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何学？这是人们津津乐道，却也让专家学者大为困扰的问题。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张岱年认为：“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其实，国学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化、知识化、普及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何看待国学？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等思想都闪耀着古人的睿智，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精神表现。但是，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质，亦有空谈心性，轻于实践的固有缺陷与不足；长于道德规范架构，短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使得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何种态度，站在何种立场，支持何种观点来看待国学，就成为关涉国学弘扬，国学复兴，国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对待传统，抱守残缺，故步自封要不得；数典忘祖，粗暴武断亦要不得。重提国学，弘扬国学，不是要拘泥于经典，食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寻找民 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普及中修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学研究该求是，还是致用？学术研究本身就包含了 “是什么”和“怎样做”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中探究真知。“怎样做”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在 实践中接受检验。探寻“是什么”是更好地解决“怎样做”的前提。君子有志于学，首先在于学能明道、明理。而通过这种思想创造活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学习规律，达到寻求真知目的，即求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为而为，则是“致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固然保持了学人对社会政治的 紧密关切，避免了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但也会使不少人受此误导，认为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讲求功利的实用主义，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违背学术求真 求是的初衷。作为数千年学问积累结果的国学，我们不要总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应对现实问题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实 际、太简单化了。

    国学的使命是什么？这牵涉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学研究是某些领域的相关人士通过努力获得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普及则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让他们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亲近经典，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国学研究是国学普及的前提与基 础，国学普及是国学研究的延伸与补充。我们倡导具有包容、和谐、共生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借助国学研究与普及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国家形势相适应的，能满 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也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不仅要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也要用发展的眼光 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

（摘编自《学理论》有删改）

哲学家的文化心态

王锟

    ①美籍华裔学者吴森说过，中国文化的心态是“关怀”（concern）的，西方文化的心态是“探究”（wonder）的。借其名词引申之，可以说中国哲学是关怀型哲学，而西方哲学则是探究型哲学。

    ②从认识论看，关怀哲学的心态是互为主客。所谓互为主客，即作为关怀者的主体与作为被关怀者的客体，在关怀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对立二分，主体不把客体永远当作客体，有时它会把客体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或者主体把自己当作与客体那样的客体。而且，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决不是袖手旁观的。如吴森指出的，在关怀的意识里，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甚至是相依为命的。关怀者所关怀的对象，不仅限于被关怀者自身，而往往扩至于和被关怀者有关系的一切，有点“爱屋及乌”的心理。简言之，关怀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客体，而是环绕客体（指被关怀者）的整个相关的世界。故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关联性，重视情境体验和直觉感通，具有实践、忧世和珍视传统的心理。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以“情”为中心。相对照，探究哲学的心态是主客对立二分。所谓对立二分，即作为认知者的主体与作为被认知者的客体，在认知过程的界限内，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就是客体，不能互换混淆。而且，客体被看作为居于主体之外并与主体有一段距离的“它者”。正是这段距离，招引主体去探究客体。在认知过程中，作为“它者”的客体是主体意识的全部对象，而“它（客体）是什么？”是主体探求的唯一问题，至于它的美丑、对主体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世道人心等等，主体可一概不问。只要客观解答“它（客体）是什么？”认识过程就结束，该客体不再为探究的对象，主体遂转向新的客体进行探究。故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客观性、清晰性、确定性，重视观察分析及定义、概念的思考，具有好奇、试新和向未知领域探险的心理。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以“理”为中心。

    ③从宇宙观看，关怀哲学眼中的世界只有一个。与主客交互的认识论相关，中国哲学主张人与万物一体。即世界是由诸多因素和分子组成的有机整体，人与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在宇宙的情境中，宇宙在人的关照里。一方面，人是宇宙情境的一部分，其根植于宇宙生命的大洪流中以承接生命，拓展生命，完成生命。另一方面，宇宙在人的生命拓展中，在人的关怀赞助中得以生生不息。故人与宇宙融为一体，世界只有一个。相对照，探究哲学眼中的世界是两个。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相关，西方哲学既有一个主体思维中的世界（它是由抽象概念和公式所组成的纯形式世界），又有一个客体组成的世界（它是外在客观的实体对象所组成的物理世界）。主体思维世界与客体物理世界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柏拉图那里表现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在基督教便是上帝之城与人世之城的对立。在近代哲学便是思维世界与广延空间之对立；在现代科学哲学则有抽象理论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对立。诸如此类，这都是由探究心态演绎而来的两个世界。而且，此对立世界依关系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分为强调主体世界第一位的唯心论与强调客体物质世界第一位的唯物论，以及强调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耦合对应的新实在论，这都源于两个世界的宇宙观。

