的笑声：“是啊，我认输了，认输了。”爸爸一边摸着弟弟的小脑袋，一边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我看着弟弟那高兴的样子，脸上也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我家里，爸爸是权威，说起话来疾言厉色。妈妈也要让他三分。不过，爸爸对我们很好，虽然有时也教训我们几句，但我和弟弟知道，那是为我们好。

    这天，爸爸刚送走客人，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在吃饭桌上就教训起我们来：“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不说话，还怕把你们当成哑巴？”弟弟受了顿训，虽然很委屈，张一张嘴便不知怎么说，只好向我投来求援的眼光。我会意了，忙说：“小孩子插嘴有什么不好？你这种做法有点‘家长制’作风。”正当爸爸吐完一根鱼刺要反驳时，我又紧接着抛出两个有力的理由：“您知道美国的旧金山公立学校吧。他们有一份推荐智力超常儿童的行为表，其中第二十一条就是‘在大人说话时经常插话’。爸爸，您对这一条怎么理解呢？”不等爸爸回答，我又接着“放炮”：“我国唐朝有个太守阎伯屿重修膝王阁，想请人作序。但是在场名人不敢放肆，都一一谦虚地谢绝了。只有王勃这个年仅14岁，乳臭未干的孩子，年少气盛，一口答应。结果呢，他写出的《滕王阁序》名垂千古。爸爸，您对这件事又怎么看呢？”

    谁知我这两个理由竟把爸爸“镇”住了，还是妈妈替他解了围。爸爸感慨地对妈妈说：“是呀！孩子对问题认识得这样深刻，真是后生可畏啊！”说完，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弟弟也仰起小脸望着我。看着弟弟那天真的小脸，我脸上浮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

第一次抱母亲

    母亲病了，住在医院里。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守护。轮到我的那天，护士进来换床单，让母亲起来。母亲病得不轻，转身下床都很吃力。我赶紧说：“妈，你别动，我来抱你。”我左手托住母亲的脖子，右手托住她的腿弯，使劲一抱，没想到母亲轻轻的，我用力过猛，差点仰面摔倒。护士在后面扶了我一把，责怪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我说：“我没想到我妈这么轻。”护士问：“你以为你妈有多重？”我说：“我以为我妈有100多斤。”母亲说：“我这一生，最重的时候只有89斤。”

    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护士说：“亏你和你妈生活了几十年，眼力这么差。”我说：“如果你跟我妈生活几十年，你也会看不准的。”护士问：“为什么？”我说：“在我记忆中，母亲总是手里拉着我，背上背着妹妹，肩上再挑100多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我们长大。我们长大后，可以干活了，但凡有重担，母亲总是叫我们放下，让她来挑。我一直以为母亲力大无穷，没想到她是用80多斤的身体，去承受那么重的担子。”

    我愧疚地望着母亲那瘦小的脸。护士也动情地说：“大妈，你真了不起。”母亲笑了笑说：“提那些事干什么？哪个母亲不是这样过来的？”护士把旧床单拿走，铺上新床单，又很小心地把边边角角拉平，然后回头吩咐我：“把大妈放上去吧，轻一点。”

    我突发奇想地说：“妈，你把我从小抱到大，我还没有好好抱过你一回呢。让我抱你入睡吧。”母亲说：“快把我放下，别让人笑话。”护士说：“大妈，你就让他抱一回吧。”母亲这才没有作声。

    我坐在床沿上，把母亲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母亲无数次抱我那样。为了让母亲容易入睡，我将她轻轻地摇动。护士不忍离去，静静地站在边上看着。母亲终于闭上眼睛。我以为母亲睡着了，准备把她放到床上去。可是，我忽然看见，有两行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流下来……

与其恨，不如爱

    地处瓦拉纳西东部的瓦拉纳西火车站，一直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乡村小站，每天只有三四辆列车从此经过。而在1968年9月24日这一天，这个小站却一夜成名，令整个印度为之震惊。

    瓦拉纳西的“成名”源于一场惨烈的车祸。这天傍晚时分，一列火车缓缓驶来，即将进站。但就在这一刻，司机发现，指挥行车的信号机架上爬满了蜜蜂。为了看清显示的信号，司机便探身窗外，仔细观望。不料他刚睁大眼睛，一只蜜蜂突然飞了过来，盘旋几圈后落在了他的脸上。

    可恶！也许当时司机心情很不爽，一边咒骂一边挥起了巴掌。

    这绝对是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

    司机毫不费力地拍死了蜜蜂。然而，不等死去的蜜蜂落地，司机已惊得目瞪口呆：只见成千上万的蜜蜂黑压压地扑来，争先恐后地飞进机车，疯狂地刺他的脸、脖子和手臂。顷刻间，他裸露在外的皮肤上爬满了复仇的蜜蜂。

    司机疼痛难忍，视线也一片模糊。好在失去意识前，他拼命拉下了刹车杆。但强大的惯性依然驱动列车闯入车站，撞上了停在同一条轨道上的列车。灾难就此发生，5节车厢倾覆，300多人非死即伤。

