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做寿前

乐天

    大金今年五十岁，准备做一次酒席，并且想做得大一些，农村称为“过大生”。

    大金是市里的电工，一年中回家的日子少之又少。

    大金活了五十年，从没有给自己过过一个生日，唯一一次过生日恐怕是在他满岁时。

    大金向公司请了几天假，提前几天就回老家了，因为还要挨家挨户去邀请左右邻里和亲戚。儿子顺民也向医院请了几天假，和父亲一起回家来。顺民步入社会五年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就需要他的参与，这次父亲的寿辰也一样，他作为儿子，更该他到处去张罗。

    做寿的前一天，大金父子就来到了镇上的场口。

    “大金，听说你快‘狗过桥’了，怎么样？来点肉？”大金父子还未走到场口，就传来粗犷的大汉的声音。这个大汉叫朱强，是镇上一个卖猪肉的，人们都叫他“老朱”，有“老猪”的意思。农村人管过生日叫“狗过桥”，但从何而来就不知道了。农村人一有较为体面的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不，大金刚出现在老朱的眼里老朱就喊起来。

    “老朱，我这丁点小事，叫你都知道了。”话语中满不在意，可大金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来点，来点。老朱，你知道我，实在，给我来些好肉，可要把客人给招待好了，你可别给我那些筋筋洼洼的。还有，八九桌人，你可别多割，后天我就得走，买多了就浪费了。你帮我割好，我等一下来拿。”卖肉的人都喜欢给买肉的多割，别人说一斤，他们一般都会多割个半斤到一斤，巴不得早点卖完，早收工。这都知道。

    “放心，都是熟人，不会整你。”老朱看见顺民，“哟，大金，这是你儿子吧！听说毕业几年了啊，该你享清福了。”

    大金只是笑笑。

    头一天晚上，村子里总有些人家会谈说第二天大金做酒席的事。这是农村人的习惯。

    晚饭桌上，张富贵的老婆秀芳问张富贵道：“富贵，你给大金提什么东西去了？”农村人做寿的习惯是附近的客人会在头一天将礼和红包给做寿的人。

    “我就提了两瓶酒，买了一圈火炮，还拿了一百块钱。”富贵往嘴里刨饭。

    “你、你、你……你傻了嗦，拿这么多。五十块就行了嘛。”秀芳丢下碗筷，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小声点，叫别人听到不好。拿这么多？去年咱儿子满十岁，人大金来咱家可是拿了两百块钱，还给儿子买了那么多东西。你怎么也不想想？我就知道你会说，所以我才只拿了一百块钱，给大金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就这样你还说。”

    “他来咱家，可是他没提酒，没提火炮啊。再说，你出这么多，明天我们只有三张嘴，哪吃得了好多，再说儿子又小，又吃不了多少。”

    “你这婆娘……”富贵懒得跟秀芳争吵，转身走出门去。

    李地林老两口子都是七十多岁了，只有一个儿子，可是因为在工地上干活摔下楼来就没了，老两口就彼此相依为命。大金每次回家，都会到老两口家里来唠唠，陪陪两位老人。有的时候回来正是农忙的季节，大金就会多待上几天，帮他们把粮食从地里收回家里再走。走的时候，总是会在他们的枕头下压上一百多块钱，不叫他们知道。

    “老头子，明天大金的事，咱们拿点什么去好？他前两天跟我说，叫我们什么也别提，钱就更别拿了，就去吃个饭就行了。我在想，不拿东西总归是不好的。”老太婆将饭从锅里舀到碗里。

    “这个事他也给我说了，叫什么都别拿。我想也不好，平时人对我们怎么样，咱心里都知道。我想拿钱他是肯定不会收的，刚才我已经去过了他家了。给他装了这两天要用的米，提了一只公鸡，装了五十个鸡蛋。他死活不要，我跟他说‘你不要的话，我跟你婶明天就不得来’，他这才收下。”老头子正在搞弄他的箩箩筐筐，还可以拿到镇上去换点钱。

    “大金这孩子，从小就命苦，苦了这么多年了。这下顺民大学毕业了，他总该松活一点了。家里的那只大兔子你该一起提给他，反正我们也吃不了。”老太婆将饭菜端到桌子上。

    “老婆子嘞，我只有两只手，我又没有三头六臂，哪拿得下那么多。再说，我要再拿，大金那孩子真的不会要了。”

