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北平（节选）

老舍

如果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象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虽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李金发基本是小众化诗人，田间基本是大众化诗人。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改编自吕进《诗歌的大众与小众》）

犁的情结

高维生

    农具中，我最喜欢的是犁。辽阔的土地，一头牛，一只犁杖，一个人，耕过的田地，像海中翻腾的浪花，有了鲜活的气息。犁像笔一样，写下对土地的情感，对丰收的渴望。农人的吆喝声，单调、朴实、透明，风儿似的掠过，牛儿循着熟悉的声音，牵动犁杖。

    一个农人的活计做得是否地道，不仅看他出不出力，重要的是对土地的情感和对农具的热爱。打量他的犁杖，就了解了一切。

    农具当中犁是让人尊重，敬畏的 ， 如果把农具排行的话，犁应为老大。这并不是因体积而论，是它的耐苦、执著和坚毅。犁像动物界中的老虎，平时安静，隐卧一旁，动起来有摧枯拉朽之势。一年中，大多的时候，它闲置被人遗忘，只有播种的季节，回到土地上，积攒的力量才爆发出来。

    今年春天，我回到故乡，在延吉喧闹的街头，寻找童年的足迹。童年的大杂院，变作前尘往事，一条宽大的马路，掩盖了我在异乡的不尽思念。站在马路边，注视穿梭般的车流，耳边的聒噪，有了不尽的感伤。

    第二天，在友人的陪伴下，来到了五凤屯，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乡村人少车少，没外人打扰这儿的平静生活，一个人走在洪分河的堤坝上，两旁是桦树林，它摆脱了冬天的冷酷折磨。新生的叶子滑爽，富有弹性，清晰的纹络，流动着土地的汁液。蔓延的野草中有打碗花和飞舞的蝴蝶，草的清香像水一般地涌动，一潮潮地扑鼻。鸟儿像歌手，唤醒了深深的记忆，消除了心中郁积的烦躁。欢快的河水，像大地的女儿抛下的缎带，丰富的情感，润养岸边的村庄、田野。慢悠悠走动的牛车，铃铎的叮咚声，让我想起童年的欢乐。

    不远处的土地上，一头牛拉动犁杖。农人的吆喝声，听后特别舒坦，不像汽车的噪音，撕裂耳膜。牛听着主人的指挥，犁划开黑土地，犁尖被土地磨得锃亮，没一点斑斑锈迹。农人神情专注，无一丝杂念，那一刻，他在倾听土地和犁的情语，翻耕的泥土，像一朵朵开放的花儿，舒展的叶子，浸润清晨的露珠，漫着花的清新。我在鲁北平原，见过忙春的景象。有的人家牲口紧张，一家老少齐上阵，父亲扶犁，儿女和妻子拉犁。套绳搭在肩头，弯弓腰身，一步一个脚印，留在身后的土地上。汗水湿透衣服，滴落在泥土中。人和土地的情感，不是一两句简单话说得清的。

    我扶过犁，上学时，学工学农的热潮铺天盖地，风起云涌。一个学期要有多少课时学工学农，走出校门，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学习劳动。上农业课的老师是个男老师，课堂上除了讲课本的知识，他还说了很多的趣事。在他下乡的邻屯，有一个上海知青集体户，刚到东北的时候，闹了好多的笑话。上海弄堂长大的年轻人，细皮嫩肉，穿着统一发的黄大棉衣，戴着黄棉帽子，操一口南方口音，惹得乡下人好喜欢。他们还不知苦难的滋味，对乡村事事感到新鲜：板障子、柈子垛、土炕、雪堆、屋檐下的冰溜子。看村头往地里拉粪的牛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在战场上，对着前方大声地喊道：‚前进！‛牛车一动不动，急得不停地拍打牛身上，牛慢慢地倒刍，听不懂知青小伙子在说什么，更听不懂江水滋润的南方话。

    我们喜欢男老师的实习课，在田间地头的劳动，搀杂玩耍的因素。有一次，我们到学校的学农基地上课，一张犁摆在地头，他牵来牛，教同学们如何上套，讲耕地对一年的重要性。他做一系列的示范，告诉我们在扶犁中注意那些环节，牛在他的吆喝声中，拉着犁听话地向前走。犁翻开土地，男老师扶犁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同学都要上去，亲手扶犁，试一试，犁在我们的手中变得不听使唤，牛也不听话了，走走停停，像在田地散步休闲。轮到我上场，更惹得同学们大笑，我扶犁时东摇西晃，像喝醉了酒，牛儿不时地‚哞哞‛叫两声，提出抗议。

