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言语并不是外部言语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但是在外部言语中，思维是由词来体现的，而在内部言语中，随着词语产生思维，词语就消亡了。内部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纯粹的意义来思维的。它是一种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而词和思维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或多或少描绘了言语思维的组成成分。只有在考察了言语思维的下一个层面以后（这是一个比内部言语更加内在的层面），才能理解言语思维的真正性质和位置。

       这个层面就是思维本身。每种思维都创造了一种联结，完成了一种功能，解决了一个问题。思维的流动并不同时伴随着言语的展开。这两个过程不是同一的，在思维单位和言语单位之间也不存在刻板的一致性。当一种思维过程流产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当一种思维“不再进入词语”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并非易事。

       思维和言语不一样，思维并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当我想与别人交流下面的思想，即今天我见到一名赤足的男孩身穿蓝衬衫沿着街道奔跑，我并不把其中每个项目（item）分别对待：即男孩、衬衫、衬衫的蓝颜色、他的奔跑、不穿鞋子等。我把所有这一切在一次思维中构想出来，但是表述时却用分别开的词语。一个讲话者往往要花几分钟时间才能将一个思内部言语并不是外部言语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但是在外部言语中，思维是由词来体现的，而在内部言语中，随着词语产生思维，词语就消亡了。内部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纯粹的意义来思维的。它是一种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而词和思维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或多或少描绘了言语思维的组成成分。只有在考察了言语思维的下一个层面以后（这是一个比内部言语更加内在的层面），才能理解言语思维的真正性质和位置。

       这个层面就是思维本身。每种思维都创造了一种联结，完成了一种功能，解决了一个问题。思维的流动并不同时伴随着言语的展开。这两个过程不是同一的，在思维单位和言语单位之间也不存在刻板的一致性。当一种思维过程流产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当一种思维“不再进入词语”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并非易事。

       思维和言语不一样，思维并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当我想与别人交流下面的思想，即今天我见到一名赤足的男孩身穿蓝衬衫沿着街道奔跑，我并不把其中每个项目（item）分别对待：即男孩、衬衫、衬衫的蓝颜色、他的奔跑、不穿鞋子等。我把所有这一切在一次思维中构想出来，但是表述时却用分别开的词语。一个讲话者往往要花几分钟时间才能将一个思想展现出来，在讲话者的心中，整个思维是立刻呈现的，但是在言语中，它必须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相继展开来，我们可以把思维比作一朵乌云洒下一阵词的雨点。由于思维在言语中没有它的自动对应物，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必须通过意义。在我们的言语中，始终存在着隐蔽的思维，即潜台词。由于从思维向言语的直接过渡是不可能的，因此始终存在思维不可表达的悲哀。

       内心将如何表达它自己？

       他人将如何理解？

       心灵和心灵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不可能的，不仅在生理上不可能，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交流只能用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文艺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回顾一年多来众多文艺作品创作，无论是影视剧、歌曲，还是小说及其它作品，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大圣归来》、《三体》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影视剧如《琅琊榜》、《老炮儿》等，在社会各界也都引起热烈反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百姓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感觉这是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这些好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喜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些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群众，它接地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把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一面充分挖掘和表达出来，祛除了作品的空洞泛化，杜绝了作品的虚构简化，让人民群众亲身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影像，看到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淳朴民风、热情态度、勤劳创造和真实情感，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精神高大的大众群体，寻到了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有一种真切的“获得感”。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首先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渴望。事实上，人民群众不是没有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喜欢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有高度，能够号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悲苦和欢乐的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曾让我们热泪盈眶，当这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来自对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切呼唤。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在上个世纪，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让我们忘怀。我们喜欢作品中的人物，崇尚作品人物的精神品格，因为这部作品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还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最近一个时期被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展现人间正道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向社会不断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润物无声地起到了引领社会新风尚的作用。《老炮儿》之所以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它呼唤的是对“规矩”的回归，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构建诚信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老炮儿》的走红，无疑为构建什么样的诚信社会，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可做的榜样，而且将人人具有的向善天性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在欣赏的同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故而可以说，这种“获得感”的效应和作用，的确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喜欢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喜欢的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真实再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文明之翼也和物质文明翅膀一样硬起来，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因此，作为每一位文艺创作者，都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为人民而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选自《中国文明网》有删改）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们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夺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作“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

    拆还是不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以往推平村庄建设城市是常见做法，而伴随着反思和乡村价值的再认识，这个问题有了新答案。比如河南孟州的产业聚集区，没有拆掉莫沟村，而是引入乡建设计团队进行修复，在重塑村庄面貌的同时，让城市发展更有质量。这样的案例启示我们，城市化并不是“毁村”运动。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过程，其中土地是关键因素。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论是早期政策导向的人口聚集，还是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繁荣带来人口激增，抑或是如今多元的城镇化模式探索，解决土地问题都避免不了“征地—补偿—拆迁”的循环。轰鸣的推土机铲平一个又一个村庄，鳞次栉比的高楼越来越密……据了解，近10年我国有90余万个自然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80到100个村庄在版图上被抹去。有的城市决策者，以城市化的名义，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把城郊众多肥沃的田地规划成楼盘，把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庄夷为平地。当然拆迁的确让不少村民一夜暴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土地利益纠纷、强拆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从高速推进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卡。

    拆字当头的确可以使城市短暂扩张，但损失的是城市长期发展的潜力和质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各州就通过立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注重郊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以风景如画的郊区环境吸引中产阶级居住，更形成了城乡一体、多元互动的城市发展格局。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还存在热衷于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的城市化，这样易导致“钢铁建筑、水泥路面、千城一面”的出现。正因如此，河南孟州把乡村打造成城市发展亮丽名片的做法，提醒我们因地制宜做好城市规划、突出特色做好产业布局，乡村不仅不会成为城市化建设的“拦路虎”，更会为城市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价值不容忽视。这种价值不仅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诉求，也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继承延续。安徽徽州的乡村古宅曾被当地人视为“废物”，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铲除不少，但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当地从“破坏”变成“守护”，通过引入艺术家修复改造、区域村落的整体规划，让这些老宅子焕发了生机，使其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宝藏。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依然有着存在的意义，不论如何变化，不变的应当是对价值的坚守和对历史的敬畏。

    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并不对立，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的同时，让乡村承载更多绿水青山和精神文化的期待，我们就能以高质量发展托举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沈慎《城市化不是“毁村”运动》）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