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看水

                                  张 宏

 一个北方人，初到江南，对水多少有些惧怕。

街上的地面是湿漉漉的，屋里的被褥用手一摸，也有些莫名的潮意。在这个秋末，北方早已是艳阳高照，这里却到处被一层水的薄纱笼罩，像一个戴着纱巾的女人，怕风吹日晒弄粗了脸。 

但是，如果你住下了，就慢慢地体会到它的好，体会到它的造化。水，简直就是这里无所不在的魂魄。

你走在苏州的路上，会发现始终是被水包围着。   

在古城里，河道被大桥和小桥所连缀，与街道或平行或交错，使城市变成水的棋盘。条条水巷，岸边的石条，被河水浸润得不辨颜色，远远的就像一本本文字斑驳的古书叠摞着，河有多长，这书的岸就有多长。至于古老的护城河，据说从伍子胥在这里选址建了吴都，两千五百年来，就从未改变过它的波光粼粼的壮阔。   

在城外，车子不论是在高速路上疾驰，还是在乡野间的小路上盘桓，你一抬眼，就能看到水。有时是在苍瓦粉墙的农舍间闪出一片波光，更多的则是从你目光所及的辽远处，一直铺展到你的近前。或如沧海烟云，或如映空巨镜，横亘眼前，不管你的车开得多快，它总是不离你的视野。 

这是姑苏水给人的第一印象。  

可是，当你回过神来细细品味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又能看到不同的水。在古街的老屋，临窗而坐。当阳光从屋后的河面散漫地折射在房顶，手把着一杯茶，嗅着杯里的清香，你就开始更深地体会到这里的水。

当年白居易做苏州刺史，曾写下“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足见这里的葱茏与繁盛。但是这个自古以来的商贾云集之地，城外稻香鱼肥的沃野和市内万舻充塞的河道，没有一处不是被水所承载和滋润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劳作，使水在这儿变得温柔，它顺从地流进流出，带来满城的舞榭歌台和园林胜迹。逐渐的，这水的温柔也就浸润到人的气质里。姑苏人讲话的吴音，就如同评弹和昆曲，姑苏人接人待物的举止也少见粗俗，这不能不说是姑苏水的好处。  

人类历史上，水向来是文明的先决条件，姑苏之水不就是这样造化出了吴文明和吴文化?不能想象，没有姑苏的水，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姑苏水，也就没有了花窗照影的浪沧亭，没有了夏日临荷的拙政园，更没有了江枫渔火的《枫桥夜泊》。当然，首先是没有了“可以复衣天下”的丝锦之饶。据说，因为姑苏的桑树近水而植，其叶肥嫩，故苏丝极柔且高产，才用它织出了名冠天下的绸缎。网狮园边至今还在的清朝织造署旧址和苏州丝绸博物馆里精美绝伦的双面苏绣，就是姑苏之水物质和精神双重价值的佐证。   

水带来了富裕，也带来了灵气，带来了姑苏人灿烂与张扬的精神世界。就像姑苏水，可以给你泡出香喷喷的碧螺春，也可以给你酿出辣烈烈的三白酒。范仲淹、唐伯虎、文徵明、金圣叹、陆文夫，只要点一点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姑苏之水的灵性。

但姑苏水也有坎坷的时候。苏州北郊，有尚湖，静卧虞山南麓。这片水，相传由姜太公在此钓鱼而名，芦黄荻白、池杉挺翠的湖畔，还能找到当年的唐寅系舟处，山水间散落着曾孟朴、翁同和、黄公望、王石谷、瞿景淳，乃至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墓碑。凄凄芳草和茂茂青竹，掩不住后人凭吊的足迹。但在“人定胜天”的日子里，一湖碧波竟被抽干，“以粮为纲”，垦成农田。从此，干涸的秧田，应对着当空的烈日，这里的人也只能成为匍匐在地上的工具。   

“云本无心水自闲”，今天站在退耕还湖后的尚湖边，品味白居易写姑苏之水的这一句诗时，别有一番滋味。谁说云水无心?姑苏之水，在它的温柔里面，分明也还掺着一股执倔与刚韧!   

