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高亦吾1881年生于章丘绣惠镇西关村，15岁考取了济南省立高等学堂。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和引导下，他与学友赵佑贞、徐云甫等组建了“乐群书社”和“玫瑰花诗社”，并投书章太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在校赋诗、撰文，斗争宗旨为反清灭洋。18岁那年，高亦吾率先加入同盟会，带头组织起声势浩大、轰动省城的罢课学潮，还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震惊校园内外的战斗檄文《伊奴出关》。高亦吾的文章及极富影响力的言行，引起了山东巡抚周玉山的惊恐，他亲笔签署通缉令，定要严惩“肇事者”。闻讯后，高亦吾当即脱掉长衫，剪掉象征“大清”臣民的发辫，连夜逃离济南，远赴东北。章丘县衙接到逮捕令后，立即派人到西关高家进行严密的搜查，未见其人，便将其霜染鬓发的母亲投监入狱，施刑后又锁进铁牢。

高亦吾辗转漂泊半月，经友人介绍，进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在这里，他初识了入校新生周恩来，见他精明睿智、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课下便常向他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使其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还将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高先生借与周恩来同桌就餐之机，向其灌输马克思、孙中山等伟人志士的进步思想。星期天，还同他上街“散步”，指着外国领事馆满腔怒火地说：“这些外国列强协同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瓜分华夏大好河山，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周恩来时时处处受到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先生率领师生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彻底觉悟了，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中学就读。临别之际，高先生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寓意深远；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先生辞校赴京到赵伊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进京探望，高先生警觉地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务必当心！”周恩来返津不久便被捕入狱，高先生闻讯心急如焚，奋力投入营救，终使周恩来脱离虎穴。

岁月如流，人世沧桑。高先生重返济南后，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识渊博，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其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到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高先生断然拒绝，出于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1941年春节刚过，高先生突患脑膜炎，遂还故乡。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爱子高肇甫：“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和周恩来取得联系，让他指引前程！”2月5日子夜时分，这位深受社会尊重的民主革命战士、一代师表与世长辞，终年60岁。

1947年4月的一天下午，章丘警察局局长带领部下闯入高先生家中，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将其妻子及儿媳逮捕入狱并抄家封门，二人在牢中受尽酷刑。1949年7月，高肇甫遵照父亲遗嘱给周总理写信，历数期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总理回信，召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

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过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

（摘编自《齐鲁晚报》王绍忠《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相关链接

     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较好的小学，从校长到教员都是社会名流。高亦吾初进课堂，就遭遇到一位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少年学生的质疑发难，这位少年一连提出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他就是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的少年非常赏识，从此30岁的高亦吾同13岁的周恩来结成了忘年之交。（摘自《章丘名人录》）

谁偷走了我的影子

沙里斯（美国）

    ①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卫星导航仪也停止了工作，战友呢？全走散了，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

    ②低着头，使劲擦干满脸的汗水，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自己脚下没有影子，无论我怎么转身，身后除了黄白的沙漠，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合常理的，头顶明明有一轮红日，怎么就照不出自己的影子呢？我焦急地爬上前方的沙丘，想着没了任何阻挡，影子大概就回来了，可是，没有，连一丁点儿都没找到。

    ③我眯着眼看了下天空，用手做了个角度比，结果反复论证了撒哈拉沙漠的可怕，阳光明明不是垂直角度，我的影子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窃走了，而且，再往远处看，几乎每一座沙丘都有自己的影子，而我没有。

    ④作为一个空降兵，戎马一生，我一直为自己感到自豪，经历数百次行动，没有败绩，然而这次，我失去了信心。早就听说撒哈拉北部有许多神秘的部落，他们掌握着神的旨意，可以用无形的武器把敌人杀死。

    ⑤他们一定把我当敌人了，所以才会把我的影子收走。这让我有点后悔，波森和卢迪太冲动了，竟然扫荡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土著人，如果当时自己阻拦，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当时，我的眼里似乎看到了牛扒、火鸡还有威士忌，和队友们在一起狂欢。难道，我是在臆想，是沙漠臆想症？

    ⑥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尽管烈日炎炎，而自己身上只剩下一袋干粮，没有水，也没了武器，我还是拼命地往前走，多年的野战经验告诉我，这里应该离绿洲不远了，而有绿洲的地方，就有希望。

