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宵

张楚

她刚搬到麻湾时，随行只有一只白鹅。她是王静生的远房姨妈，怎么想起要到乡下住上段时日，这才劳烦外甥在村西租了三间瓦房。

好事的村妇们，借串门的名义在炕沿上东拉西扯。可这老太太，安静得像一只猫，也不插嘴。问她儿女几个？她说，两儿一女。问她老伴是否健在？她说，去世二十多年了。闲妇们渐渐没了兴致，不如何来往。

那天从村西的土岗下过，见一孩子在前边跑，一帮孩子在身后追。那孩子蹽得比野兔子快，转眼就从她身边刮过，直刮到那岗上。那帮孩子呢，也就不再追，只在岗下骂个一通，才怏怏散去。老太太斜眼见那土岗上隐约探出个圆头，小心逡巡着岗下。见老太太望他，竟俯身捡起块土坷垃不偏不倚扔她额头上。老太太摸了摸额头，朝那岗上望去，孩子就不见了。

午后，老太太喝了碗稀饭，猫进被窝，看电视。过堂屋传来电饭锅被揭开的滋啦声，饭菜入嗓猛然吞咽的咕咚声……她蹑手蹑脚踱到庭院，见岗上那个孩子在往外翻墙。老太太默然看了片刻回了房。

翌日出门，买了冷鲜肉，切姜剥蒜，配了红椒、桂圆、八角、茴香，用高压锅将肉焖了。肉香四处散了开去，老太太眯眼打起盹儿来。等睁开眼，天已大黑，去过堂屋看炖的肉，明显是吃剩的。老太太竟有些隐隐的得意，方沉沉睡去。

次日早起，坐到屋檐下晒太阳，晒着晒着有些恶心，吞了几粒药片，倒头睡起来。醒来时太阳已爬上屋檐，却发现老鹅没了。

这老鹅，跟了她十三年，从小区门口捡的。小小一团鹅黄，谁承想竞长成偌大一只呢？儿女们是极少来的，通常只有她和它。想说话了和它唠叨两句，生气了就踹它两脚，它不记仇，依旧影子似的随着她，腻着她。

老太太在院子四周搜寻一番，仍没得踪迹。猛然想起那孩子，心就咯噔了一下。

那晚，她早早在过堂屋候了。果不其然孩子来了。当他在灶台上翻寻时，她一把就攥了他胳膊，问道：“是不是把鹅偷走了？”孩子点点头。她想也没想就在他后脑勺儿扇了一巴掌。“是不是把鹅给吃了？”孩子又是点点头。顺势拎了把刷锅的炊具，捋起他衣袖就抽打起来。抽着抽着便瞧得他胳膊上全是银元大小的红斑，一圈连一圈，看得心里麻麻幽幽，索性撒了他，一屁股坐在灶台上，默默盯了他半晌，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孩子一愣，没有动，只嘟囔道：“我奶奶死了……我杀了它祭祀……”老太太不再搭理他，转身回了屋，和衣躺下。

一躺就是两天。再次睁开眼，屋里灯怎么就亮了。炕沿上摆着副碗筷，碗里尚冒着热气，是碗疙瘩汤。香油花浮着，白鸡蛋卧着。老太太心里热了下，吸溜起来。还好，病隔了一夜就痊愈了。

那天晚上，老太太喝完了汤．耳畔便传来谁家的收音机正在唱《春闺梦》，是张氏与丈夫王恢互诉衷肠那一场。听着听着，她不禁轻声唱将起来：

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肠断的人。

“咕咚”一声闷响，她才猛然梦醒，身子打个激灵，朝墙边看去，那孩子从墙头跌了下来。

“我……我……”男孩诺诺道，“我只是来瞧瞧，你的病好了没有。那天晚上，你的头比开水还热……”老太太领男孩进屋，给他热了排骨和米饭。

随后几日，男孩都过来共进晚餐。孩子通常只闷了头扒饭，很少动筷子搛菜。吃一阵偶然抬头，老太太便往他碗里搛一箸菜，孩子也搛了肉丁或腊肠，犹犹豫豫着往老太太碗里塞。老太太就笑。

当日晌午刚过，王静生就来了。王静生说，关于她跟孩子的事，他听别人说了。孩子爸妈、爷爷早死了，奶奶前几天也死了。孩子的病是父母遗传的艾滋病。那晚，老太太做好了饭菜，孩子却没来。

儿子第二天到了麻湾。老太太正在炕上收拾皮箱，儿子说：“哎，我真是白着急了，原来你已经准备回去了啊？这个礼拜日就是你寿日，香港的李老板做了你一辈子的戏迷，专门从香港飞来给你庆祝，光赞助费就掏二十万。饭店呢，就定在凯撒大酒店，省电视台要全程录像呢。”