    惨剧发生后，印度铁路部门马上组织专家，赶赴现场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是那只被司机拍死的蜜蜂惹的祸。这种蜜蜂死亡时会发出一种具有特殊气味的激素信息，附近的蜜蜂接到信息，便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战队”，以最快的速度发动猛攻。

    得出结论不重要，重要的是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为此，铁路部门开始向社会征集有效的补救措施。有人提出，将瓦拉纳西周边的树全部砍掉，清理出隔离带；也有人建议，调集大批消防人员，喷洒农药，剿灭蜜蜂，捣毁沿线树丛里的所有蜂巢，永绝后患……这些方案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还不一定能收到预期效果。论来论去，相关部门始终没有敲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件事慢慢地被搁置下来。

    就在瓦拉纳西事件发生的第四年，一个小男孩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每年春天，小男孩都会背一书包花籽，撒种在距离瓦拉纳西小站铁路线百米远处。每年夏天，花开缤纷，清香扑鼻，成群结队的蜂蝶都被吸引过去了，连蜂巢也搬到了那里。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当年那个司机探出头观望的地方，小男孩还竖起了一块警示牌：“嗨，不要打它。”

    过往的司机都清楚，它，指的是蜜蜂。

    小男孩说，蜜蜂只有在感觉受到威胁时才会攻击“敌人”。我们给它花蜜，爱护它，做它的朋友，它就不会攻击我们。小男孩还说，他的父亲也在那场车祸中遇难，永远离开了他。

    与其剿杀，不如呵护；与其恨，不如爱。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在很多时候，却往往被我们忽视。

回自己的祖国去

    在美国阿尔巴城的一座优雅别致的洋房前，一辆小汽车停了下来。华罗庚下了车，疾步走进客厅，冲着他的妻子喊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什么？”他的妻子惊喜地叫了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华罗庚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这一天总算盼到了！”

    妻子快步迎上前去，接过报纸，心情激动地边看边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  华罗庚斩钉截铁地说  回去  回自己的祖国去 

    “那房子呢？”

    “原封不动！”

    “汽车……”

    “借给别人。”∥

    1950年初春的一天，华罗庚夫妇领着三个孩子来到旧金山海湾。一些美国朋友赶到码头为他们送行。有位美国教授紧紧握住华罗庚的手，说：“先生，您真的要走？”

    “嗯，回自己的祖国去！”

    “您学识渊博，令人敬佩。如果把这一切抛到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去，难道不觉得遗憾吗？”

    “不！把学识献给自己的祖国，永远不会遗憾。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祖国尽力！”

华罗庚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快步登上船舷，和家人一起迎着海面的春风，向送行的人们招手：“再见吧，朋友！”

开在记忆深处的花

    记忆，好比一口深邃的井，我们所经历的绝大多数人和事，都被淹没了、遗忘了，而能让我们记住的，只有那些开在记忆深处的花。

    小学时，我在加拿大生活学习过两年，经历过很多新鲜事，见过很多有趣的人，但一次买鱼的经历，令我至今难忘。

    那是一个星期日，妈妈带我去一家新开张的宠物店买鱼。水族箱里养着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鱼让人眼花缭乱。左挑右选，我看中了一种非常漂亮但价格不菲的鱼，一条就需要20加元。

    工作人员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大哥哥，典型的西方人的模样：一头很短的黄发，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一个尖尖的鼻子，一张总往上翘的嘴，这张脸充满了友善。

    我指着那条漂亮的鱼说：“麻烦你给我捞一条。”

    让我意外的是，他问了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你养鱼的缸大吗？”

    我疑惑地说：“不大，比较小。”我一边比划鱼缸的大小，一边说。“抱歉，我不能把这条鱼卖给你，你的鱼缸太小，会把鱼养死的，我帮你另外选一种吧。”他笑着说。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卖东西只要把东西推销出去，才不会管其他的，甚至为了牟利，专门推销那些价格昂贵的东西。

    我满脸疑惑，妈妈认为，可能是这种鱼不好养，鱼缸小容易死，怕我们找上门来，他才不愿意卖给我们。

    于是我说：“放心吧，如果养死了，我们不怨你。”

    “这种鱼本来能活40多年，现在它还是一个婴儿，但它对生活空间要求比较高，如果鱼缸太小，很容易死的！难道你忍心看一条本来能活40多岁的鱼，在婴儿期就死掉吗？”

    没有唯利是图，也没有高深的理论，有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对生命自然而原始的尊重。我被他的话深深震撼了，我觉得自己无比渺小。最后，在他的建议下，我选了很好养却最便宜的一种鱼：斗鱼。一种计划可以在一个茶杯里生活的漂亮的鱼，价钱仅需3加元。

    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所养的一切动物有了另外一份关怀：尊重每一个生命，而不仅仅是让它们吃饱喝足。

    开在记忆深处的花，历久弥新，永远艳丽、清晰，吸引着我，指引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