水与人，人与水，也许就是这么有意无意地相处着。但你来过苏州，对水，会有一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并且觉得这里，是天底下，人与水，水与人，浓情蜜意的一个所在。

最后一季豌豆

周大新

    在诸种庄稼中，我最喜欢豌豆。

    小时候，每到豌豆苗长得有筷子高时，娘总要让我拎个小篮，去豌豆地里掐一点豌豆叶回来，放在面条锅里当菜。一大锅面条有这一把豌豆叶，就显出一股青鲜之气，我们兄妹几个逢着吃这豌豆叶面条，都要呼噜呼噜吞个肚子滚圆。

    豌豆开花的时候，便是我们这些乡间孩子最快活的赏花日子。在诸种庄稼中，只有豌豆开起花来最好看。小麦花花朵太小，绿豆花颜色单调，玉米花香味太淡，唯有豌豆花又大又艳香味又好闻。豌豆花大部分是红色，也有紫色和白色相掺其间。红色中又分深红、浅红、粉红多种，一根豌豆蔓上常有几种颜色的花，一眼望去，真是五彩缤纷。因在豆蔓上的高度不等，豌豆花常分几层，看上去如楼阁相叠；又因豆蔓横爬在地的长度不同且互相纠结，花便分一簇一簇，瞧上去似花球相连。

    豌豆花常常是在一个早晨陡然大放，一地的花朵猛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浓浓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由不得人们不深深地呼吸，快活地揉着胸腹。我们这些平日无缘赏花，根本见不到大片玫瑰、月季的农家孩子，常被这大片的豌豆花激动得嗷嗷乱喊，总要绕着豌豆地四周的田埂边跑边叫：嗬，看那片！哟，看这片！

    豌豆角长出后，我们便要千方百计地去偷摘来解馋。豆粒没长成、豆角还扁还嫩时，我们便把豆角整个地塞到嘴里嚼，直嚼得满嘴青甜，绿汁直滴。待豆粒凸起还不老不硬时，我们便把豆荚小心地打开，凑到牙上用齿尖一捋，把那些青嫩的豆粒全捋进口中，又香又甜地吞咽。

    豆角将熟未熟时，大人们也常摘些到家，在锅里带荚一煮，让我们剥荚吃豆，这时候的豆粒已是十分筋道分外香了。待把豌豆收割下来拉到晒场上一打，我们便又可以吃到喷喷香的豌豆糕了。娘做的豌豆糕最好吃，她总把豌豆磨碎成面，用细箩箩过了，而后拌了香油、花椒、茴香、盐、蛋清和酵子等，搅成糊状，摊在笼屉上放锅里蒸，蒸出后用刀切成方块，让我们用筷子夹了吃，那种鲜味和香气让人吃了还想吃。

    经石碾碾压打净豆粒之后的干豌豆秧，除了可烧锅，还特别柔软好玩，我们常在豆秧上打闹翻滚游戏。遇到家里来客床不够睡时，娘便在地上铺厚厚一层豌豆秧，让我盖了被在上面睡。每当我躺在那柔软的透着香气的豌豆秧上时，总想起奶奶给我讲的那个神话故事：老天爷为了使自己造出的人能在世上活下来，便叫自己的几个儿女各变成一种可供人吃的庄稼。性情不好的长子变成了小麦，身上有芒；身高体胖的次子变成了苞谷，棒子特大；性情温顺、身子柔软的女儿变成了豌豆，所以豌豆全身没有一点坚硬刺人之处，而且通体溢着香气……

    因了这些，我对豌豆怀了特别的喜爱之情。

    去年初夏我回故乡探亲，当时正是豌豆长角的时节。到地头一见那久别了的青绿色的豆秧，我立时高兴地蹲下去抚摸它们，同时扭头问弟弟：“自己的责任田，为何不多种点豌豆？”不想弟弟沉了声答：“就这一亩我都不想种了，这是最后一季！”“为什么？”我一惊。“你看看，还有哪家在种豌豆？”他抬手朝四野一抡。我搭眼朝周围的田里望去，可不，到处种的都是麦子，自家的豌豆田是唯一的一块。“咋都不种了？”我很惊异。