老太太看他一眼，抽出皮箱拉杆，拍了拍儿子的肩，就朝土岗走去。儿子一见，蹙着眉喊：“妈！出租车在村东呢！”老太太大抵聋了，只顾弯着脊背拉着皮箱朝前走。儿子小跑着过去，在母亲身后边走边絮叨：“不瞒你说，赞助费说是二十万，其实给了五十万！不就听你唱两句《春闺梦》和《锁麟囊》?人家拿你当宝，傲气值几个钱呢？”

老太太径直走到了岗下，伸手擦了擦汗，将皮箱扔在土岗那厢，朝坡走去。这条坡不长，但是陡。老太太弯下腰身，晃晃悠悠往上爬，当眼前蓦然出现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时，她不禁抬起脖子瞅了瞅。当孩子的小手紧攥住她的掌心时，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气力，手脚在瞬间就热了起来。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确信双腿其实就踏在棉花般洁净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离天空和星辰近了半尺。

（有删改）

约克·伊万斯今夜值班

    在德国对英国狂轰滥炸的时候，人们很少有可能想起伊万斯，更不会在他那瘦削的胸膛上挂一枚奖章，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

    他绝不会在一次伴随着低沉的鼓声和嘶哑的喇叭声的殡仪中接受人们的致敬。事实上，人们很可能根本不会为他举行葬礼。

    战争打响之前，他没有做过任何足以使自己为人所知的事情。他在码头上干过活，那里尘土飞扬，对他的肺部都有影响。战争后期，为招募新兵进行的体格检查并不十分严格。尽管如此，由于视力差和其他缺陷，人们拒绝他入伍。

    然而，尽管他无声无息，他却具有英雄的品格。

    让我们继续讲伊万斯的故事吧。他死前成了一名防空民防人员。他接受了一年训练，学习如何戴防毒面具，如何让昏倒的妇女苏醒过来，怎样把行人引导到最近的防空洞等等。在训练中，他表现平常。

    这一天夜间，约克·伊万斯值班。过去一个月中，他几乎每夜都要值班，因为每夜都有空袭警报。

    那天夜间11时，他打电话给民防指挥中心，报告说他看到远处有一个亮光。伊万斯的长官听说是伊万斯，就漫不经心地说，那是有人抽雪茄烟，不过烟火太亮罢了。

    伊万斯守护在郊区某地一个公用电话间旁，敌人轰炸城区时，这里也挨过炸弹。当一枚大炸弹丢下来时，他没有来得及离开。

    这个炸弹没有爆炸，对此，伊万斯开始高兴。炸弹是带着撕裂人神经的尖叫声落到地面上的。过了一会儿，伊万斯想到他应当去看看这枚炸弹。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不是哑弹。在受训期间，他看过不少图片和图表，他知道，这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且是一枚大的。

    几分钟之后，他把这一切向上司作了报告。

    “炸弹在哪里？”上司问道。

    “在街心花园里，”伊万斯答道。

    上司命令说：“把无关的人赶走，把附近住宅里的人撤光，让行人不要靠近！”

    “是，先生！”伊万斯说。

    伊万斯遵照命令行事。在不到1小时内，他把附近几户人家撤走。在这以后，他坚守在岗位上疏导行人。

    早上7时以前，行人不多。在这以后，上班的工人和各种行人成群结队而至，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汽车。

    在连续遭到轰炸的地区，有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对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事情，反而非常好奇。

    突然，伊万斯发现他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事。这枚炸弹落在两条街的交叉口上，使四个方向的行人受到威胁。

    伊万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把炸弹后面100多码的地方用绳子拦了起来，然后，他把自己的岗位移到十字路口的中间。

    有数以百计的行人听到他说：“此处有定时炸弹，请走开，请走开。”他们走开了。

    从这里路过的人中有一位是附近圣公会教堂的神甫。这位神甫向记者提供了关于伊万斯生命最后一刻的最生动的情况。

    神甫说：“他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用手指炸弹在哪里，炸弹就在他身后的草坪上。很明显，他是了解这是多么危险的。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但是，从他的声音中人们听不到丝毫的颤抖。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场面：他吹哨子，呼喊着，要人们离开。从心理的角度看，他像中世纪的麻疯病人，这些人摇着铃，呼喊着‘避开我，避开我！’我要他用绳子把大街拦起来，然后自己撤离。但是，他却对我说：‘我的任务是留在这里。请走开罢，不要给别人树立坏榜样。’于是，我只得走开，到电话间打电话向有关方面求助。”

    9时10分，炸弹爆炸了，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伊万斯连尸骨也没有留下。

（摘自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罗伯特·凯塞）

虫嫂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新婚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地就笑。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尖，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我会。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可她不会编席。她是无梁村惟一不会编席的女人。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掺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却被老姑父否决了。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她说，没事。我皮实。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她生了一群“国”。她说是“国家”的“国”。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尔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去。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不是鬼。是人。

    是虫嫂。

（选自李佩甫《生命册》有删改）

药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① ， 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便出了门，走到街上。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白天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横肉的人只是嚷。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夏瑜^②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得了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节选自鲁迅的《药》，有删改）