    金水生就是大金的大伯。水生老汉在村子里有一个店铺，卖杂货的，儿子在县政府工作，所以家里经济尚为宽裕。

    “老婆子，我给大金拿了一圈火炮，还拿了六百块钱，希望他在走向六十岁的路上六六大顺、事事如意。可别像以前那样苦了。”水生吃完饭正在喝别人送的茶。

    “是啊！大金是苦了几十年，好的日子就要来了，可惜的是顺民妈没办法享了。”水生媳妇洗着碗，“大金爸死后，理应由我们养他，可是他又不肯，脾气倔，谁说也不听，一心要搬回去。可怜的孩子，那么小就要独自担家。我以前看他那样子，挺心疼的。”

……

    天上挂着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洒下金黄色的光粒，落在树枝上、草地上、地面上……繁星点缀着无云的天空。黑夜不黑。夜晚的鸟也不停歇，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大金睡着了，嘴角上扬着。

（有删改）

寻找那只鸟

关心

    每天，那个男人都要匆匆赶到鸟市，他似乎刚下班就跑了过来，满身疲惫，脸上还残留着没清洗干净的灰尘。鸟市上有数不清的鸟，百灵、八哥、画眉、蓝翡、袖白鹦哥，它们一个比一个机灵、漂亮，在笼子里欢快地蹦跳着，鸣叫着。男人从这些美丽的鸟旁走过，眼睛里却满是失望。“这么多的好鸟，你一只也相不中呀？”卖鸟的人，略带不满地问。这个奇怪的男人，每天都来看鸟，却从没有买过一只，难道他想要一只金鸟银鸟？男人不好意思地笑一下，有些涩，男人说，他只想寻找一只鸟，一只很平常的鸟。但那是人间最好的一只鸟。

    男人说，男人和妻子几年前离婚了，男人很想给失去了母爱的儿子一个美好的童年，做什么事总依着儿子，但儿子却得上了一种怪病：不爱吃饭，不爱活动，不爱说话，每天就那么紧紧闭着小嘴，呆呆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男人很焦急，带着儿子看了许多医生，吃了无数的药，儿子的病却没有丝毫好转。那天，男人又带着儿子去看一位名医，回来的时候，路过鸟市。忽然，一阵鸟叫声传来，“嘀咕嘀咕”，很是欢快和清脆。男人和儿子同时看到，在路边的台阶上，摆着一只鸟笼子，鸟笼里一只小鸟，灰色的羽毛，灰色的眼睛，只有嘴角是嫩嫩的黄色。这真是一只快乐的鸟，虽然它并不漂亮。小鸟不停地上下跳跃着，不停地啼叫，真是一只快乐的鸟。男人心里想。男孩在那只鸟笼前蹲了下来，他静静看着那只快乐的鸟儿，脸上竟然泛起浅浅的微笑。好久没有看到儿子笑了，男人也不觉高兴起来，虽然急着回家，男人还是耐心等着儿子，不忍心叫走儿子。

    天就要黑了，男孩却仍蹲在那只鸟笼前，看着那只鸟儿。卖鸟的老头子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收摊了。儿子忽然抬起头，怯怯地对卖鸟的老头说:“让我再看一会，好么！”“再看，还是我的鸟呀，不如让你爸爸给你买回去，可以天天看。”卖鸟的老头子说，男人看着瘦弱的儿子，心里一阵难过，他决定给儿子买下这只鸟。也许是天晚了，也许也是这只鸟太难看，卖鸟的老头只收了他们五元钱。

    自从买回那只鸟，男人的家里就开始热闹起来。每天一大早，那只鸟就开始在凉台上不停地啼叫。一听到鸟叫，男孩马上就起床了，然后飞快地跑到凉台上，去看鸟。凉台上不停地传来儿子低低的笑声，还有和小鸟的说话声。男孩脸上的笑容多起来。

    那一天，男人下班回家，竟然看到客厅里围满了人，他们全是男孩的同学，他们在看着男孩和他的小鸟，而男孩，就像一个非凡又快乐的小演员，正大声地向同学们讲解着他可爱的小鸟。