    “这是低产庄稼，又怕大风，化肥又贵，种了根本赚不到钱！”弟弟瓮声瓮气说道，“加上如今人们的口味变了，都只愿吃麦面，不愿吃粗粮，收了豌豆卖给谁？”

    我“哦”了一声，很觉意外，不过细想之后又觉得这话有理。

    “怕是豌豆也要走大麦、荞麦、赤色豆的路了。”娘在一旁叹了一句。我听后心里一震。早先这地方每年都种的大麦、荞麦、赤色豆，这些年已基本上绝迹。从我记事到现在，不过几十年时间，就有三种庄稼不种了，难道我十分喜爱的豌豆也要步它们的后尘？

    “明年咱也不种了！”弟弟又决然地说。我不好再劝弟弟，眼看赚不了钱，继续种下去又有何益？也许，人类就是这样在对庄稼的比较和抛弃中前进的。祖先们当初大约是太饿了，选定的庄稼种类太多。如今，现代人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比较和选择，把好吃的、高产的、容易种的保留下去，把粗糙的、低产的、不易种的抛弃掉。然而这种抛弃是否对人类自己都有益？

    “豌豆这东西有时可做中药引子。”娘在一旁幽幽地说，“日后都不种了，用时去哪里找？”

    我长久地站在豌豆地头，望着那些青闪闪的生机勃勃的豌豆秧在心里思忖：它们就要在这块地上消失了，也许几百年之后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种过吃过豌豆，那时的孩子，更不会享受到我们童年时摘豌豆角解馋的乐趣……

（有删改）

长不大的小白马

豆春明

    他们，都挤在河边。像童话里说的一样，过了河，小白马就长大了，变成千里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版图，还在等着他们去开拓呢。不过有些人总是太调皮，过河后跑着跑着就变了样子。比如李白，跑到青崖间，成了一只白鹿。大多数人，还是跑成了马的样子。这里边，屈原就很不错，成了一匹烈马。他都六十多岁了，还痛苦和绝望得不得了，不肯苟活。《异苑》上说他“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马背上还有一匹马，我们拦都拦不住。

    他在前面，带了个好头。杜甫跟着，已经没劲了，还在跑。最后，累死在一条船上。还有些跑得特别快的，便成了奔马。性急的他们，总想赶在王朝日出或日落之前，多干点事情。可惜跑着跑着，突然就倒地不起。就像文天祥，还没活到五十岁。岳飞，四十不到。霍去病，才只有二十三……

    就这样，河边一直乱哄哄的，水花四溅。没人注意到，从绍兴出发的陆游困在了河里。河水很大，陆游拼命挣扎。八十五岁那年，水把他冲回岸边，像杜甫一样，他累极了。但他还是用尽力气，说了几句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不，鹤发童心，八十多岁的人还在做梦。在河里漂了那么多年，也没能让他成熟一点。比起杜甫们，他在这方面差得太远了。杜甫最后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文天祥临刑前说“尘沙黯淡路茫茫”“碧空长共暮云愁”，哪一句不是成熟男人说的话？就连李白，也叹息“中天摧兮力不济”。他的“小太白”称号，算是白叫了。骨子里，他仍是出发时的那匹小白马。

    曾经，陆游比任何人都渴望长大。按照童话里的布局，在成长的河边，他也碰到了红色的松鼠，棕色的牛，还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妈妈。出发前，他征求红色松鼠唐婉的意见。我过河好吗？他问，唐婉没说，呀，你别去，前些天我有个小伙伴才淹死了。她大概说的是，过不过你看着办，要紧的是我们在一起。