    犁在我的眼中是浪漫的，像一首长诗，歌颂人、土地、未来。它是那么地热爱土地，从不背叛。它不像镰刀，如同一只不安稳的松鼠，做些琐碎的事情，然后被人随便地丢弃。

    一个人在春天，在童年的乡村的大地，又一次听犁的歌唱。

（有删改）

徽章

高军

    他抬头看看妻子身上的制服，那左领口处的徽章，就像一只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的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

    妻子身材苗条，穿制服显得温柔中不失威严，但她下班后着便装其实更漂亮。平时，妻子也是很喜欢下班后就换为便装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在家中一直穿着上班的服装。他心中生出一种别样的感觉。

    他知道，检察官主要是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案件的，妻子有时候也会在自己面前唠叨他的单位搞关口前移，查办、预防一起抓等创新工作，他听了也就听了，觉得都很正常。妻子有时也会笑他：“你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为了这个家咱可不能搞贪腐那一套啊。”他拍拍胸脯：“我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你放心就是了。”说实话，这些年他也希望自己再升一升，对一些诱惑也摇摆过。但想到妻子的话，他还是把握住了自己，一直平平安安过下来。

    他知道，妻子对他一直很放心。否则妻子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生活中，妻子真正在乎的事情，从来不直接说。妻子相信他能把握好，更主要的是知道不直接说更能给他留有尊严。

    妻子穿着制服不换，他劝她说这样太拘谨了，休闲一点的服装穿着会更舒服一些。妻子说：“不拘谨，不行那我摘掉徽章，不就和普通服装一样了？”说着，妻子真的摘掉徽章，用一块软布认真擦拭了一番，很随便的地放在电视机边一块小石头前，他看到斜靠在石头上的徽章仍然像眼睛一样直视着他。

    又是几天过去，妻子每天回来总是先从制服上拿下徽章，习惯性地放在这块石头前。当妻子多次重复这个动作后，他的心里再次咯噔了一下。

    这块石头是前几天他到本县一个矿山检查时，矿长送给他的。当时他很警惕，坚决不要。他想千万别是什么贵重物品啊，那样岂不是要毁掉自己的前程？矿长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如果是，哪里会随便放在这里，你看看这里面是含有豆粒大小的零星玉料，但不值得解剖加工，所以并不值钱。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几个玉石点的排列有点像北斗星的形状，没舍得扔就随意放在这里了。”他这才接过来，看了几眼，觉得是有点像北斗七星的形状。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夏天晚上会在小场院里一边乘凉一边听大人指点天上的星星，他记得当时大人说的名字叫勺星。回忆起少年时候的乡村生活，他感到对这块石头有了亲近感，于是矿长再次递给他时，就顺手拿回来随意放在了电视旁。

    第二天，他安排秘书去找玉石部门进行了认真鉴定，秘书回来告诉他结果的时候有些吞吞吐吐，他生气地问：“怎么啦？实话实说就是了嘛！”

    秘书告诉他，据鉴定，这块石头价值百万以上。他一下子呆住了，秘书告诉他，看着就是几个玉点，其实里面是很纯的一块好玉料，鉴定部门觉得这是特意加工而成的。

    他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小心地拿上这块石头，让秘书陪他来到矿长的办公室。矿长正巧在，热情相迎。他们坐下来，一边喝着茶水，一边随意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临走时他才拿出那块石头告诉矿长：“我越看越不像北斗星的形状了，放在家里还碍手碍脚的，所以还是把它还给你吧。”矿长一愣，无奈地笑笑，接过顺手放进了垃圾桶：“觉得不像你直接扔了不就是了，还值得拿回来让我再费事？”他笑笑说：“谁的东西谁处理不就对了嘛。”

    路上秘书不说话。他知道秘书心中存有疑惑，难道矿长真的会不知道这块石头的价值，随便当做一块普通石头扔掉了？

    回到家中，妻子正在厨房做饭，他看到妻子今天已经穿上了便装，电视机旁也没有了妻子制服上徽章。吃饭的时候，他对妻子说：“在家中，你愿意穿制服就穿吧，我觉得那样显得更精神，特别是上面佩戴着徽章，还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很好看的……”

（摘编自2016 年10 期《百花园》）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