    男人惊奇地发现，儿子的病竟然不知不觉地好了。每天下班后，儿子就要求父亲，带着他和他的小鸟，一起到公园去散步。公园里有好多人，人们发现，这只灰不拉叽的小鸟，啼叫的声音竟是那样动听，“嘀咕嘀咕”，又清脆又生气，听着它的叫声，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和舒服。好多人们喜欢上了这只鸟，小鸟成了公园里的明星。

    一天，有一个人对男人说，他想买这只鸟。不卖！男人很干脆地说。“三千元！你卖不卖？”那人看来是真喜欢这只鸟，最后竟然开价到三千元。男人张着嘴，愣在那儿。五元钱变三千元，三千元可以买多少只鸟呀？太值了！于是，男人趁儿子上学的时候，就把那只鸟卖了，然后又给儿子买了一只漂亮的画眉。

    那一天，儿子放学后，照例是带着一大帮同学奔进家门，他们急匆匆奔到凉台，看到鸟笼里的鸟变成了一只漂亮的画眉，顿时愣住了。儿子呆了好久，张开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那天起，小男孩几乎不再说话，他看也不看那只漂亮的画眉。每天放了学，他就独自站在凉台上，瞧着远处的天空发呆。

    男人怕极了，他后悔起来，不该把儿子的小鸟卖了，他每天都到鸟市去，希望能重新找回那只鸟。他不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不停地往鸟市上跑，但他却再也没有看到过那只鸟。

    这个城市的好多人，都认识了这个男人，他们看到这个男人匆匆的身影，他还在寻找那只鸟……

素姑

师陀

    当阳光从屋背上照进这个寂静的老宅，素姑，一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时像空气在流似的无声的女子，很早很早她就低着头开始绣花了。孟林太太这时候照例在床上睡她的午觉。

    院子里有个开始凋零的丝瓜棚，自早晨就没有人来过，就在这种静止气氛中，素姑正是坐在院子里绣花。

    素姑十二岁就学会各种女红。她给自己缝绣，也给亲友们和邻舍家的女友们。于是一年，十年……唉！后来连比她小十岁的少女也出嫁了。现在素姑是二十九岁！没有人能计算她总共绣过多少！

    时光无声地过去。素姑低着头已经绣了半只孟林太太的鞋面，在青缎的底上绣完两朵四瓣梅了。

    “妈，几点钟啦？”

    素姑心中忽然如有所动，忍不住抬起头来问。孟林太太早已醒了，正一无所欲地在床上领略午睡后的懒倦。

    “瞧瞧看。”这是她照例的回答。

    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不知几时就停摆了。

    素姑手中捏着针线，惆怅地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于是，是发黑色的树林，是青灰色的天陲，是茅舍，猪，狗，大路，素姑上坟祭扫时候看见过的；是远远的帆影，是晚霞，是平静的嫣红发光的黄昏时候的河，她小时候跟女仆们去洗衣裳看见过的。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蓦地里走进来，素姑吃了一惊。“老王，老王！”她转过头去喊。

    “嗯！”送水的这样应着，一面担了水急急往厨房里走。忽然间她自己也觉得好不奇怪，真个的，她喊老王做什么呢，老王每天在这个时候进来，给孟林太太家担水快二十年了。

    “果园里的果子卸光了吗？”她高声问。

    “卸光了，小姐；早就卸光了。”

    老王并不回头，说着时早已走过去了。庭院里接着又恢复原有的平静，远远的有一只母鸡叫着，在老槐树上，一只喜鹊拍击着树枝。

    “早就卸光了。”素姑在心里想，她的头又低下去了。

    时光是无声的，但是每一个小城里的日子都有一种规律。

    “还不该烧饭吗，刘嫂？”素姑抬起头来问。

    刘嫂——孟林太太家的女仆，这天下午到河上洗衣裳去了，也许正在大门口和果园城的兴致永远很好的娘儿们闲谈。那个老座钟，我们说过它早就停了。

    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卖绒线的。她走进来的时候并不曾呼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以前她是每天都来的。

    “买点什么吧，小姐？”