    陆游妈妈耳朵尖，听了很不爽。她本该说，孩子，你去试一试，不然，咋知道水深水浅呢？她是北宋名相唐翊的孙女，说那样的话才符合她的身份。陆游听了，说不定就能试出一个水浅的地方，过河长大了。但愤怒冲昏了她的头脑，她只想赶走那只红色的松鼠。事实上，她也做到了，赶走唐婉后，陆游妈妈就不能再干啥了。不只陆游不答应，历史也没给她机会。

    成长的河边，一下空旷起来。陆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困在河里后，他常常想起松鼠和妈妈。心里针扎一般，无数次差点沉到水底。

    唐婉再也没有回到河边。她在沈园和赵家两棵大树间跳来跳去。她找到了一个包容自己的丈夫，包容她继续爱着和思念陆游。在写完那首《钗头凤》不久，她便去世了，留给陆游一个红色的背影。

    至于妈妈，陆游一直不肯原谅。在近万首诗中，几乎没写到妈妈。八十二岁时的一天夜里，他想起妈妈，依然充满恨意：“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二十三岁，他与唐婉离别，从那时起就开始恨妈妈。二十七岁，他写下《钗头凤》。二十八岁，唐婉离世。直到八十四岁，他还在写：“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一生只爱这只松鼠，一生都恨那个妈妈，这样的小白马要长大，的确很困难。

    不得已，陆游继续漂流。那一年，他漂到四川，碰上了岸边的一头棕色的牛。不过不是牛伯伯，而是牛弟弟。范成大，比他小1岁。在南宋这样的小朝廷，千里马容易变成牛。把天下安危装在牛车上，让范成大们来拉。当时，四川属于前线，范成大们需要帮手。陆游问，可以过河吗？他自然说，咋不可以，水很浅的。然后急切地等着陆游过河上岸，和他们一起拉动牛车。

    哪知，水太深了，一点不浅。陆游才走几下，就差点被淹没。他不甘心：不自量力提建议，跳高一些；不顾影响醉酒，发狂一点。还是不行，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这个牛弟弟，毕竟没有牛伯伯的经验和眼光。

    在四川的几年，水越来越深。后来，连范成大也无法涉水而过。但陆游仍在努力，梦想过河后日行千里，去干大事。“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他这样对离职的范成大说。

    范成大离开四川后，陆游接着漂流。但是直到范成大去世，也没看到陆游过河上岸。

    也许，陆游不该从四川的水域过河。他需要换换地方，比如到虞允文那里。虞允文是南宋力气最大的一头牛，通过采石之战，硬是把南宋小朝廷拉到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他长陆游15岁，还知道哪个地方水浅，完全可以当个牛伯伯。做宰相后，他的确提拔了不少人。陆游当时正值壮年，正处在过河长大的关键时期。但牛伯伯虞允文并没有把他从河里捞上来。

    属于陆游的过河时光短暂而漫长。短暂，是对他而言；漫长，则是对我们而言，千百年来，我们不止一次想帮帮陆游，但手伸到半途，又缩了回来。一匹长不大的小白马，不正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试想一下，背着红色的粮袋，一匹白色的小马，每天都在为我们过河，我们多幸福。解开粮袋，里面是金色的麦子。血泪一粒，苦痛一粒，悲愤一粒。每一粒，都是从陆游的心田里长出来的。那可是救命的粮食 ， 救的是苦难的家国的性命。

    陆游死后，陆家的子孙一夜间长大了。在崖山一役中，孙子陆元廷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投海自尽。接下来别人家的也长大了：陈亮、文天祥、陆秀夫、顾炎武……

    小马天天过河，童话正在继续……

大敦煌

    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过武威、张掖、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凡一千一百余公里。一路西域风光，沧桑雄浑，美．不．胜．收． ， 而至敦煌则达到顶点。

    敦煌，一座总面积只有 3.1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8 万的蕞尔小城，就敢取这么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气魄。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尽管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说，“敦煌”一词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但是敦煌人宁愿相信古人的解释。