【注】①洋钱：指银元。银元最初是从外国流入我国的，所以俗称洋钱；我国自清代后期开始自铸银元，但民间仍沿用这个旧称。②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秋瑾在徐锡麟被害后不久，也于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政府杀害。

家庭教师

琦君

    ①父亲过分疼爱我，自幼恨不得把我封在箱子里抚养，才五岁就特请一位老师教我认字块。稍稍长大，就读三字经、女四书、幼学琼林……直到十四岁，整十年的光阴，脑袋里尽是些不知所云的“之乎者也”在打转，黄金时代的童年，就被这位严厉的老师活生生的剥夺了。至今想起老师的尊容，尚未免心有余悸呢！

    ②老师四十左右年纪，秃头马脸，目光炯炯逼人，两排黄牙自出生以来从不洗刷，说是刷牙丧精神，非养身之道。因为老师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终日茹素以外，每月里还有六天斋期，过午不食，十二时以前赶着吃了三大碗饭，午后就不进任何点心食物了。到晚上他不免饿火中烧，肝阳上升。我这唯一的学生，就做了他唯一的出气筒了。所以老师怕度斋期，我更怕度老师的斋期。

    ③“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吾……宰吾……”“拍”，茶杯垫子已经飞过来，刚巧打在我的鼻梁上，打得我涕泪交流，却不敢哭出声来。鼻梁上起一块青肿，晚上向母亲哭诉，母亲以商量的口吻问老师可否以打手心代替扔茶杯垫子，老师一言不答，第二天，就向父亲辞馆了。幸父亲再三挽留，总算打消了辞意。从那以后，他不再打我了。背错了书，他就在香炉里燃起一炷香，叫我跪在佛堂里，眼观鼻，鼻观心，慢慢儿“反省”，直至燃完了香，才得起立。最初几次，我跪得眼聋耳花，摇摇欲倒，可是不到时候不得起来。其后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跪在蒲团上，看炉烟袅袅，倒落得想入非非，比背“孟子曰……”总自在得多呢！

    ④老师叫我习大字，“磨墨如病夫，执笔如骁将”，“握拳透爪”，“力透纸背”，一大篇理论。可是习字对我就如上镣铐。一个红珠碟子放在手腕上，提笔悬空，脚踏实地，气沉丹田，目不得转瞬，心不得两用。老师在背后乘其不备将笔一抽，如被抽走了就被认为握笔不坚，字必无力，要重写。腕上红珠碟子如果翻下来，即是小腕不正，字亦不正，又要重写。就这样每天上一次刑，不知多少眼泪咽下了肚子。

    ⑤七岁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夸我字写得好，父亲高兴，要我写幅大对联，先把一个广东月饼放在我面前，写得好有赏。我看在月饼的份上，拿起笔来胡乱地在纸上爬行，还记得对子是：“莼菜鲈鱼人生贵适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父亲问我懂不懂，“懂，懂！”我说，管他懂不懂呢，眼睛老早盯在又油又甜的月饼上了。父亲又说一个“而”字要我造句，我毫不迟疑地说：“盘中有饼，取而食之。”父亲虽夸我已懂得虚字的用法，可是老师因我只知道吃总是大大不高兴。

    ⑥十年昏沉岁月里，我没有假期也没有周末，唯一盼望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生日与新年。老师究竟富于人情味，生日给假一天，新年自廿四日送灶神以后至正月初五日放假十二天。如今想起那鲜甜温馨的十二天，犹恨不能重返童年。过生日，老师要我跪在佛前念三遍“白衣咒”、一遍“心经”。新年里，更每天大清早套上一串念佛珠，跟着他敲小木鱼念阿弥陀佛团团转上十圈，才得“放生”。初五以后，便是“新春开笔”，重度艰难困苦的日子了。

    ⑦十二岁那年，我家迁到杭州，正住在一个教会学校的斜对面，每天倚楼看短衣黑裙的女学生，生龙活虎似的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心中好不羡慕。我疏通了父亲的一位开明朋友，费劲唇舌说通了父亲，总算答应我考中学了，我费了三个星期补算学，居然“金榜题名”，考了第三。进了学校，我开始念“A，B，C，D”“X+Y=Z”，老师看了，不免喟叹斯文扫地。教会学校要念圣经，与老师的“白衣咒”“心经”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于是老师的去志遂决。他告诉父亲“尘缘已了”，“四大皆空”，要去五台山当和尚了。父亲不得不同意。

    ⑧老师就此飘然隐去了。

    ⑨今天我执笔涂鸦，饮水思源，仍不能不归功于老师的启蒙呢。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偶然一天，小区里出现了一位腰扎围裙、胳膊上带着套袖，衣着得体、落落大方的年轻媳妇，脚蹬三轮车，在小区里响亮地吆喝着——卖豆腐！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