    素姑并不要买什么，然而她仍旧想看看。于是在天井里，就在泥地上，卖绒线的坐下去，随后打开篮子，一些红的绿的绫绢露出来。素姑拣块杏红绫子，接着她又看中一种羽毛辫条。忽然间，仅仅是忽然间，当她想到这些东西该配到哪里最合适时——

    “不要了。”她说。她什么都不要了。她把卖绒线的货篮推开。

    “你明天出嫁时候用得着的，小姐。”卖绒线的发慌地喊。

    素姑感到受了一下更重的打击。她站起来，不，她什么都不要了，卖绒线的从后面望着她走进寂静的又深又大的上房。

    “外面是什么人？”孟林太太大声问。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在床上坐着，她的耳朵近几年有点聋。

    素姑没有回答就走进自己的闺房。她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一本展开着的不知几时忘记收起来的“漱玉词”：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接着，她的手又废然垂下去，她的眼睛移到面前的镜子上去了。在镜子里，一个长长的鹅蛋形脸蛋儿；一绺散乱的头发从额上挂下来；一双浅浅的眉在上面画了两条弧线；眼的周围有一道淡黄的灰晕；她的嘴唇仍旧是好看的有韵致的，却是褪了色的。

    素姑正是这样望着，右手支着头。在窗外，雁嘹唳着从将晚的果园城上空飞过，晚风萧索地在庭院里凋零的丝瓜棚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于是书从她手里落下去，渐渐的连镜子也在她眼里消失了，一颗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接着又是一颗。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选自《果园城记》，有删改）

浙江的感兴

    我很想追怀自己在浙江的童年，却只记起了一些片段：随着母亲去一个庙里看初期的电影，去曹娥江头看潮水，随着小舅舅到河蚌头石桥边的馆子里吃馄饨，那样好吃的馄饨，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等等，连不起来，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我怀疑自己是否配称浙江人。

    这一次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又有幸去了绍兴，看到鲁迅故居，还在咸亨酒店里喝加饭酒，并且站在门外吃了一串油豆腐，上面涂了厚厚一层辣酱，吃着吃着，心里感到不管配不配，我是喜欢这乡土的。

    这里主要的色泽是黑与白，黑的瓦顶，白的粉墙，冲洗得发白的石板路，连木柱子也是黑的，严谨、素净。然而空间是庞大的，人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移动，物件也是厚实可靠的，像那件大大的厨房里的那口大大的腌菜缸，在朴质的生活里有温厚的人情，正如那三味书屋里，既有严厉老师的戒尺，又有那顽皮学童的小小乐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下则是潺潺的流水。

    水是浙江灵秀所在，是音乐，是想象力。

    在鲁迅的艺术素描里不是也有这样的黑泥、白石和绿水的配合么？多么朴质，又弥漫着多大的温情！你看他用笔何等经济，总是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处境，而同时他又总是把这处境放在一片抒情的气氛之内。他是最严格的，又是最温情的，这就使得他最平常的叙述也带有余音。富有感染力——他的闰土成了我们一切人记忆中的童年好友。他的鸟篷船成为我们每个人梦里的航船，他的忧郁、愤怒和向往也成为几代读者难以排遣的感情。

    看着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回到杭州，又是另一番景色，1981年我第一次来，忙于游览名胜，但也抽时间陪一位老友去追寻他年少时代的踪迹。走了一个旧的市区，像是有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布鞋店，那里依然卖着素净而又雅致的黑面白底的舒服鞋。接着进入一家咸肉店，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洗的白白的木柜台，土面摆着十几块干干净净的咸肉，随你挑选。这铺子的旧式建筑有高的屋顶，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现代肉店那种血淋淋的屠场味道，人们从容选肉。大刀切下去，一段醇厚的咸肉香随之而起。

    这次重来，我很想再出去看看那些犹有南宋遗风的街道和店铺，却始终不得空儿，只在汽车里匆匆看了一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我总觉得杭州是最富于中国人情味的，即使车站旁边的闹市也闹而不乱，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却不拥挤，同时有一些老铺子老字号还以传统的礼貌待客。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的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取材于王佐良的同名散文）