    就是这块土地，曾经连接起汉唐盛世与西域文明，手挽着长安城与波斯湾，见证了无尽的繁华与沧桑。在汉代，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在唐代，敦煌更是成为一座拥有 140 万人口的大城市，仅次于首都长安。现在，敦煌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显赫地位，规模也大大缩小，然而，历经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价值独特的敦煌文化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更是与日俱增。

    到达敦煌，暮色四合。深秋的敦煌格外清朗，夜晚的天空格外高蓝，明月洒下一地清辉。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晶亮的满天繁星，好像一天的星星都集中到这块天空了。城市不大， 但建设有序、干净整洁、规划整齐。汉唐的建筑，街头的飞天雕塑，满墙风动的壁画，让人怀疑是在历史与梦幻之中。

    一夜小雪，鸣沙山披上一层洁白的轻纱，空气像水洗过一样清爽。登上山顶，举目四望，那一道道沙峰如奔涌的波浪，气势磅礴。微风吹来，扑人心怀，爽人心肺，心胸顿觉空明。鸣沙山的沙粒有红、黄、绿、黑、白五色，当地人称它“五色神沙山”。登临此山， 听山与泉同振共鸣，犹如钟鼓管弦齐奏，令人动魄惊心。《后汉书·郡国志》引南朝《耆旧记》云：敦煌“山有鸣沙之异，水有悬泉之神”。

    被誉为天下沙漠第一泉的月牙泉，千百年来不为流沙而淹没，不因干旱而枯竭。茫茫

大漠中有此一泉，满目苍凉中有此一景，造化之神奇，令人心 ． 醉．神．迷．。月牙泉有版本众多的美丽传说，听导游说，月光下的月牙泉更美丽。最好在农历十五月圆之夜时来，露宿在鸣沙山才可以亲历那梦幻仙境般的意境。

    来敦煌不能不去瞻仰莫高窟。是的，是瞻仰，不是参观。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城东南25 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不断兴建，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洞窟门一打开，历史的味道迎面而来，栩栩如生的泥塑和壁画好像带你走进了历史。你仿佛可以看见千年前的画工巧匠们一点一点描绘、上色；可是那些泥塑的残破现状又告诉你时光已逝、光阴变换的事实。那些佛像用着千年不变的平静面对你，微微上扬的嘴角述说着乐观豁达。其实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你，还有千年的历史，那些进入盗宝的强盗，那些谦卑的祈福的平民。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走进敦煌研究院大门，一块条石上镌刻着的大字格外醒目，也格外锥心。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也许莫高窟现在还静静地沉睡在沙漠的怀中；或者，她在合适的时间被合适的人发现，也许能够受到更好的保护。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敦煌不再平静，从此敦煌在被掠夺、被肢解中走向世界，从此无数的学者为她皓．首．穷．经． ， 从此世界上产生了敦煌学。

    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中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掀起了一场敦煌大抢救运动。最先站出来的，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当他得知一批珍贵

的敦煌文物沦落到法国人伯希和之手后，当即报告学部，要求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投入到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去。更有人远涉重洋，到日本、到欧洲，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书卷。

    在保护和研究敦煌方面，贡献最大、最令人感动的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守护者。他们放弃内地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奔赴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敦煌保护事业。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付出和辛勤努力，敦煌才结束了无人看管的现状，走上了科学保护的道路。敦煌学研究也从无到有，从粗到精，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状况。

    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这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老人的郑重嘱托。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告慰这位老人：敦煌学已经回家了！

（取材于徐可的同名散文，有删节）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一些吃食，回到祖居的乡村老屋。站在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小院里，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小的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间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南窗前丁香的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回到屋里，架在大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沏上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利的寒风里，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我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提。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萝筛两边分流了。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们就像是社会大坐标的两极，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转眼间五月来了，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连一块巴掌大的裸露土地都看不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柳树，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得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屡圣洁的温柔，我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直到某一天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丝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见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我在读到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苛的龌龊惹烦了，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当然，每有一篇小说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是我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有删改）