    ⑦当年西点军校的课程的确没有欺骗我，在脚底下隔一里地挖一个洞，不仅可以缓解脱水，还可以通过湿润度判断绿洲的方向。我成功了，赶在夜幕来临之前。

    ⑧夜幕不仅掩盖了我的行踪，还暂时驱走了我对影子的恐惧，找到一间奇怪的房子，竟然是用一架飞机的残骸建造的，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绕过去，继续寻找，我想要的只有水。

    ⑨当然，这是沙漠臆想症的一种明显特征，其实除了水，我更需要休息，否则，我也不会在第二天一大早发现自己毫无防备地躺在地上，而不远处正有几个羸瘦的小孩指指点点。他们全身黑亮，在朝阳的照射下，留下几条瘦长瘦长的影子，恐惧再次袭来。

    ⑩我强作镇定地向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却毫无反应，如幽灵般迅速退后了十来米。难道他们发现我没影子了？他们把我当作魔鬼了？A我很担心，但还是试着从包里把干粮拿了出来，向他们招了招手，并大声喊道：“别怕，这些东西，全给你们，很好吃。”他们似乎动心了，尤其是那个黑人女孩，要不是稍大的一个男孩拉着她的手，我想她早就奔过来了。这让我觉得有点感动，觉得孩子们需要自己，于是，便把手里的包放在地上，并跳了跳、转了转，向他们表示，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愿意做他们的朋友。

    ⑾他们终于向我奔来，严格来说，是向食物奔来，压缩饼干、牛肉干以及半条火腿瞬间一扫而光。那一刻，我想自己是幸福的，尽管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子，但心里却已不再那么恐惧。

    ⑿然而，我再一次错了，当一阵轻机枪扫射，波森、卢迪和其他几个战友冲过来时，那几个孩子已经倒在血泊里。我没法阻挡这样的悲剧发生，波森队长告诉我，这是最安全的方式，而且对我发誓，他们都看到这群黑人抢我的食物。B我无话可说，只是甩开波森的手，静静地走到那群孩子身边。

    ⒀如今已过去十年，我和自己唯一的女儿住在一起，每当恐惧袭来，我都会叫她到身边，静静地看着她的眼睛，因为唯有在她的双眸里，我才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1年24期，有删改）

猛虎与蔷薇

余光中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Sassoon1886——）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methetigersniffethe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HenriRousseau，1844——1910）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士，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TheHeart'sJourney）。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Philistine）；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四日夜（有删改）

信  任

王奎山

    玉生是腊月二十八到家里的。

    玉生是个新兵，入伍才一个多月。

    入伍才一个多月的新兵怎么就能探亲呢？

    玉生不是请了探亲假回来探亲的，他是从部队偷偷跑回来的。

    新兵连的班长在训练的时候见玉生的动作不规范，就批评了他。玉生不服气，和班长顶了嘴，那班长见玉生嘴硬，就踹了他一脚。玉生觉得窝囊，就偷跑回来了。

    玉生的父亲见儿子从部队偷跑回来了，自然非常生气。父亲骂他是“逃兵”。父亲骂玉生不争气的同时，也踹了玉生一脚。然后，父亲严令玉生马上赶回部队。连母亲也批评他，连妹妹也批评他。

    这下子玉生才知道自己错了。

    玉生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立即往火车站跑。在路过邮局的时候，玉生决定先给部队发个加急电报，免得首长和战友们着急。

    玉生要了张电报纸，刚刚写下“北京”两个字，旁边就有人问他：

    “同志，你是在北京当兵？”

    玉生点点头。抬头一看，是个工人模样的老师傅。

    老师傅又问：“你这是……”

    玉生只好如实回答道：”我这正要回部队去，先给部队发个电报。”

    师傅说：”什么时候走？”

    玉生说：“马上就走，十一点的车。”然后，玉生就埋头填写电报，然后又到柜台上交款，办手续。

    等玉生忙完这一切，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老师傅又凑过来了，还一脸的笑。

    玉生知道老师傅肯定有事，就问：“大伯，有什么事么？”

    老师傅就忙给玉生掏烟。

    玉生连连摆手说不会，老师傅这才把一个邮包拿到玉生面前说：“我小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前些时打信来说不回来过年了。我那小儿子有气管炎，一到天冷就犯。老伴打听了一个单方，给他配了几服药，还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刚才邮局的同志说，这瓶瓶罐罐的不保险，不让寄。你看……”

    玉生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就说：“大伯，您要是信得过我，这药和毛衣就交给我好了，我保证给送到。”