葱花面

第广龙

    我许久都没有吃过葱花面了，但是，只要想起来，那浓郁的香味，就浮动在我的鼻尖，伴随着的，还有一丝丝惆怅，一丝丝忧伤。

    想起葱花面，我就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我那既明亮又黯淡的童年。

    就像在西北长大的许多人一样，我也爱吃面，但在困苦的岁月里，一碗面，不是想吃就有的。有粗粮吃，能把肚子填饱，已经是难得的福分。假如哪天吃面，一家人的重视，如同一个仪式。

    在农村，有的人家，不愿被小看，偶尔吃一回面，要站在自家门前的粪堆上，把面挑得高高的，让别人看：“我吃面呢！”吃面本是家常，却成了稀奇，以至于有人病倒了，不愿吃药，只是说，有这钱，美美吃一顿面，就好了。

    在我们家，葱花面，就是病人、老人吃的。有个头疼脑热，不算病，不影响说话和走路。睡在炕上起不来，吃别的，吃不下去，就能吃上葱花面了。家里人口多，煮饭的锅是大铁锅，水烧开了，下面，下一个人吃的面。最好是挂面，是那种细细的挂面。葱花是清油炝的，先切出一撮碎碎的葱花，然后炝油，不在大铁锅里炝，那样费油，是在舀汤的铁勺里炝。拳头大的铁勺头，倒进去一点油，手端着，从灶火眼里试探进去，悬在火头上，油煎了，倒退出来，迅速把葱花丢进铁勺，哗啦一阵响，还出现一些涌动的泡沫，跟着，葱花就熟了。面捞出来，添进去专门烧好的酸汤，添进去葱花，这时候，看到的是弯曲在一起的面，是清亮的汤，汤上面，油花点点，还漂着葱花，这时候，葱花面就做好了。真香啊，就是在大门外，就是过路的人，也能闻到葱花面的香，家乡人形容这香，有一个特别的字：蹿。说葱花面香，就说，蹿香蹿香的。

    印象里，我妈总是为吃的发愁。一家人要吃要喝，我妈从不抱怨辛苦，在伙房里劳作一天，我妈也高兴。只要吃饭时，不论干的稀的，一家人爱吃，我妈在围裙上擦着手，最后一个端碗，也是满意的。最怕的是没有粮食了，没有菜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妈慌张着，给我爸说，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得我们家最难过的那一年，红薯干当饭，白菜帮子当饭，我妈的叹息声，那么轻，又那么无奈。

    毕竟，饿肚子的日子，在我们家，不多。毕竟，我爸有木工的手艺，天天熬夜，做出的木活，能换来钱，换来玉米和麦子。比起其他人家，虽然谈不上宽裕，但总归没有出现过一锅清汤的情景。回想起来，我的饥饿感，更多的，是对于好吃的那种奢望，比如吃一碗葱花面。

    我自然也吃过我妈做的葱花面。躺在炕上，懒懒的，一碗面端来了，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到了被重视，被关心。似乎这也是一种特殊。如今的独生子女，似乎是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在母亲眼里，都是她的心头肉，但谁病了，得到照顾，似乎也获得了额外的母爱，那种幸福的体验，大大抵消了得病带来的痛苦。吸溜吸溜吃着面，面条滑溜溜的，吃进嘴里，自己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汤热热的，里头的葱花，有那么一片两片，还带着焦黑，这更让香气变得浓烈。喝一小口，再喝一小口，一定要让舌头感受到烫，感受到烫的刺激，似乎只有这样，葱花面的香，才能传递给身体的各个感官。这时，我妈会在一旁叮咛，慢慢吃，没人跟你争，吃了，发些汗，身子就轻省了。

    现在，我想吃面就吃，各种各样的做法，甚至过去没有吃过的，也会尝试。有时在外头吃饭，面对一桌子好吃的，我也愿意吃面，先要一碗面吃，吃饱了，吃不动别的了，也不觉得遗憾。可是，这些年，我没有吃过葱花面，一次也没有。曾经那么向往的葱花面，我不再想吃了。吃的东西，也会吃伤人。有的人不吃肉，就是小时候难得吃一次，有机会放开吃了，就拼命吃，结果以后见了肉，心理上排斥，再也不吃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吃的，记忆太深，却又容易引起难受，也不愿意再吃。我不吃葱花面，就属于后者。