    ④由于服膺于“万物一体论”，在人生观上，关怀哲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只有在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的关联交往中，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参赞万物化育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探究哲学则多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自己、实现自己，而成为自己、实现自己，不仅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无关，而且还要摆脱来自亲人、家庭、他人和社会的干预。故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性，是探究哲学的人生观。

（节选自2013年06月17日《光明日报》）

礼仪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礼仪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从基本框架看，礼仪文化蕴含着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观念。第一，追求善良的价值观念。从个人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向善”的价值追求。孟子认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它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皆为“善端”，由此形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礼仪表现出善良的人性，雍容大度的仪态，彬彬有礼的行为，庄重诚敬的仪式，表明与人为善的态度，善良宽容的心灵。第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念。从社会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为和”的价值追求。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礼仪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标的行为规范，礼让包含对自我的克制，对他人的理解，体现以礼待人的尊重，乐群贵和的美德。第三，追求秩序的价值观念。从国家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有序”的价值追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无礼则不宁”。孔子以礼为基础，提出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进而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礼仪是经世治国的道德秩序，人们遵循礼仪规范，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国家就会秩序井然。

    中国礼仪文化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思想的印迹。然而，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提炼一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将礼仪文化中蕴含的向善、为和、有序的价值观念，放进现代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科学的阐释，就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与友善、和谐、文明、法制等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礼仪文化有着深刻的价值观内涵，传统礼仪文化教育也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礼仪文化教育的优势，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礼仪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礼仪文化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落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现代礼仪文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价值观内涵，对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进行提炼，与友善、和谐、文明、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联系起来进行科学阐释，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使核心价值观落小为礼仪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

    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使礼仪文化变成礼仪行为和礼仪习惯。中国礼仪文化强调自律，西方礼仪文化强调他律。我们应该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保障各种礼仪规范和公约守则为人们自觉地遵守，或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同时，通过一些仪式和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礼仪文化成为每个人的礼仪行为，变成全社会的礼仪习惯，在传播核心价值观中发挥重要作用。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谣言为什么不缺受众

    谣言从来不是新鲜事。马克·吐温曾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技术的进步让谣言跑得更快、传得更远了。

    相关研究显示，微信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已超过6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微信中的联系人多是同事、朋友等平日里打过交道、联系较为紧密的人，当现实关系延伸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每一条转发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被再次转发扩散。《小龙虾是一种处理过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不吃》《肯德基的鸡都长着六个翅膀》《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这些看着眼熟的文章是不是曾经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出现过？在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类似已辟谣的文章达280148篇，而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举报处理总量达到21695437次。微信官方推出的公众号“谣言过滤器”将谣言分为七类，分别为失实报道、儿童走失、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科学常识、迷信。数据显示，2015年失实报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29%，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为食品安全（20%）与人身安全（12%）。《倒着输银行卡密码能自动报警》《长期喝豆浆会致乳腺癌》等入选年度十大谣言，举报次数最多的《微信朋友圈降权》达到了233210次。

    很多人疑惑，许多诸如“六个翅膀的鸡”等谣言明明漏洞百出，为何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甚至反复传播？在不少专家看来，网络推手和商业营销是部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猎奇心理是谣言传播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尹雪赓分析认为：“从传播规律来看，人们更关注新奇、颠覆常识的讯息，出于这样的心理，谣言也就更容易得到传播。”

    失实报道之所以能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主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满足了不少人的猎奇心理。此外，失实报道还符合部分网民的固有观念，因而更容易取信于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健指出，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中，网民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更容易强化原有观点，甚至倾向于有选择地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本来信念的讯息，而拒绝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

    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相关谣言一直是各大网络平台经久不衰的“牛皮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此类谣言正是抓住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和自身健康、财产人身安全相关的信息，公众往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追寻更深层的原因，管健分析了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她认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归因于害怕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从众心态和责任的分散、个人意念与逆反心态的外化投射等层面。管健说：“个体的知识储备和经验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越是不确定，就越会依赖别人。在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而是更多地去观察模仿他人的做法和观点，这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此外，从众与责任分散弱化了谣言传播的负罪感。”管健说，网络世界中，公众作为普通看客，常常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自己的判断、认识上也会慢慢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在群体活动中，很多人会持有责任分散的心理，觉得法不责众，因而更容易表现出有违社会规则的态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要求公众去辨别信息的真伪实际上很难做到，尤其是突发事件，公众急于想要了解事件真相及其进展，但又无法掌握一手材料、缺少专业判断能力。因此，辟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平台的共同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12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