    老师傅感动地说：“信得过信得过。啥人信不过还信不过解放军？”说着，就把包裹递到了玉生的手里，“地址，姓名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玉生说：“放心吧大伯，最迟正月初五以前，保证送到您儿子手里。”

    老师傅呵呵地笑了：“那中，比走邮局还快呢！”

    玉生在邮局门口和老师傅分了手，一直往火车站走去。路上，玉生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条胳膊也甩得有模有样的。玉生心想，好歹，咱也是个军人呢！

（选自《王奎山小小说》）

导读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江晓原

①戴蒙德在本书开始设置了一个“亚力的问题”，亚力是太平洋上新几内亚岛当地的一位政治领袖，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指现代工业制品），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戴蒙德写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试图回答亚力的问题。

②亚力实际上是在问：为何现代化（工业化）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新几内亚？这个问题和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韦伯（M.Weber）之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和“孔飞力（P.Kuhn）之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实际上异曲同工。在这类问题中，韦伯或孔飞力的西方中心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们不必过多纠结，反倒是亚力的问法，更不容易发生这方面的问题。

③而将这类问题嘲笑为“就是问梨树上为何没结出苹果”，虽然从形式上有力消解了这类问题的理论价值，但确实不如尝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更有建设性。戴蒙德就是试图从正面来回答这些问题——认真解释梨树上为何结不出苹果。

④要正面回答亚力的问题，前人已经尝试过几种路径。第一种是从人种上来论证，即亚力之问中提到的“白人”和“黑人”有何不同。但这个路径直接指向种族歧视，政治上严重不正确。第二种路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路径堪称源远流长，也不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戴蒙德选择了这一路径。他说如果要他用一句话来交代《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宗旨，那就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按即人种）差异造成的。”

⑤戴蒙德尝试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给出更为精细的论证，他设立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四条标准：一、食物资源，包括可驯化的动物资源和可利用的植物资源。有了丰富的食物才能喂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人力从事觅食之外的工作，从而形成文化积累。二、传播与迁徙的条件。有了传播与迁徙，文明才可能传播和交流。例如欧亚大陆显然有利于传播和迁徙，而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中的岛屿，传播和迁徙的条件非常不利。三、洲际传播的条件。欧亚大陆又独占优势，而美洲就比较差，澳洲就更差了（可以看成放大版的新几内亚）。四、面积和人口。必须有足够大的土地面积，和足够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发展。

⑥按照这样四条标准操作下来，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区，毫无疑问，必定在欧亚大陆的某处。事实上，戴蒙德在欧亚大陆找到了两处这样的地方。第一处是“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大体上就是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古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根据现今已发现的证据，该地区确实是人类文明发达的最早地区。第二处则是中国，在戴蒙德眼中，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都没有出现欧美的“现代国家”，这怎么解释呢？

⑦戴蒙德对肥沃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是“先驰得点，后继无力”：“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发明的。”而经过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之后，权力中心一再西移，新月地带最终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自身却从此衰落了。

⑧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对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可以及格，那么他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解释中国的命运了。戴蒙德知道，在公元145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技术领袖”。但到这里，戴蒙德似乎感觉“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转而求之于政治制度。他认为欧洲的分裂要优于中国的大一统，他找到的证据是：欧洲有几百位王公，所以哥伦布可以在几次碰壁后最终找到赞助人，赞助他去“发现”美洲；而大一统的中国只要政府一声令下，郑和庞大的舰队就全面停摆。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最终落后了，分裂的欧洲最终胜出了。而且戴蒙德相信，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大一统，“同样的灾祸将再次重演”。

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于1997年，完成于1996年，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否则亚力的问题就会换成“为什么是中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了。在1996年，戴蒙德不可能想象到中国今天这种规模的崛起，这是我们考察戴蒙德的分析论证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历史局限。

（有删改）

十里堡的黄昏

迟子建

十里堡是都市里的乡村。

黄昏降临时，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

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秤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驴车来，车上载着水灵灵的蔬菜。

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

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堡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

卖白鲢鱼的人将期望的目光投在你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

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炸饼在油锅里发出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一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里面的每样腌菜都是老婆婆的一个童话。

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秋天尽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堡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

站在桥头卖菜的农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不会因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秤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响亮了。

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卖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

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挟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被一股活水围绕着 ， 富庶美丽，生生不息。

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那是圣诞节前夕的低沉的黄昏，还是在十里堡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

他年纪很大了，穿一件黑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的小兔子。

我问他每件卖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觉这是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

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的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

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

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十里堡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