    都快七年了，给我做葱花面的母亲，过世都快七年了。

（选自《西安晚报》，有删改）

谁能让我忘记

侯德云

    说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怎么忘得了呢？

    高考结束了，我闲在家里，苦苦地等待。我在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哪个大学无所谓，只要肯录取我，它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很焦急。比焦急更让人闹心的，是无聊。那可真叫无聊，连小说也读不下去。心里有事嘛。

    现在我才知道，无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痛。

    那个命根子一样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我让自己的心情很尽兴地激动了一会儿，才慢馒打开那封金光闪闪的来信。

    信上没多少字，很严肃，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把信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又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周围没人，陪伴我的，是偶尔的几声鸟叫，几声蝉鸣，还有一株小白滴草，两株苍耳。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我踏实了，舒服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我将光芒万丈悬挂在刘家庄的上空了。

我没有急着回家。没有。我知道，我的父母也都在烟熏火燎地盼着这个好消息。我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已经盼了很久，再多盼一会儿也没关系。

    我走到村外，去看望那棵老槐树，我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默默地流泪。看见老槐树，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

    我听见了自己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声音，往日的声音。它们没有走远。它们有着露珠一样的鲜活和清亮。

    我不是看望老槐树。我是看望我自己，往日的自己。

    好消息传到家里，家里的气氛立刻就变了。

    爹放下饭碗，怔怔地看着他的儿子。那不是一般的看，是发了狠的，是用目光在拧。

    爹的目光把我的脸拧红了。爹自己的脸也红了，红烧肉一样闪着油光，他忘记了午睡的习惯，背着手，身子一挺一挺地出了家门。

    妈也放下了饭碗。她坐在坑沿上，一会儿撩起衣襟擦擦眼，一会儿又撩起衣襟擦擦眼。她说我的沙眼病又犯了。

    爹把他的唾沫星子喷遍了刘家庄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兴高采烈地接受着每一个角落里喷向他的唾沫星子。爹的得意忘形，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也不能全怪爹，刘家庄到地球上定居了上百年，什么时候长出过大学生？

    好在，两天以后，爹就清醒过来了。

    爹频频地到集市上卖西瓜。爹看西瓜的眼神很慈样，很博爱，也很无耻。那是他儿子的路费、学费和生活费，不好好看看，行么？

    我跟着爹，到集市上去卖过一次西瓜，仅仅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天很热，我的手指甲都冒汗了，集市上的人，却很少有来买西瓜的，好像吃了西瓜就会着凉似的，太可恨了。

    我脸上的沮丧像汗水一样欢快地流淌着。爹看见了，他皱了皱眉头，弯下腰，从筐里挑出一只最小的西瓜，一拳砸开，递给我。

    我说：”爹，你也吃。”

    爹说：“我不吃。我吃这东西拉肚子。你吃你吃。叫你吃你就吃，哈。”

    西瓜有点生，不甜，有一股尿躁味，我吃得很潦草，匆匆忙忙就打发了。扔掉的瓜皮上带着厚薄不均的一层或粉色的瓜瓤。

    爹根狠地扎了我一眼，走过去，将瓜皮一块一块捡起来。他用手指头弹弹瓜皮上的沙土，又轮流把他们压到嘴巴上，像刨子一样刨那些残留的瓜瓤。

    我的眼圈红了。

    那些日子，妈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很少说话。她喜欢盯着鸡屁股看。不光看，还经常去抠。抠得一挂不苟。好像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大学.而是鸡屁股。

    爹说：“别理她，你妈跟鸡屁股有仇。”

    妈的确跟鸡屁股有仇。那一天，她又去抠芦花鸡的屁股。按她的说法，这个挨千刀的货，屁股里夹了一只蛋，两天了，还没生下来。是锈住了么？妈很生气，她把自己的手指头变成了挖掘机，在芦花鸡的屁股上开工了。她成功地挖出了一泡黄水和几小片鸡蛋皮。

    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天，可怜的芦花鸡死掉了。

    公共汽车开出很远了，我回过头。我没有看见爹妈，也没有看见刘家庄。我看见的，只是几块西瓜皮和一只死去的芦花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